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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自出現之日起，教育懲戒便應運而生。隨著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展，教育懲戒在教育領域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近些年來，教育治理逐漸成為基礎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教育治理創新主要是指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教育質量為目的，通過“多元參與”、“協商合作”等方式，提升教師綜合素質的重要方式。如何在教育治理創新背景前提下，更加有效地實施懲戒，以平等公正的教育懲戒方式來引導學生明辨是非并健全學生人格就顯得格外重要。

關鍵詞:教育治理創新；教師發展；懲戒權

教育懲戒誕生于人類教育實踐活動中，在維護教育正常秩序、行使教育功能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但從上個世紀后半葉開始，全球教育民主化運動的興起及民眾法制意識的增強，使教育民主、尊重個體權利等教育口號發展勢頭猛勁，反對教育懲戒、教育灌輸與教育強制的聲音也越來越大。所以，教育懲戒在教育實踐過程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教育實踐過程中確實存在不合理的教育懲戒活動，使得教育懲戒與民眾內心的合理性教育手段相互背離，且遭受嚴厲批判；另一方面，教育懲戒本身作為重要的教育手段，在國內又沒有明確的實施參照標準，這往往給過度懲戒和過輕懲戒埋下隱患，所以如何合理運用懲戒這一手段成為學者們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而本文即從教育治理創新角度對教師懲戒權問題展開探討，以供學術界和教育界各位同仁借鑒。

一、相關概念界定

（一）教育治理創新

1．治理國內學術界對“治理”的理解，大致呈現出兩種傾向：一是從主體論的視域出發，認為治理主體是多元的，如學者范如國認定的多元治理主體協同機制；二是從工具論的角度展開，如王祥君將治理認定為特殊的工具，治理的關鍵在于如何有效提升治理效率。2．教育治理綜合來看，學術界對“教育治理”的研究更是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姿態。楊銀付從“管辦分離”角度來探討教育治理能力。勞凱聲則從高校自主權角度出發，認為政府應該明確高校治理主體地位，繼續深入教育治理改革。孫綿濤從教育治理的重要要素——“誰治理？治理什么？怎么治理？”等問題來論述現代教育治理的體系構成。整體來看，學術界對“教育治理”的研究大致提供了可供分析的邏輯框架，即基于主體論和基本要素的視角進行研究。本文認為，“教育治理”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進行探討。從宏觀層面來看，“教育治理”的核心指政府、高校和社會作為教師治理的主體，運用特定的方式來管理教師教育，相互監督、相互制衡，從而達到“善治”目的。從微觀角度而言，教育治理主要包括教育治理主體、教育治理方式和教育治理體系。教育治理主體大致以政府、高校和社會為主，教育治理方式則主要是指教師教育治理運用的方式方法，教育治理體系是為了保障教育治理運行的保障機制等。基于多元參與、協商合作的教育治理理念，本文認為教育治理創新主要包括以下多方面內涵：一是培養教師的終身學習和全面發展理念，教師不僅僅是“授業、解惑”，還需要“傳道、弘道”，注重教師個體生命發展過程中的能動性。二是教師教育從傳統封閉的師范院校和科研機構走向更加開放的社會。三是教師培養從傳統的階段性教育轉變為更加強調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理念伴隨教師一生。四是教師培養內容不再局限于傳統知識與能力的掌握，還包括注重“反思”等內容。五是教師培養機構更加有序。社會各種制度安排與機構設置更加合理，相互影響，密不可分。六是教師培養效果高質化，教師教育治理體系應該以促進教師專業化發展為基本目標。

（二）教師懲戒權

1．懲戒根據《辭海》定義，懲戒主要是指“懲治過錯，警戒將來”，即“懲戒”本身就包含手段和目的，“懲戒”即“為戒而懲”而不是“為懲而戒”。2．教師懲戒權教師懲戒權主要是指學校或者教師為維護正常的教學秩序而對違規學生采取的懲罰，以矯正學生錯誤行為，提升課堂教學質量的權利。根據教育懲戒權的主體進行分類，可以分為學校和教師兩類。學校懲戒權大致包括警告、嚴重警告、記過、留校察看、勸退等形式；教師懲戒權則比較廣泛，包括口頭批評、寫檢查、罰作業、操行評定、與家長溝通、沒收物品等形式。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教師懲戒權。

二、教育懲戒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教師懲戒權力不明確

自改革開放之初，國內教育立法已經逐步形成以《教育法》為基礎，以《義務教育法》、《教師法》等為補充的教育法律體系，且明確規定教師擁有相關權力，但教育立法針對教師懲戒權的態度非常模糊，沒有直接明確的展現出教師懲戒的基本權力。一方面，國內教育法律體系理論性過于強烈，對實踐指導意義不大。這或許因為國家立法考慮到教學工作的靈活性，但法律層面不清晰，導致教師實踐中無法實施懲戒，教師懲戒權無法落實。另一方面，上位法沒有明確對“教育懲戒權”進行界定，導致部分中小學在實踐過程中會出現與法律抵觸現象。如2017年山東省青島市出臺的《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明確提及“教育懲戒”，這是教育管理的重大突破，有利于正常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展，但由于其與上位法存在沖突，教師在實施懲戒權時必然會有所顧慮。

