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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面前，中國教師往往是一名嚴師，他們對于學生的過錯行為往往加以指正和批評，有時可能會傷到學生的“自尊”。然而，令西方學者不解的是，許多中國家長卻很樂意把他們的孩子送到最嚴格的學校去，由最嚴厲的老師來教導；而西方家長是絕對不可能容忍老師對他們孩子實施嚴厲的教學行為。

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教師的教學行為并不能說明他們不是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這一觀點可以在儒家和西方文化差異比較中得到證實。

首先，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對于“權威”這個詞有著不同的理解。Watkins&Biggs(2001)認為西方人的“權威”依托于西方的自由、自主個體的概念。而亞洲人的權威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所以，當西方人研究儒家或者后儒家權威結構時，會認為這種構成是對個人自由的束縛。而亞洲人卻認為，權威的施體者對于權威受體者負有責任，因此一定的權威性是在保護后者的利益(Ho，2001:107)。

簡而言之，儒家的集體文化與西方個體文化不同。儒家集體文化更看重社會成員間的相互義務以及對于彼此所擔負的責任，重視人的社會角色(Ho，2001:100)。受這種文化的影響，中國的教師就像一個“老板”，在課堂上授業時享有一定的權威性。而認為這種教學行為也說明了教師對于學生的學業負有責任。教師是一個知識淵博的權威人物，他們掌控著每個學生的學習進程。在中國，除了在英語課堂上，學生就很少有母語式的環境來學習英語，而中國的英語教師就成為課堂上學生獲得英語知識的唯一來源。這種內外因的條件下，教師的權威性是必不可少的。盡管在課堂上學生看起來是在被動學習，但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效率，保護了學生的利益。

中國師生之間的等級關系是受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一大特征(Ho，2001)。中國學生從小就被灌輸尊師重道的道理，在課堂上師生之間有一定的“尊卑”之分。觀賞。然而這種等級關系并不影響中國師生之間的和睦關系。中國師生間互動的方式會因場合不同而不同。課堂上，教師用權威維持著師生關系；但在課后，中國教師也會何西方老師一樣以一種朋友身份和學生交流，從而建立起溫和、平等的師生關系。在不同的場合中國教師時常會變換角色來面對學生，因此課堂上教師的權威性和等級關系并不會損傷中國師生間的關系，反而能達到良好的教學成果。

其次，中國儒家文化中有一句常見的諺語：“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教師具有教師和父母的雙重身份，他們承擔著傳道授業的雙重責任然而，許多西方人卻對中國教師的這種雙重身份感到不解，這種不解主要源于中西方文化對“education(教育)”一詞的不同理解。在中國文化里，“教育”包含兩個方面：教書和育人。這種涵義決定了中國教師的雙重角色，也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工作方式。中國教師認為他們有道義上的責任來教育學生品行端正，也有職業上的責任來指導學生在學業上取得好成績，而且二者責任同等重要。

再次，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集體主義社會(比如中國)，“嚴厲”的行為并不帶有施動者個人的情感因素，是一種合情合理的行為方式。然而，在個人主義為主體的社會(比如西方國家)，“嚴厲”往往被認為是個性化的行為，是亂發脾氣的表現。西方的課堂中，教師的“嚴厲”的施教行為往往會被認為是對學生個性的扼殺，是欺負學生的表現；而在中國，教師對學生嚴加管教是一種教育上的勸導行為，和教師個人的情感因素無關(Biggs&Watkins，2001:283)。綜上所述，由于跨文化差異和中西方價值觀的不同，導致了中西人對于“權威”、“嚴師”等概念的不同理解，而最終導致了西方學者對于中國教師的教學行為產生一些不解甚至成見。

本文首先列舉了西方人對于中方教師的一些固有成見，指出這些誤解是由西方人對于中國教師的“教師權威”、“雙重家長身份”和“嚴師”等概念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由于文化差異，中西方對于“好老師”的標準有所不同，這些分析或許可以改變西方人對于中國教師的看法。同時，筆者也認為中方教師在保留儒家教學文化的精髓時也應該吸納西方教學經驗中的長處，來提高自身的教學形象，最終培養出富有國際視野的優秀學生。

作者：李輝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