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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10期

摘要：

德教發源于抗日戰爭期間的潮汕地區，后遠傳港澳及東南亞各國，逐漸成為新興的世界性華人宗教。在目前“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蓬勃興起的背景下，德教因在東南亞社會體系中具有得天獨厚的文化、經濟優勢，必將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重要關注對象和研究對象。

關鍵詞：

德教；海上絲綢之路；東南亞；華僑；文化

廣東潮汕地區是全國著名的僑鄉，潮汕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所涵養形成的潮汕文化隨著一批批潮汕人走出國門傳向東南亞。華人的生活方式及精神狀態因其長期在海外漂泊、遷徙而有了極大的轉變。但潮汕文化中“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傳統思想為其外延式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來自于潮汕的華人并沒有從根本上放棄中國傳統文化，反而能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吸收外來思想文化，加以融合，不斷創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華僑文化。這里面就包括源自中華文化土壤并在海外得到發展的多種宗教，德教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為一個發端于潮汕，發展于港澳臺及東南亞，而后又傳回大陸的具有中華文化基因的宗教，德教不僅在弘揚潮汕文化方面占據重要位置，而且在“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也扮演著獨特的角色。

一、德教的歷史發展緣由

潮汕地區素來有重視慈善的社會傳統。有清以來粵閩一帶善堂廣布，慈善文化在廣東有著較好的群眾基礎。德教始自1939年①，當時三位村人宣稱通過降神術得到了神仙的諭，命他們以“立善積德”為宗旨創立德教拯救世人。此時潮陽縣城西面和平英西港村（紫香閣）已具備較為完整的早期德教鸞壇形式。三位村人便以此為據點，奉乩諭四處揚教，先在潮陽縣城棉城建立紫清閣之雛形，后由棉城將德教傳播到了當時潮汕地區的中心———汕頭市。德教以汕頭市區為輻射中心，向周邊的商業城鎮不斷擴散，不出10年，澄海縣城、潮安庵埠、潮陽達濠等地百姓均以信奉德教為正道。這都離不開馬貴德、李懷德這兩位德教早期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二人在汕頭市區及其周邊城鎮鄉村頻繁活動，對德教組織的構建與發展促進頗多。［1］107-108然而德教在中國第一次產生較大規模的影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當時日軍瘋狂侵略我國，1938年6月攻占南澳，兩年間先后攻占汕頭、潮安、澄海及潮陽，并且多次侵犯惠來、普寧和揭陽地區。潮汕地區水陸交通堵塞，自然災害頻發，農業生產秩序破壞嚴重，造成糧食奇缺、米價高漲，涌現大批饑民，亟待施振。