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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數民族文學對漢族文學的影響

少數民族作家不僅用漢語進行創作，更重要的是在其作品中滲透了濃厚的民族色彩，并以此對漢族文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古代文學中，元雜劇堪稱“一代之文學”，在元代羅宗信的《中原音韻•序》里就已經把“大元樂府”和唐詩、宋詞相提并論。元雜劇是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直接影響之下形成的，較之以滑稽取笑為主的漢族參軍戲或宋雜劇已發生了質的變化。元雜劇的北曲，是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音樂與中原民間謠曲和唐宋燕樂融合而形成的一種新興俗樂。明代張琦在《衡曲麈譚》中指出：“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樂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元雜劇還吸收了許多北方少數民族的俚曲，如陶宗儀《輟耕錄》收錄元曲中的少數民族曲調有哈叭兒圖、哈兒火失哈赤、伉里、馬黑某當當、清泉當當等，《太和正音譜》《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詞林摘艷》等書也都收錄了元曲中的少數民族曲調，如胡十八、阿納忽、唐古歹、古都白、阿忽金、喬木查等。有學者曾據《中原音韻》等對元曲335支曲牌做過統計，出于唐宋詞、諸宮調及大曲的僅占五分之二，其余大部分來自北方少數民族和北方漢族民間歌曲。元雜劇使用的樂器也多出自漠北、西域等少數民族地區。王驥德的《曲律》認為：“元時北虜達達所用樂器，如箏、蓁、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其所彈之曲，亦與漢人不同。”因此，北曲形成了“以遒勁為主”的獨特的音樂風格，這種音樂風格顯然與舒緩的傳統雅樂不同，具有鮮明的異域民族色彩。徐渭的《南詞敘錄》認為：“聽北曲使人神氣鷹揚，毛發灑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謂‘其聲噍殺以立怨’是已；南曲則紆徐綿眇，流麗婉轉，使人飄飄然喪其所守而不自覺，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是已。”可見，北雜劇剛健、質樸的藝術風格迥異于南戲的溫柔、委婉。在現當代文學中，滿族作家老舍的作品在“題材、風格、手法、韻味等各個方面都呈現出有別于漢族與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氣象”，尤其是《茶館》和《正紅旗下》體現了明顯的滿族文化特色，不但成為中國現代文壇的杰作，而且也得到世界文壇的認可。《茶館》被西方權威評論家稱為“東方舞臺的奇跡”，日本戲劇界著名人士說它“堪稱世界第一流而無愧”。苗族作家沈從文曾說自己“苗里苗氣”，并明確表示：“苗人所受的苦實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們說話，且為他們長久以來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凌宇指出：“在中國文學史上，沈從文是一位具有自覺的少數民族意識的作家……沈從文作品浸透傷感的傾訴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為人理解的千年孤獨……一種湘西土著民族不為外部世界理解，強烈渴求被接納、認同的悲愴之音。”朱光潛認為，沈從文“不僅唱出了少數民族的心聲，也唱出了舊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沈從文筆下的“邊城”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而且已成為一個文化概念。

二、少數民族文學是漢族文學的必要補充

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文學較之西方文學在神話、史詩和長篇敘事詩等文學形式方面相形見絀，這種觀念顯然是由于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缺乏了解。英雄敘事詩，又稱英雄史詩，一般均為宏篇巨制，堪稱民族的百科全書或形象化的歷史。在少數民族文學中，英雄史詩非常發達。據不完全統計，建國以后出版的各民族英雄史詩有：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格斯爾町汗》《紅色勇士巖諾干》《智勇王子希熱周》《烏赫勒貴滅魔記》《阿拉擔嘎魯》、哈薩克族的《黑薩》《阿勒帕米斯》《胡布蘭德》《哈木巴爾》《英雄塔爾根》、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考交加什》《英雄托什吐克》《庫爾曼列克》《艾爾塔比勒迪》、維吾爾族的《烏古斯傳》、彝族的《梅葛》、納西族的《黑白之戰》《哈斯戰爭》、傣族的《厘俸》《相勐》《蘭嘎西貿》《粘響》、赫哲族的《伊瑪堪》，鄂倫春族的《摩蘇昆》等。其余在民間流傳，尚未整理的英雄史詩更是不計其數。在這些英雄史詩中，收藏于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的維吾爾族英雄史詩《烏古斯傳》，最早抄本約出現于15世紀，是現存最古老的英雄史詩。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古族的《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等3部史詩被列入世界英雄史詩之列。尤其是《格薩爾王傳》，有100多萬行之多，世界聞名的史詩如《伊利亞特》（15693行）、《奧德賽》（12000行）、《羅摩衍那》（48000行）、《摩訶婆羅多》（214000行），都無法望其項背。因此，《格薩爾王傳》不僅是我國最長的一部史詩，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中國少數民族神話極為豐富。谷德明編《中國少數民族神話》是迄今收集少數民族散文體神話作品最完備的集子，共收入滿族、朝鮮族、蒙古族等46個民族的神話166篇。有影響的神話作品有彝族的《阿細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納西族的《創世紀》、白族的《創世紀》、瑤族的《密洛陀》、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來》、苗族的《苗族史詩》《苗族古歌》、哈尼族的《奧色蜜色》、佤族的《西岡里》等。其中大部分神話作品，通過豐富奇特的想象，敘述了原始人類對人類起源、自然萬物生成、民族起源等的認識和解釋。也許正是因為看到了少數民族族神話的豐富性，所以袁珂認為：“中國神話雖然是以漢族的神話為主，但少數民族豐富多彩的神話傳說，自然也應包括在中國神話的領域以內。”民說敘事長詩，又稱“故事詩”或“詩體故事”，是故事性的韻文作品。少數民族民間敘事長詩可謂數量眾多，源遠流長。僅建國以來收集、整理出版的著名作品就有：彝族的《阿詩瑪》，傣族的《召樹屯與蝻木蠟娜》《俄并與桑洛》《線秀》、傈僳族的《重逢調》、蒙古族的《達那巴拉》《陶克陶之歌》《嘎達梅林》、壯族的《達穩之歌》《達備之歌》《特華之歌》《馬骨胡之歌》、苗族的《仰阿莎》《張秀眉之歌》、白族的《青姑娘》、土家族的《錦雞》、裕固族的《黃黛琛》、土族的《拉仁布與且門索》、回族的《馬五哥與尕豆妹》、東鄉族的《米拉尕黑》、維吾爾族的《艾里甫與賽乃姆》、哈薩克族的《薩里哈與薩蔓》等。不僅如此，建國以后，少數民族詩人還繼續進行敘事長詩的創作，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來，少數民族敘事長詩就有30多部，如曉雪（白族）的《大黑天神》、汪玉良（東鄉族）的《米拉尕黑》、戈阿干（納西族）的《格拉茨姆》、金哲（朝鮮族）的《晨星傳》、其木德道爾吉（蒙古族）的《英雄格斯爾可汗》（續集）等。這些長詩不但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色，而且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此外，少數民族的民間傳說不僅豐富了中國文學，甚至對世界文學也產生了影響。

