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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困頓的假說與質疑

（一）“市場經濟”引發困頓的假說與質疑一些人試圖從市場經濟角度分析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滯后的問題，他們認為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的困頓與市場經濟大有關系。特別是在一個時期內，高校繼續教育產業化和市場化的呼聲很高，人們把高校繼續教育等同于“市場教育”，崇尚“利益至上”。許多高校都以國有企業改制的思路來“改造”繼續教育，在優化專業結構、量化課程體系、調整辦學方向等核心環節，均以擴大規模與提高效益為主線，利大大做、利小小做、無利不做的行為方式似乎已是慣例，并成為部分大學牟取利益的“有力”根據。更有甚者，在利益驅動下，高校繼續教育的市場競爭蛻變為利益競爭，為爭生源而互為對手、為高效益而無章收費、為擴大影響而虛假宣傳的事件時有發生。而領域內功利主義泛濫，又使高校繼續教育整體滯留在市場與利益的沖突之中，繼續教育的社會效益和長遠利益被忽視，以至于以人為教育之本還是以人為發展之本，推進社會發展還是滿足市場需求，提升人的素質還是提高人的學歷，這些問題成為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最為尷尬的難題。因而，雖然高校繼續教育已構建了包括成人高等學歷教育、現代遠程教育、社會培訓教育、證書考試教育、專業研究生教育等多樣化教育體系，但事實上迄今仍未能為轉型發展營造一個適宜的社會環境。粗看此論，似乎言之有據，然細究則疑點很多。從形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思想，到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論斷，再到確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的過程中，我國市場經濟建設的問題之多、阻力之強、困難之大是有目共睹的，而這個充滿變數的時期，卻恰恰是高校繼續教育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輝煌階段。同時，放眼世界，在發達國家市場經濟不但不是高校成人教育發展的阻力，反而是推進其發展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認為市場經濟是我國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困頓產生的原因，是否有些過于偏頗？

（二）“全面依托”致使困頓的假說與質疑有研究者認為，“全面依托”是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在過去很長時期內，高校繼續教育只是承擔了“學歷補償”的職能，并不是作為一種新型的國民教育體系而存在。因此，國家對這種“學歷補償教育”所設計的“全面依托”模式，就顯得主體性與長遠性不足，尤其是所設計的教育資源主要依托普通高等教育資源，培養目標要達到普通高等教育相同水平，教學力量由高等教育師資承擔、教學內容與普通高等教育相同等硬約束，帶有明顯的應時痕跡。應當肯定，這種對普通高等教育的簡單“全面依托”，對高校繼續教育的存續和傳播有著積極意義和實際作用，但卻使高校繼續教育成為一種既沒有獨立教育場所和師資隊伍，又沒有獨立教育資源和用人權的“皮包教育”，僅是一種教育載體而非教育實體。在這種語境下，高校繼續教育的轉型發展已不是本身所能決定的，而取決于系統外的其他因素。這種觀點確有可圈之處，但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建國以來，在當時高校辦學條件極端困難和辦學環境極其惡劣的情形下，高校繼續教育還能在這種“全面依托”的實施中，順利完成了由掃盲教育到專業教育、由專業教育到社會教育的多次轉型發展?，F在我國高校全面發展，辦學環境、教育資源、師資隊伍、學科建設、育人方式等一片大好形勢下，高校繼續教育在“全面依托”的慣性下，理應從學校獲得更大的支持、更多的資源，使之成為新一輪轉型發展的必要支撐。顯然，如果要把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困頓問題簡單歸結于“全面依托”，還有頗多的地方需要商榷。

二、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困頓的原因分析

從高校繼續教育的轉型設計與社會發展、轉型目標與文化使命、轉型行為與法制建設之間的關系中，尋找一個與所有事實最為接近的新認識，揭示轉型發展困頓的真正內在根源已如箭在弦。

（一）轉型設計與實踐探索相剝離進入新世紀后，高校繼續教育轉型設計與實踐探索相互剝離問題十分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轉型的頂層設計缺失。隨著高校繼續教育國家職能部門的教育部成人教育司的撤并，改革開放后建立起來的完善的高校成人教育政府職能體系隨之消失。政府對高校繼續教育的宏觀調控和統籌管理，主要體現在“將招生多少人、畢業多少人、計劃培訓多少人，要完成培訓計劃多少人”等具體量化指標設計上，而把轉型發展的戰略設計交給社會和市場。社會和市場只是作為一個集合概念而存在，并非社會實體，絕不可能承擔起高校繼續教育改革發展的調控與協調職能，以至轉型設計只是作為一種理念長期存在于紙面之上。二是實踐探索盲目。近年來，高校繼續教育的實踐探索可謂風生水起，每一所高校都制訂繼續教育發展規劃，但都是一些以本校需求為原點的自我設計，難以解答以下戰略性問題：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如何樹立自我個性的社會品牌，在新技術時代下傳統學歷教育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在推進社會發展與促進自身發展之間是否能夠找到協調之道？在社會大變遷的浪潮中是彰顯應有地位還是被邊緣化？把高校繼續教育轉型設計置于多重矛盾的拷問中，是繼續教育產業化的遺癥。新世紀之初，我國“教育產業化”甚囂塵上。一些人挪用市場經濟理論，認為繼續教育尤其是高校繼續教育，通過市場經濟的杠桿作用，在以教育成本分攤為主導的機制運行過程中，可以實現對現有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有利于高校繼續教育資源的流動與增長。由此，關于高校繼續教育應由市場和社會主導的言論盛極一時。一些人則片面運用國有企業改制的思路來“改造”高校繼續教育，目標管理、自負盈虧、效益優先等功利性辦學活動空前火熱，而基于高校繼續教育使命與責任的轉型設計則無人問津。盡管目前這種狀況有所好轉，國家也重新承擔起轉型設計的責任，但積重難返，這又將是一個充滿變數與反復的艱難過程。

