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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學研究雜志》2014年第三期

1閩臺產業競合研究

競合理論除了被廣泛的應用于產業分析之外，近年來由于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與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瀾，區域間的經濟整合與產業互動形成了新一波的研究熱點(表1)。就產業之間的競合關系來說，目前的研究并不是太多，已有的研究缺乏深入與針對性的研究。在兩岸產業的競合關系研究方面也是剛剛有所起步，本研究試圖從閩臺的體育產業切入，結合福建與臺灣的產業競爭優劣勢，探討兩岸體育產業的競合關系，促進閩臺體育產業的發展。

2閩臺體育產業的競合分析

2．1福建省體育產業的競爭優劣勢分析福建地區幅員廣闊，土地成本低廉，勞動力成本相對具有優勢。福建沿海有大量的臺地和海灣圍墾灘地，適宜作為工業用地，且海岸線曲折，多港灣，具備較好的建設港口工業區的條件。近年來，福建省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鐵路、高速公路、公路、港口、碼頭、電力等建設成效顯著，工業發展的硬件環境已有很大的改善，特別是沿海地區。福建目前的工業用地、廠房和其他基礎設施的建設費用也比臺灣低廉，再者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這是臺灣轉移一般工業的一個重要條件。福建省體育產業發展經歷了起步、緩慢增長、快速成長三個階段。目前競賽表演業、休閑健身娛樂業、體育用品業等出現良好的勢頭，市場發展空間廣闊。截止2009年福建省體育產業總產值1250．89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3．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6%，總量位居全國首位。福建省體育產業的主要亮點有:打造廈門馬拉松等品牌賽事，涌現安踏等40多項國家級體育運動品牌，形成4000多體育用品生產企業的產業集群，13家體育上市公司形成“福建體育板塊”，晉江借助國家體育產業基地打響中國首個“體育城市”。體育產業雖然已經成為福建經濟發展的增長點，但其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規模小、科技含量低等問題。體育服務產業滯后于體育物質產業，雖然體育物質產品知名品牌眾多，但由于體育服務方面發展不足，使得體育產業鏈條不能良好發展，相關的體育服務產業產值如體育經紀、體育傳媒與廣告業務、俱樂部投資、體育旅游和體育博彩等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發現，體育服務產業的發展必須通過體育商業化運作和市場深化來完成，因此有效的閩臺合作就可以實現這一目標。

2．2臺灣體育產業的競爭優劣勢分析臺灣的體育產業發展要比福建早，它的發展經歷了奠基期、前發展期、后發展期、轉型期四個階段。臺灣體育用品產業從早年的代加工發展開始，主要從事平牌和營銷方面的高端制造，目前擁有很多國際品牌。臺灣產業的優勢在于它重視創新力與創造力的人才培育，管理人才、市場營銷人才豐富，產品的創意設計水平較高，且有較為成型的市場運作模式，這可以給福建體育產業提供發展參考，提供相應的管理人才、市場營銷人才，為福建的體育產業發展注入新的動力。臺灣體育產業由于臺灣島內市場狹小且趨于飽和，受到人力成本、原材料、土地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影響而出現了發展瓶頸。臺資企業大多不了解大陸體育界的運作方式，不知如何與大陸體育部門聯系，尋找合作項目。

2．3閩臺體育產業合作發展優勢首先，從地域關系上看，閩臺兩地一水相連，福建是大陸距臺灣最近的地區。2008年12月15日，兩岸海運直航、空運直航、直接通郵全面啟動，宣告兩岸“三通”時代的來臨，方便了兩岸往來，降低了物流、人員往來成本，為閩臺體育產業的合作提供了區位優勢。其次，從文化視角看，閩臺兩地民俗文化形態相似，而且，臺灣人口大部分是從福建遷徙過去的，據統計，閩南人及后裔占到了臺灣人口的73%，閩臺傳統文化之間具有史緣久、地緣近、文緣深、血緣親、語緣通等優勢。媽祖文化深深的扎根于臺灣民眾的生活中，福建要運用這一文化資源優勢，打造媽祖民俗體育產業，推行媽祖民俗體育品牌，培育媽祖民俗體育產業的發展。相近的民俗文化更有利于閩臺雙方的交流與合作，閩臺的共同文化特征加上五緣優勢和兩岸三通的深入，閩臺體育產業的交流合作將向著多領域、深層次的方向發展。