（二）教師懲戒權限無限制

在中國教育實踐過程中，教師懲戒權被濫用的現象非常普遍。當前中小學教師懲戒大致以一般性懲罰、代償性懲罰、剝奪式懲罰、心理懲罰為主，真正采取輔助性教具擊打學生身體的施加性懲罰非常少。不過，教師懲戒權實施過程中的權限仍然有待考量，如教師懲戒手段依據何種法律？教師懲戒度該如何衡量？適當教師懲戒與變相體罰的區別是什么？這都需要思考。在實施過程中，教師懲戒權也會出現下列問題：一方面，部分教師綜合素養不夠，抱著“一切為了學生”、“不打不成材”的觀念，將復雜教育現象簡單化，過度懲戒，甚至將體罰當作懲戒，直接傷害到學生的身心健康。而教師懲戒能力不足同樣會導致懲戒失去本身的教育意義，不利于和諧師生關系的構建。另一方面，部分教師則將懲戒“棄之不用”。當前社會“賞識教育”大行其道，這種教育理念強調發現每個學生的閃光點。但由于“賞識教育”被過分推崇，導致教師在實施懲戒時畏手畏腳，害怕自己不一小心就陷入“體罰”境地。在此情況下，部分教師往往消極對待懲戒，只要學生錯誤行為未能夠影響到課堂秩序和他人學習，教師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以此來避免大眾惡意輿論。總而言之，正因為教師對懲戒權的限度存在疑惑，要么消極對待，要么導致變相體罰出現，從而使教育懲罰的效果差強人意。

（三）教師懲戒權救濟不完善

國內中小學師生法律意識比較淡薄，法律素養非常差，權利救濟體系同樣不夠完善。在面對學生和家長質疑時，教師的懲戒權往往得不到保障。一方面，學生作為受教育者，在其生命健康權利、財產尊嚴權利及受教育權受到學校、教師侵害時，理應拿起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但由于學生、家長法律意識淡薄，導致權利救濟渠道不通。社會上針對教師懲戒的救濟渠道大致分為三種：民事賠償、行政訴訟和輿論監督。但民事賠償耗費時間長、訴訟費用高；行政訴訟往往會陷入主體不清晰而不受力、行政復議范圍不清晰、復議程序不公開等情況；輿論監督的反饋力度非常小，針對相關行為的約束非常遲緩。所以，現行法律存在的諸多漏洞，導致學生很難維護自我權利。另一方面，法律層面對教師懲戒權及教師權利義務的界定并不明確，同樣導致教師正常懲戒在面對家長、學生無端指責時，無法利用法律來維護自我權利。當前的申訴制度、行政制度、人事仲裁的行政意味過于濃厚，勢單力薄的教師往往需要獨自進行訴訟，即便勝訴也難以補償其精神損失、名譽損失等，教師承擔的風險比較大。

三、教育治理創新背景下教師懲戒權的實施對策

教育治理創新要求政府、學校、社會共同努力，不斷提升教師的綜合能力，引導教師反思實踐。具體到教師懲戒權方面，政府、學校、社會以及教師同樣需要群策群力，相互監督，運用特定的治理方式，從教育治理角度為教師解決上述存在的問題，以達到教師懲戒權依法、科學、有效實施的目標。

（一）社會層面：完善教育法規，強化依法實施

“懲戒”在依法治國理念深入人心的前提下，教師要想正常實施懲戒，離不開教育立法。首先，教育立法需要明確界定教師懲戒權的概念、性質。從國內外諸多國家和地區來看，教育法律中都明確規定了教師懲戒權。國內可以予以借鑒。其次，教育立法需要明確界定教師懲戒權的范圍。只有如此，教師懲戒權才不會濫用。最后，教育立法需要明確規定教師懲戒的程序，做到懲戒有因、懲戒有度。

（二）學校層面：構建監督機制，家校教育合力，杜絕“懲戒”權力濫用

首先，學校應該建立內部監管體系，對教師違規和非法懲戒行為加以制止，對情節嚴重的，要鑒于禁止并追究教師責任。其次，學校可以邀請家長建立三方維權協會，接受自身權益受到侵犯的學生申訴，并為其提供切實可行的幫助。當然，學校也可以積極利用各種方式，強化與家長的溝通方式，如邀請家長進校座談，詢問意見等。最后，發揮社會輿論的監督性，充分利用輿論的積極價值。由于部分大眾傳媒傾向于報導社會陰暗面，大肆渲染極少數惡性懲罰事件，往往會誤導大眾對教育懲戒的認識。相關教育部門在引入社會輿論監督時，同樣引導其客觀、真實的報導，發揮其真正的作用。

（三）教師層面：完善教育理念，提升個人綜合素養

教師應該不斷提升自我綜合素養，優秀的教師不僅僅具備良好的專業知識，還具備優秀的個人品質，可以通過以下諸多渠道來不斷提升教師個人綜合素養：首先，學校定期組織教師學習心理學專業知識，讓教師能夠正確掌握學生的心理特征，以在教育實踐中針對性的選擇教育方式。其次，教育主管部門則可以定期組織教師進行活動，幫助教師在學習中積累經驗，將教育技巧逐漸轉變為自我教育技能；第三，教師自身應該不斷更新知識儲備，通過自我學習、自我提升等提升個人綜合素養。如教師可以學習相關法律，了解國內其它學校的懲戒方式等。

作者：吳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