（二）轉型目標與文化使命相徑庭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的源泉是文化發展，但它的轉型目標卻常與所肩負的文化使命失之交臂，甚至大相徑庭。只要分析大多高校的繼續教育發展規劃，就會發現“真金白銀”已赫然成為轉型發展的首要目標，細致而堅決地規定了學歷教育、社會培訓、自考助學、遠程教育的高額創收任務，有的高校甚至連成人教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教育都下達了不等的創收指標。而對于如何改善辦學環境、提升辦學質量、增長核心競爭力、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等要害環節，大多描述簡單，甚至一筆帶過，至于如何履行傳承文化、推進文化、發展文化的歷史使命，則表現出整體性緘默。不難想象，在浮躁而單一的市場逐利的環境下，要完成創收指標，高校繼續教育須付出何等艱辛的努力，而由此所產生的惡性競爭、無序發展、功利辦學、行政壟斷等惡果，對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將帶來巨大阻礙。當然，這里有體制的原因，包括政府和學校過多的干預，高校繼續教育缺乏自主性；繼續教育資源在校際之間和校內分配不公平等。但深究其原因，傳統文化失憶當是主因之一，但凡此種種問題，莫不與文化缺失有關。放眼中國古代文明，傳統文化教育以養成君子為教育目標，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養國子以道”，通過知識傳授、道德教育、禮樂熏陶，從學識、道德和藝術入手，進行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的培養，力求學生人格的完善。在教育過程中，堅持“教學相長”的原則，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順乎學生的稟賦而予以提升。這些中國文化教育的實踐和理想，可以說是現代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的靈魂，失去這種文化的滋養，高校繼續教育轉型必定淪為不倫不類的企業轉型摹版。

（三）轉型行為與法制建設相脫離高校繼續教育的轉型行為往往游離在社會法制建設體系之外，國家多以“規定”、“決定”、“意見”、“細則”、“政策”等形式來指導轉型發展。在一段時期內，國家關于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的政策與方針出臺的密度與強度可謂世之罕見，對轉型發展所產生的巨大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我國法制社會不斷完善與發展的今天，與法律的長效性、強制性、普適性相比較，政策的時效性、狹隘性、局限性的軟肋也不斷顯現。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缺少了法律法規的剛性支撐，國家相關政策的針對性泛化、權威性弱化、實用性虛化的現象就難以遏制，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的一些重大舉措出臺就像“空中閣樓”，一些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的解決就如“緣木求魚”。致使高校繼續教育轉型行為既難以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與有力支持，又在國家和各級政府的教育發展戰略框架之外徊徘，處于兩難窘境。這種狀態是高校繼續教育運動化的必然因果。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高校成人專業化教育以及改革開放之初的高校成人學歷補償教育，實質上都是高校繼續教育運動化的現實表象。勿庸置疑，運動化在客觀上確實擴大了高校繼續教育規模，提高了高校繼續教育的社會影響，但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在“路徑依賴”的閉鎖效應下，政府和社會不再把高校繼續教育作為一種規范化的國民教育體系來對待，而把它作為一種可變的、可代替的，甚至可有可無的政治化運動。在那種“既為運動何需法律”已成社會慣性思維的大環境下，高校繼續教育轉型行為與社會法制建設相分離也就在所難免了。

三、啟示

深刻反思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困頓的原因，在帶來深刻教訓的同時，也帶來了有益啟迪，促使我們對過去一些傳統理念和習慣行為進行理性的批判與重構。