［2］馬、李二人根據師尊“末劫當頭，生靈涂炭，惟有行善積德，方能度己度人”［3］219的乩訓，為饑寒交迫的人們贈藥施醫、賑災恤難、救濟百姓，大批民眾被德教吸引，信徒不斷增加，“終年而名播鄰縣，奠定德教復興之基礎”。德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興起，而后傳入中國香港、泰國、越南和菲律賓等東南亞一帶，目前亦遠傳日本、美洲。1947年東南亞第一個德教會閣紫辰閣在曼谷創立，為東南亞德教傳播之始①。日本德教會乃于1968年創建于神戶（Kobe），取名“日本德教會紫瀛閣”。而在美國三藩市，一華裔商人受乩諭后建立“紫根閣”。［4］目前新馬各地的德教會共27閣，其中“紫”閣18閣，“濟”閣9閣。各閣分工明確又各自獨立，以扶鸞、乩示［5］42-51為主要祈神儀式，規模日益龐大。隨著德教的影響在世界范圍內不斷增加，德教團體自1989年起每隔3年舉行一次“德教環球大會鸞”②，成為全球德教群體切磋乩理、發揚德教的重要平臺。2007年世界德教圓融聯誼會改名為世界德教總會，負責全世界德教會的溝通聯絡工作。德教各閣組織嚴密，常年閣友大會為其最高機構，選舉產生正閣長、署理閣長、副閣長各一名。其他董事職務也皆由選舉產生（見圖1）。力求在“崇奉德德社諸仙尊之碩德偉績”的基礎上，通過科學現代的科層化組織管理模式提升德教道德教育與慈善工作的效率。德教經典為《心典》，傳說為1942年汕頭“紫和閣”閣主受玄旻高上帝關羽的赦令降筆揮沙而成［7］，是維系德教諸多分會的重要紐帶。德教教義善于吸收各種中國傳統教派的精華。除了儒釋道三教的教義、禮儀外，伊斯蘭教、基督教的教祖也被奉為崇祀對象。德教遵奉五教教主是因為“孔子推崇的思想”、“釋迦推崇的慈悲”、“道家推崇的貫德”、“基督推崇的博愛”、“默罕默德推崇的慈恕”，這些都包含在德教的教義中。［8］也正因為如此，德教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和普適性。但是受語言及外來文化背景因素的限制，德教只在東南亞華人中流行，新馬一帶德教會會員甚至全以潮人或潮人后裔為主，帶有較強的地緣性。不過近年來隨著德教影響的進一步擴大，語言障礙已逐步解決。自2006年起長期用潮州放眼誦讀的乩文改用廣府話念讀；2007年德教新增《南屏古佛道濟天尊二十句真言》亦使用普通話進行誦讀。［9］德教正在逐步完善，努力成為全球性的華人宗教。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德教的國際環境、經濟基礎、政治格局、文化面貌、觀念形態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外宗教力量在中國的活動開始加強，東南亞德教在這個時候也開始到中國大陸的尋根活動。1996年德教組建“德教尋源史源研究座談委員會”，力求“促進德業回歸華夏，復興圣業于中原”；1998年“德教尋根委員會”尋訪德教發源地南昌紫金純陽道壇，［10］興建佛殿、濟閣。歷經30年，海外德教團體已在中國大陸開展逾20個與德教有關的項目；積極開展對大陸的文化交流、慈善捐助等活動，如1998年向南昌市捐助抗洪救災款項40余萬元、2000年在潮州設紫玄閣等。［11］這顯示了德教心系故鄉，與中華文化密不可分的關系。德教是海外華僑文化與中華傳統文化融合創新的典型產物，如今已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地區文化交往的重要紐帶之一。