宋代洪邁認為，唐人小說“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明代桃源居士也說：“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獨詩律與小說，稱絕代之奇。”可見，在古人的心目中，已將唐代小說與詩歌并稱為一代文學的代表。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啟明清的志怪小說，魯迅認為這部書可與唐代的傳奇小說“并驅爭先”，紀昀甚至認為該書“自唐以來，推為小說之翹楚”。《酉陽雜俎》成書于公元9世紀，其中《葉限》一篇描述了孤女受后母虐待的故事，周作人認為它“在世界童話中屬灰娘（即灰姑娘）式……此篇應推首唱也”。到了19世紀，德國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話集》一書中亦有同類故事，后人將此類故事統稱為“灰姑娘的故事”。1982年，愛林•路易重新英譯改寫段氏引文，恢復灰姑娘名稱為“葉限”，并將書名定為《葉限》。其中的插圖引用美國《學校圖書館雜志》的廣告評語：“中國葉限故事是歐洲著名的灰姑娘故事的基礎，西方人知道這個故事，至少比中國人晚了一千年。”《葉限》是段成式貶官嶺南時所作，直接取材于壯族民間傳說“達架和達侖的故事”，所以有的專家認為“‘灰姑娘’本是中華壯家女”，并且指出：“達架和達侖的故事這份民族特色濃郁的資料彌足珍貴，她為‘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研究投進了一道強光”。可見，《葉限》無疑是世界范圍內“灰姑娘”童話的發端之作。

三、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展望

新中國成立后，在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關懷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1958年，“少數民族文學”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大批少數民族作家成長起來，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學史也得以出版。粉碎“”以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1978年我國召開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教材編寫及學術討論會，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1979年6月，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成立。1980年，我國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接著創辦了全國性刊物《民族文學》，并建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出版研究季刊《民族文學研究》。

1981年我國設立了“駿馬獎”，它與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兒童文學獎并列中國四大國家級文學獎，參選者均為少數民族作家，并鼓勵作家用本民族語言創作。為獎勵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而設立的國家級獎項在國際上并不多見。著名彝族詩人吉狄馬加認為：“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考慮到了少數民族文字創作的作品，這種母語創作作品的客觀實際，尤其是政府非常重視少數民族的語言，非常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那么從這個角度而言，設立少數民族‘駿馬獎’，在很大程度上也彌補了對少數民族母語創作的作品進行直接評獎的空白。”1984年，國務院辦公廳批轉了國家民委關于搶救民族古籍的請示報告，大力推動了民族文學遺產的收集、整理和翻譯工作。到1994年底，全國19個省、自治區搶救收集的少數民族古籍書目大約12萬余種（件），已整理11萬余種（部、件），大部分為文學資料。人們往往習慣根據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情況來判斷世界文學的發展狀況。從諾貝爾文學獎設立以來，獲獎者絕大多數是歐美作家。從1901年至1980年80年間，只有6位非歐美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即：印度的泰戈爾（1913年）、智利的阿加列夫•米斯特拉爾（1945年）、危地馬拉的米格爾•阿斯圖里亞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的巴勃魯•聶魯達（1971年）、澳大利亞的帕特里克•懷特（1973年），而非洲沒有一位獲獎者。從1981年至1999年19年間，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中競有7位非歐美作家，即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1982年）、尼日利亞的沃萊•索因卡（1986年）、埃及的納吉布•馬夫茲（1988年）、墨西哥的奧克塔維奧•帕斯（1990年）、南非的內丁•戈迪默（1991年）、圣盧西亞的德里克•沃爾科（1992年）、日本的大江健三郎（1994年）。從2000年至2012年12年間，已經出現了6位非歐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即：法籍華人高行健（2000年）、印度裔英國作家維•蘇•奈保爾（2001年）、南非的庫切（2003年）、土耳其的奧爾罕•帕穆克（2006年）、秘魯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2010年）、中國的莫言（2012年），這一變化趨勢似乎越來越印證了魯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進入21世紀，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面臨走向世界的最好機遇和挑戰。正如蒙古族詩人包明德所說：“開掘文學的本土資源，整合中國各個民族的文學和文化，科學地總結從古到今各個民族文學互相影響、互相吸納、互相回饋、互相整合這樣一個問題，是我們當前一個重大的課題，也有很廣的社會意義、時代意義、政治意義。

作者：蔣娜單位：西南大學民族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