3閩臺體育產業競合模型的博弈分析

3．1閩臺體育產業博弈模型的設定在博弈中，產業投資項目需要考慮產業發展的條件，區域主體在對比各自競爭優劣勢的基礎上，有合作和不合作的兩種選擇，通過對比可進行仔細分析。首先，當閩臺兩區域擁有的優勢相差懸殊時，模型中包括兩個博弈方:一方是福建的體育產業，另一方則為臺灣的體育產業。任何一方在博弈過程中均有兩種策略選擇，即“理性合作”和“惡性競爭”策略。若雙方均采取“理性合作”策略，優勢方和劣勢方各方所獲得收益分別為10單位和6單位;若雙方均采取“惡性競爭”策略，優勢方和劣勢方各方的收益則分別為8單位和5單位。優勢方采取“理性合作”策略，劣勢方采取“惡性競爭”策略時，雙方獲得的收益則分別為4單位和2單位。反之，優勢方采取“惡性競爭”策略，劣勢方采取“理性合作”策略時，雙方所獲得的收益分別為6單位和4單位。其次，當閩臺兩區域體育產業各自具有一定的優勢，處于勢均力敵的狀態時，模型中包括兩個博弈方:一方是福建的體育產業，另一方則為臺灣的體育產業。任何一方在博弈過程中均有兩種策略選擇，即“理性合作”和“惡性競爭”策略。若雙方均采取“理性合作”策略，雙方平分市場收益，各方均獲得收益8單位;若雙方均采取“惡性競爭”策略，雙方雖然繼續平分市場收益，但是收益均降低為4單位。當一方采取“理性合作”策略，另一方采取“惡性競爭”策略時，采取“理性合作”的一方獲得較少收益2單位，采取“惡性競爭”策略的一方獲得較多收益10單位。上述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3．2閩臺體育產業博弈模型分析1)在閩臺雙方競爭優勢存在明顯差異時，以臺灣具有明顯競爭優勢進行以下分析(福建具有明顯競爭優勢的情況同理，故不再重復分析)。在博弈過程中，模型包括兩個博弈方:一方是福建的體育產業，另一方則為臺灣的體育產業。任何一方在博弈過程中均有兩種策略選擇，即“理性合作”和“惡性競爭”策略。若雙方均采取“理性合作”策略，因臺灣體育產業具有競爭優勢，各方所獲得收益分別為10單位和6單位;若雙方均采取“惡性競爭”策略，各方的收益則分別為8單位和5單位。臺灣體育產業采取“理性合作”策略，福建體育產業采取“惡性競爭”策略時，雙方獲得的收益則分別為4單位和2單位。反之，臺灣體育產業采取“惡性競爭”策略，福建體育產業采取“理性合作”策略時，雙方所獲得的收益分別為6單位和4單位。臺灣體育產業與福建體育產業之間的博弈模型可以用表3表示如下:2)當閩臺體育產業各自具有一定的優勢，雙方勢均力敵時，該模型過程中包括兩個博弈方:一方是福建的體育產業，另一方則為臺灣的體育產業。任何一方在博弈過程中均有兩種策略選擇，即“理性合作”和“惡性競爭”策略。若雙方均采取“理性合作”策略，雙方平分市場收益，各方均獲得收益8單位;若雙方均采取“惡性競爭”策略，雙方雖然繼續平分市場收益，但是收益均降低為4單位。當一方采取“理性合作”策略，另一方采取“惡性競爭”策略時，采取“理性合作”的一方獲得較少收益2單位，采取“惡性競爭”策略的一方獲得較多收益10單位。臺灣體育產業與福建體育產業之間的博弈模型可以用表4表示該博弈模型是囚徒困境模型，如果只進行一次，則最終的納什均衡便是閩臺雙方都采取“惡性競爭”策略，雙方收益均為4單位。但是，該納什均衡不是帕累托最優解，根據模型分析可知，當閩臺雙方均采取“理性合作”時，收益均為8單位，從總體利益和各方的利益來看，采取“理性合作”策略都比“惡性競爭”要合理。由于在現實生活中，閩臺雙方的合作并不是僅僅一次博弈，他們之間的關系和往來是頻繁的，長期持續的，所以，帕累托最優解是存在的。

對于臺灣而言，假設選擇“理性合作”策略的企業在所有企業中所占的比例為x，采取“惡性競爭”策略的企業所占的比例則為1－x;同理，對于福建而言，假設采取“理性合作”策略的企業在所有企業中所占的比例為y，采取“惡性競爭”策略的企業所占的比例則為1－y。根據前文設定的博弈模型，可得:臺灣體育產業的復制動態方程為:將二者的復制動態相位圖綜合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標系內，可以得到臺灣與福建體育產業之間博弈的進化穩定策略。分別以為臺灣和福建體育產業中采取“理性合作”策略的公司所占的比例為x軸和y軸，得到福建與臺灣體育產業之間博弈的復制動態相位圖及其穩定性，如圖3所示:由圖3可以看出，在體育產業中，無論臺灣企業的策略選擇如何，福建企業在博弈中的策略選擇均為采取“理性合作”策略，即y=1。然而，對于臺灣的企業來說，策略的選擇取決于福建企業中采取“理性合作”策略的企業所占的比例。具體而言，當福建企業中采取“理性合作”策略的企業的比例小于1/2時，所有的臺灣企業在均衡狀態下都將采取“惡性競爭”策略，即x=0。反之，當福建企業中采取“理性合作”策略的企業的比例大于1/2時，所有的臺灣企業在均衡狀態下都將采取“理性合作”策略，即x=1。因此，上述博弈模型的進化穩定策略為y=1和x=1。即在體育產業中，臺灣和福建的企業之間存在著合作的空間，雙方將更多的采取“理性合作”的策略。

4結論與啟示

1)通過博弈分析發現閩、臺兩地區的體育產業博弈的結果是理論上都存在走向良性競合與不合作關系的可能，因此兩地對各自的產業定位策略是否適當就十分關鍵。2)閩、臺體育產業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它們之間存在著合作空間，雙方在重復博弈后，將更多采取“理性合作”的策略，走向競合共贏的結局是完全可能的。3)臺灣占據上游，擁有領先技術地位，福建繼續定位中下游生產制造與營銷環節，努力為臺灣提供先進的生產制造能力，這可能是未來兩地發展良性競合關系的理想分工定位。4)閩、臺兩地應共同開拓更廣闊的國際市場，并加大在研發上的力度，盡量擴大產品的差異化程度，并注意在產業的競爭和博弈中互相協調彼此利益，利用政策手段促進兩地企業在合作博弈中收益分配合理，促進兩地形成長期而穩定的競合關系。

作者：黃亨奮單位：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華僑大學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