二、德教在海上絲綢之路構建中的文化貢獻

2013年10月，在出訪東盟國家時提出，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發展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大幕徐徐拉開，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將進一步加強，對促進區域繁榮；構建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推動全球文明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德教迎來了重要的歷史機遇，將成為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往的重要文化紐帶。

（一）德教推動了東南亞華人慈善事業的發展

德教走向海外的時期，恰逢中國人民移民東南亞的高峰期。作為一個外來宗教，德教不斷地積極調整自身以適應異質的社會。而投身慈善社會事業毫無疑問是最有效的融合方式。因此，德教發揮了“五教同宗”包容精神，選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樂于慈善的典型代表濟顛和尚（濟公）作為其救世濟慈的精神依托。根據濟公所具有的“兼濟天下”且主動為世人排憂解難的特點，德教發展出了“以德化民”“濟世扶危”的基本教義，［12］逐漸成為凝聚華人力量、振興傳統道德、宣揚慈善理念、加強與當地人民交流溝通、增進國家友誼的東南亞重要宗教組織。德教的賑慈方式多種多樣，主要體現在四大方面：1、宗教法會德教經常舉行大型盂蘭超幽法會，并在法會后進行大型的賑濟活動。如泰國合艾德教會紫南閣每年農歷七月初十左右，舉行常年盂蘭勝會，恭請慈善寺方丈仁豪大師主持，啟設道場，安置佛座，禮佛誦經，普度十方水陸無依孤魂，有施放瑜焰口與普施甘露等儀式，法會后布施分贈百米與食用品4000多份給貧苦者，另前往慈善機構布施善款。［13］此外，德教團體每隔三年便會選址舉行“德教環球大會鸞”，借以互相砥礪切磋道理、研究乩禮及發揚德教。［14］2、建閣修殿德教樂于興建新閣以作宣教之用，且善于與不同的宗教組織合作，提高捐建規模。如在中國香港地區，香港德教總會（主要以紫靖閣為主）與德善社、普慶念佛堂、元清閣、玉霞閣、慈云閣等當地宗教組織關系密切，常常共商捐建事宜。［15］又如，德教積極參與大陸廣東省濟公殿的籌建，由德教紫真閣主導，先后建設主殿、鐘鼓樓、登山石階、休息廳、宿舍、衛生間等，全部建筑費用為人民幣500多萬元，均由華僑所捐；2001年2月24日的節揭幕儀式上，來自新、馬、泰及中國大陸、中國香港的德教成員們匯聚一堂，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場面十分壯觀。［16］2013年12月24日，占地4.8萬平方英尺的世界最大德教會馬來西亞紫靄閣建成，進一步提升了德教的宗教影響力。［17］正如鄭志明教授所述：“德教介于傳統宗教與新興宗教之間，繼承華人神道設教的信仰宗旨，融合了儒釋道的精神教養，積極發揚民間信仰的濟世善行。”［18］3373、建校送書與許多民間宗教一樣，德教積極營建學校，通過提高當地的教育文化水平傳播自身的教義。同時，各閣紛紛出版善書以布道揚教，這是德教在東南亞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如20世紀40年代后半葉，香港德教總會便組織當地富商官紳，出資籌建了第一所“香港德教總會德教學校”，位于香港德輔道西294號德教會內，［19］教授中小學課程；目前有諸多照片存世，如1966年刊行的《香港德教紫靖閣特刊》中便收錄有該校第十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懇親會等照片，十分珍貴。［20］47-481960年代紫香閣也在石澳創辦學校，強調“遵師指示，專收貧童”［20］195，為香港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泰國德教會在1994年亦捐獻100萬泰銖以支援華僑崇圣大學的建設，推動了泰國的華人高等教育發展。德教長期致力于印送善書、廣結善緣的活動。被譽為海外德教會創立功臣的馬貴德早在1949年便著有《德教概說與講述》一書，［21］分予新加坡住民，擴大了德教在當地的影響，而后諸多德教會相繼模仿此舉。如香港德教會1955年重印《關帝明圣經注》；1976年印《呂祖注講金剛心經》；1979年重印《道濟略傳》；1990年重印《呂祖全書》上下冊及《道濟略傳》《清凈經白話解說》《雨華集》等；［22］570泰國德教會也會定期出版《紫氣神光》系列叢書以弘揚德教精神。近年來，隨著印刷水平的不斷提升，德教善書印務逐年增多，有力地傳播了德教文化。4、贈醫助藥贈醫助藥是德教最主要的慈善模式之一，早期即有“師圣臨駕，除落馬詩，或指示閣務外，較少文字因緣，多以救災恤貧，施醫為主”［23］。各德教會積極幫助當地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協助當地政府抵御自然災害。如位于馬來西亞吉隆坡的紫芳閣，除應有的祭壇外，兩側均有放置各類藥品的置物架，供當地居民就診得藥，年均支出在萬元以上（見表1）；1980年香港紫靖閣首設西醫診療所，配合中西醫療善務，經過10年精心運營，到1990年累計救助患者2萬余人；紫香閣則義務發放“萬應紫香茶”，供市民在夏日祛暑調養。［22］568-569又如泰國世覺善堂在1981年成立“德教增醫處”，專門負責泰國德教會的義診贈醫工作；1992年9月4日又在北欖府直憲市區，成立完全免費的德教贈醫處北欖分處，1996年捐獻120萬泰銖，幫助泰國衛生部下轄律信醫院新建24層的“干乍那披邑”醫務大樓。［18］332可以說，德教在東南亞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已遠遠超越了宗教組織這樣一個單純的概念，德教已不單單是東南亞華人重要的精神寄托，還承擔了當地的一部分社會救濟義務。這不僅加強了華人群體在東南亞地區的凝聚力，而且還消除了本地土著及馬來人種對當地華人的陌生、敵對感，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留下了中華樂善好施文化的深深烙印，成為了東南亞地區文化共識形成的重要推動力。