（一）從“成才”轉向“成人”是轉型發展的認識論基礎倡導從“成才”轉向“成人”，就是要吸取以往“由于指導思想不明，造成轉型發展目標迷惘”的教訓，為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奠定認知論基礎。它既是對“成人”與“成才”誰為轉型發展主導的重新審定，又申明了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的目標決不僅僅是讓“人”獲得某種技能、某些知識和某類文憑，而是對“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方法論的全面變革。其中，把“學會做人、學會做事、學會學習”的“成人”概念，貫穿于轉型發展的全過程，覆蓋轉型發展的全方面。這就要求在轉型發展過程中，在高校繼續教育領域內樹立鮮明的“成人”主體意識，放棄以往片面性的“使人成才”認識與方式，向全社會曉喻“認識成人、了解成人、關愛成人”是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的邏輯起點，“促人成長、使人成才、助人成功”是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的行進空間。在孔子關于“若藏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成人”教育思想的映照下，把曾經由于片面推行“成才”認識而引發的應試教育、功利教育、文憑教育、閉鎖教育，轉變為彰顯“成人”特質的素質教育、探究教育、創新教育、開放教育。進而把那些思維陳舊、心理封閉的人轉變為思想開放和人格健全的人；把那些崇尚“官本位”、庸俗關系的人轉變為有道德和有修養的人；把那些重德輕能、重道輕器的人轉變為德能兼備和博學精業的人；把那些視野狹窄、固步自封的人轉變為敢于創新和勇于探索的人；把那些醉心功利、唯利是圖的人轉變為富有理想和不計得失的人。誠然，這種轉型主題的變遷，決非一蹴而就，必定有一個自我反思與自我跨越的曲折過程，甚至是一個反復變化的過程，需要引起高校乃至全社會的高度重視。

（二）從“教育”歸向“文化”是轉型發展的方法論選擇從“教育”歸向“文化”源于“因轉型發展的視野狹窄，導致轉型發展路徑不暢”的教訓和啟示。依據《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于“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訴求，細檢高校歷史文化脈絡以及高校繼續教育特別是成人高等學歷教育的發展，不僅是教書育人、學術積累的歷史，更是一部文化進步、文明傳承的歷史，是中國千年書院文化的積淀與承繼，承載著“造就大批文化精英、傳承和發展優良文化”的雙重使命與責任。這些不僅是高校繼續教育立身之本，還是自我轉型發展的方法論選擇。而在一個時期內，許多高?？偸菑睦^續教育本身去尋找轉型發展的路徑與方法，很少從高校繼續教育與文化血脈的視閾探索和發現新的思路與新的方向，以至在對應“轉型發展的取向何方”、“轉型發展的路徑何在”、“轉型發展的方式為何”等現實問題時，無法給予充滿正能量的應答，更不要說提出富有引領意義的實踐指南了，只能“就教育論教育”，甚至套用其他觀念“自圓其說”，致使轉型發展的路徑淤塞?？梢哉f，從“教育”歸向“文化”，是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路徑的方法抉擇。這就吁求高校繼續教育在轉型發展過程中，應注重“文化”的力量與作用。一方面，要有“以文化轉型發展為魂”的堅定信念。高度重視文化在推動轉型發展中的深層價值依托和強大精神動力，順應歷史潮流，不斷引入科技、知識、技能和信息在內的各種文化因素，為轉型發展積累厚實的文化貯備，提升轉型水平與層次，達到以文化傳承推進轉型發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要有“以文化為轉型發展之徑”的堅守。反對功利性學習，強調人格培養；張揚獨立的人文精神，反對抱殘守缺、食古不化；提倡開門辦學，形成尊重科學，尊重知識的風尚；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營造尊師愛生的學風；提倡學術創新，兼收百家之長，為現代文化發展創造新的文化元素，讓轉型發展的時代人文精神高揚。

（三）從“政策”邁向“法律”是轉型發展的要求呼吁從“政策”跨向“法律”，來自于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實踐中最為沉重和最為沉痛的教訓。這是對中國高校繼續教育法制的吁求，是對高校繼續教育現時與未來“依法辦學”的亟切期盼。回首中國成人教育“一波五折”的實踐歷程，每一次波折無不暴露出“無法可依”的窘厄。而高校繼續教育作為中國成人教育的中堅力量，更感受尤深。盡管數十年來，國家和中央政府為高校繼續教育（主要是成人高等學歷教育）制定了大量政策制度，但由于這些政策制度大多產生于計劃經濟或“后計劃經濟”時期，隨著社會與經濟的轉型發展，其中的絕大多數已淡出人們的視閾。而那些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規，甚至政策、制度、方針等卻沒有相應跟進，以至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陷入既無章可循又無法可依的囿境。這種“呼喚與期盼”，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是“革故鼎新”。細檢建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高校繼續教育的相關政策、方針和制度，選出那些具有實效性、基礎性、戰略性的文獻，在經過必要的現代化修繕之后，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作為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的法制基礎。二是“萬象更新”。制訂一系列法律，包括轉型發展必須的基本法和與之配套的法規，保障轉型發展的教育管理、運行機制、教育資源投入等一系列法律與法規體系，替換或填補高校繼續教育現有法律與制度體系的空白，徹底改變相關法制體系與社會經濟發展不適應的狀態，讓新型法律制度體系為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實踐保駕護航。

作者：曾青云許伶軍單位：江西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江西科技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