（二）德教是中國與東南亞地區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

中華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賦予了中華民族強大的生命力、無限的創造力以及極強的凝聚力，是激勵中華兒女幾千年來不斷克服艱難險阻、戰勝內憂外患、創造美好未來的強大精神力量，具有極強的普適性和包容性，適合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推廣，同時也能吸收到來自其他文化的精華，從而能夠不斷進步、與時俱進。德教作為由中華文化孕育出的宗教，對擴大中華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面和影響力，將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首先，德教促進了“潮學”的發展及潮汕文化的海外傳播。1993年國際知名學者饒宗頤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積極推動召開“國際潮州學研討會”，此后“潮學”研究蓬勃興起。其中就包括歷代先賢對潮汕地區長期社會歷史文化的探討以及對潮汕地方文獻的整理研究。［25］“上善若水、義利并重、挑戰權威、敬神樂生、人情至上”［26］的潮汕精神得到很好地發掘與概括。饒先生創辦的《潮學研究》學刊曾多次對德教進行介紹①。德教作為潮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潮汕文化帶至海外并進行傳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當1949年德教廣傳東南亞后，德教成立了多個組織，以豐富當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潮汕文化有如一棵樹苗，被德教培植于遼闊的東南亞地帶，不斷生根發芽，直至根深葉茂。如馬來西亞的濟陽閣便先后成立了婦女組（團）、華樂組（團）、青年組（團）、教育組等部門，組織、參與各類文體活動，足跡遍布整個馬來西亞，受眾極廣，影響較大。此外，他們還通過舉辦一系列活動，如義務文藝演出、趣味體育比賽、歷史知識競賽、烹飪比拼、設立助學基金等［27］155-187（見表2），有效拉近了與當地市民的距離。尤其是青年團的活動，多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為主，同時也促進了當地社區的融洽和諧。1983年東馬德教紫辰閣還開設了兒童組，提供有益于兒童身心的文娛活動，設有兒童合唱班、念經班、道德故事班等，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28］如今東南亞德教會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文化宣傳體系，有效地傳播了潮汕文化，對華人社區的建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文娛活動，設有兒童合唱班、念經班、道德故事班等，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28］如今東南亞德教會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文化宣傳體系，有效地傳播了潮汕文化，對華人社區的建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德教注重對自身歷史文化淵源的追溯與挖掘。德教作為一個發源于中國大陸的宗教，一直希望“德生飲水而思德源，愿復興德教于祖籍，尋根而成大望”［29］，雖然“紫”閣和“濟”閣歷史上因為對德教禮拜儀式的理解不同而頻生芥蒂，［3］221但在尋源活動方面則一直保持合作，致力于推動德教向中國大陸的傳播。［5］163泰國曼谷紫真閣在1996年根據乩示成立“第一屆中原尋源委員會”，著手推進德教的尋源活動。1998年成立“第二屆中原尋源委員會”，2004年成立“第三屆中原尋源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們不僅尋找到了南昌“紫金閣”石刻一塊，更在江西飛來峰頂的紫陽洞上尋到已經荒廢的呂師純陽道壇故跡。此后委員會不斷在大陸設立德教會閣，如在深圳成立濟源閣，在廣州成立紫映閣，在普寧成立紫寧閣等。［18］3352000年后德教在中國建閣速度明顯增加（見表3）。應該說德教能夠在東南亞地區不斷發展壯大，這與其自大陸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便不停地汲取中華文化的寶貴養分是分不開的。此外，德教非常重視與各國政府的溝通交流，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民間交流活動，包括學術交流及訪問研究。早在1992年馬來西亞吉打州德教會舉行施賑貧老活動時，便有吉打州州務大臣代表拿督楊品澤局紳、福利部官員、縣長等當地政府官員出席。［30］2002年，世界德教圓融聯合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東南亞華人宗教文化學術考察團”對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德教團體進行考察訪問，深入了解德教在東南亞的發展情況。考察團一致認為，“德教與華人其他的固有信仰一起形成和保持了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在與當地多種族文化長期共存而又面對西方強勢語言文化同化挑戰的條件下，發揮著維系炎黃子孫族群認同意識、延續海外華人生命共同體的重要作用。”［31］同時，達成了今后由世界宗教研究所派出學者來教授儒釋道經典和各宗教歷史講座課程的合作意向。這次訪問，使德教擺脫了長期處于中國學界研究邊緣的境地，使得中國大陸一流的學術機構及學者了解和認識了德教，大大加深了大陸學界對德教的重視程度，對德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08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東南亞華人宗教文化學術考察團”在卓新平所長的帶領下再次對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三國華人（華族）及華社的宗教信仰、文化生態進行考察，［32］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再次肯定了德教對中華傳統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推廣與傳播的巨大作用。

（三）德教是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潮汕華僑文化區的重要基礎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李海峰強調，改革開放以來，廣大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而獨特的作用。由于海外僑胞在經濟實力、智力資源以及商務網絡上有著明顯優勢，同時對僑居國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及審美習慣更為了解，因此在我國文化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實施中扮演著關鍵角色。［33］其中，潮汕華僑主要以東南亞為僑居地。在外潮籍華人超過500萬，有超過400多個民間社團，［34］人口眾多，規模龐大。因此德教成為潮汕華僑文化在東南亞的重要文化符號之一。一方面是德教擁有與大陸相同的文化宣傳方式，使得潮汕華人對祖國始終有著強烈的認同感。潮汕地區所流行的建筑文化景觀同樣受到東南亞潮汕僑胞的喜愛。如特色鮮明的騎樓發源于歐洲地中海沿岸，在20世紀初流行于我國東南沿海城市。［35］其中潮汕是我國擁有騎樓密度最高的地區（0.7座/千km2），［36］時至今日，各德教會依舊保留了潮汕地區典型騎樓的建筑特點。這表現了其對于自身潮汕文化內涵的肯定。潮汕僑胞還不斷回到大陸發展僑務印刷業務。改革開放后，潮汕僑胞積極回鄉創辦僑刊。1987年便已有六份僑刊在潮汕地區發行。［37］258如著名的《潮州鄉音》，風行海內外，以其濃郁的潮州鄉土氣息、獨特的報道視角，被海內外潮人譽為“大家書”。然而，20世紀90年代初期，由于自籌經費的短缺，這本潮人“大家書”一度出現過短暫停刊的情況。此時東南亞德教會主動與潮州僑聯聯系，多次捐助經費善款，幫助《潮州鄉音》克服種種困難，并不斷發展壯大。2007年后，《潮州鄉音》順應形勢，改為A4刊本，以季刊形式發行，并寄送我各駐外使領館，充分展示了潮人的思鄉情懷、愛鄉情結，加深了不同地域、不同國籍的潮人情誼。這是德教善行的又一體現。潮汕僑胞中涌現出了許多優秀的僑領，其中許多是海外德教會成員。潮汕歷來便是一個僑領輩出的地區，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燦爛的足跡（見表4）。如著名僑領、已故德教紫雄閣乩掌黃是山，17歲“買棹南渡星洲”，輾轉于東南亞各地謀生，而后“前往荷屬‘埔流Q咸’①地方，開創黃盛發生意，日有進展”，盧溝橋事變后回汕抗戰直至最終勝利，“后棄職回鄉，與家小一同稅居汕頭，為紫雄閣執乩”［38］，盡心盡責傳播發揚潮汕文化。黃是山只是千千萬萬愛國潮僑中的一員，在他身上很好地體現了德教“孝、諦、忠、信、禮、義、廉、恥、仁、智”的十德。［39］許多潮僑將東南亞德教會作為自己與祖國交流溝通的載體，身在海外，心懷家國，以實現自己報效祖國、復興中華的偉大理想。另一方面是德教有助于華僑文化景觀的保留與建立。華僑文化是華僑將原住地文化流布至僑居地的同時，又將僑居地的文化加以融合以多種方式帶回原住地進行傳播的文化。因為華僑“根在國內，生在國外”的特殊背景，華僑文化處于兩種文化的交匯地帶，所以具有鮮明的跨文化、跨地域、甚至跨時空的特點。而因此產生的華僑文化景觀，原汁原味地保留了當地華僑歷史變遷的風貌，最能反映整個華僑社會的發展軌跡。潮汕是著名的僑鄉，祖籍潮汕的華僑、華人逾1000萬，華僑文化景觀在潮汕地區尤為多見。有中西合璧的精美住宅，如潮汕俗語“砂隴祠堂，下關沈厝”便是分別指晚清著名馬來亞僑領陳毓宜和泰國華僑富商陳慈在家鄉的豪宅；有富有特色的“送順風”、演“順風戲”的習俗及因此產生的“食僑匯”社會階層。這些都是潮汕文化演變的鮮明產物，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保護價值。在這過程中，德教扮演著民間與政府間溝通的橋梁作用。如2004年新加坡德教三閣（太和觀、濟云閣、紫霞閣）聯合舉辦全國性的宗教募捐宴會，支持潮汕地區華僑建筑的保護工作；［40］檳威德教會自2002年始，每年主辦慈善圓融義賣會，支持州內德教建筑的修繕保護工作。［6］313德教還積極進言獻策，推動汕頭華僑試驗區的成立。2015年3月廣東省文化廳和汕頭市人民政府簽訂《共建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加快文化強市建設合作協議》，決定成立汕頭華僑試驗區，力求打造“面向世界海外華僑華人的文化研究展示中心、文化交流傳播中心和文化產業中心”［41］，為華僑文化景觀的保護和升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德教始終將中華傳統文化作為其內在核心文化而加以發揚，并不斷地進行尋根問祖，汲取傳統文化精華，尤其是對潮汕文化具有高度的認同感。德教僑胞們在海外篳路藍縷、辛苦打拼，同時積極支持祖國建設和家鄉發展，做到了個人信仰、經濟價值與道德理念三者的統一，實屬不易,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中寶貴的文化財富。

三、德教在海上絲綢之路框架中的經濟地位

有學者這樣評價中國宗教：具有極強的務實性和功利性，以致往往難以將其與它們置身的社會和經濟母體加以區分。［42］宗教與經濟的緊密結合，在德教身上表現尤為明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并伴著中外交往的發展向全世界傳播，在海外逐漸形成了幾大中華文化集聚區域。其中以與中國毗鄰的東南亞地區最為典型，在強度和廣度方面均是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而支持中華文化在東南亞持久傳播的內在動力，就是長期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形成的多媒介、多渠道的貿易體系。它和中華文化互相配合，彼此呼應，結為綿延不斷的紐帶，構成了一條密不可分的傳播鏈。［43］這條經濟傳播鏈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目前在中國—東盟貿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且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中必將擁有美好的未來。而德教作為一個以商人信眾為主體的宗教，在“海上絲綢之路”經貿發展中的作用非常突出，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第一，德教是“香叻暹汕”貿易體系的重要情感紐帶。與其他宗教不同，商人在東南亞各德教會中占據著極高的比例。二戰后，馬貴德去了香港，李懷德則到了越南、泰國和新加坡。這兩位德教主要領導者奔赴海外的主要目的，除了宣教外，更重要的還是經商。德教在東南亞迅速發展壯大，主要依靠的便是“香叻暹汕”貿易體系。智慧的潮州人對清前期已降的廣東遠洋帆船（紅頭船）貿易體系［44］進行了改進，使之更適應當地經濟貿易的發展。到了19世紀中后葉，潮汕地區發展出以英國殖民地香港為中心的、以大米等貨物出入口為主要業務的多邊貿易關系網。［45］79在這個體系中，內地的貨物首先被運往香港，而后又轉運至泰國、新加坡、越南三地。輸入新加坡的貨物（含汕頭船貨），除了一部分用以新加坡的內需，其余再轉銷至馬來西亞及印尼。而來自東南亞各地的大米及風物土產，均以香港為中轉站，經汕頭運至中國沿海各主要港口。［46］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香叻暹汕”貿易體系一直是東南亞海上物資運輸的主要通道之一，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被迫中斷。二戰后以潮人為主體的泰國華商重啟了新一輪“香叻暹汕”多邊貿易體系，直到50年代中后期此體系的徹底衰落。［45］88在長達百年的貿易體系中，德教一直扮演著多重角色。一方面德教借助“香叻暹汕”貿易體系，在東南亞不斷進行文化輸出活動；另一方面德教信徒多為具有商業背景的潮人商紳，在建立起宗教網絡的前提下，又將宗教人脈作為拓展商機的社會資源加以運用。［1］122而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德教更像是多國資源整合的潤滑劑。每一個國家及政府都希望構建出一個完善且平衡的對外經貿體系，開展廣泛的國際物資交流，從而能夠更好地降低成本，實現國家利益。在這一方面，德教的優勢非常明顯。借助民間宗教信仰，德教潮商掌握著“香叻暹汕”四地豐富的貿易信息，從而能夠優化各地的貿易資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當地投資環境。

第二，德教是當下中國開拓東盟市場的重要經濟支點。2004—2009年間，中國與東盟先后簽訂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投資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后于2011年11月簽署了《關于實施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第二批具體承諾的議定書》，逐步建立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對東盟經濟合作及投資力度明顯加強，東盟正成為中國對外出口的重要戰略市場。放眼整個東盟市場，人民幣資產在12億元以上的東盟華商富豪便有46人，名下總資產超5000億元，在東盟有著極強的經濟號召力，尤其在農產品加工業、木材業、造紙業、水泥、汽車零件制造、地產業、電力、娛樂休閑和酒店業等領域，華商企業均占據著相當市場份額。如在馬來西亞有著“糖王”和“酒店王”之稱的郭氏兄弟集團便擁有和控制著200家以上的企業。全馬市場占有率最高的建筑材料生產與供應商豐隆集團也是華人所創立。此外，擁有菲律賓最大的卷煙廠（占全菲市場60%）及第二大啤酒廠（占全菲市場15%）的菲律賓陳永栽（lucioctan）集團作為菲律賓最大的華商企業集團，［47］在當地商界具有極高的地位。這些都是華人群體在東盟經濟市場上具備一定話語權的重要保證。對于注重三緣（血緣、地緣、葉緣）的華商社會來說，德教維系著他們對祖國深厚感情。正是有了以德教為代表的東南亞華人宗教的推動，我國在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經濟貿易區、打造CAFTA時，便能有效降低區域貿易社會壁壘，鞏固商業網絡紐帶，提高雙邊商業信用，在CAFTA進程中實現雙贏。多次支援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愛國潮僑、美國和平旅游貿易公司董事長林星海曾說：“我知道很多人不理解這種賠錢的事，包括我的家人。其實這對我來講是很簡單的事。我愛中國！”［48］。在這樣的精神感召下，近年來，印尼金光集團投資19億美金利用云南豐富的森林資源開發林漿紙一體化項目、三林集團投資3200萬美金創立昆嶺薄膜公司、馬來西亞金獅投資百盛、新加坡吉寶投資8200萬美金建設春城湖畔高爾夫樂園等。［49］這些都是海外愛國華僑心系祖國、參與祖國建設的具體表現。對于潮汕地區來說，應充分實行“走出去”的發展戰略，建立統一的本土企業與僑企投資洽談機構或平臺，為赴東盟的企業提供電子信息服務，確保企業在經濟咨詢、法律、會計審核、市場調研等方面享有充分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政府應簡化項目審批手續，節約企業行政成本，優化人員出國審批辦法，調動企業人員赴東盟發展積極性；并且積極與東南亞僑商進行合作，在東盟國家打造具有保稅功能的特色產業園區，為“走出去”的相關企業創造穩定、安全的投資環境。海內外中華兒女在共同的文化熏陶下，齊心支持“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建設，必將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四、結語

有詩云：“驛馬匆匆過四方，任君隨處立綱常；年深異境猶吾境，日久他鄉是故鄉”［50］，這生動地反映了晚清潮人在漫長的漂泊、遷徙歲月里，失落、憂愁卻又堅韌、樂觀的復雜情感。善良果敢的潮人利用德教這一宗教形式表現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共性，并且建立起與故土文化緊密聯系的獨特宗教文化，在僑地構建了完善的華族文化、經濟、社會體系，折射出海外華人璀璨的心靈之光。在當今國際交往日益頻繁的形勢下，德教又積極參與到“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中，成為了中華文化在東南亞地區傳播的堅定支點，為中國—東盟貿易區建設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德教的發展歷程證明了中華民族具備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正是這種凝聚力和向心力支撐了中華文明在曲折中不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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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卞梁 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