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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高考制度是連接高中與高校教育的紐帶，它直接引導著高中的教育教學并決定著高校的生源質量。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要求我國普通高校招生實行“兩依據，一參考”的綜合評價錄取政策，即高校招生主要依據全國統一命題考試和各省市的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在此基礎上參考學生的綜合素質檔案評價。就試點省市的實際情況來看，“3+6選3或者7選3的選科考試”方案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政策都基本上得到了貫徹執行，但由于社會誠信環境和教育資源不均衡等諸多原因，學生綜合素質檔案評價尚需長期探索才能實現政策目標。與我國高校招生錄取試點“兩依據，一參考”政策不同的是，二戰以來的美國本科院校招生，一直堅持包括統一考試在內的多種要素的綜合評價政策（HolisticReview）。他們錄取學生的標準除了統一招生考試成績SAT（ScholasticAptitudeTest）或ACT（AmericanCollegeTesting）外，還包括學生高中課程平均績點成績（GPA）、成績排名、小論文、推薦、面試、課外活動以及各類特長與獲獎等。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美國部分高校招生又開啟了新的綜合評價政策，即實施“非強制性的考試入學政策”（TestOptionalAdmissionsPolicy）。其基本含義是，統一招生考試成績成為美國高校錄取國內新生的非強制性標準或者說非必要條件，高中生報考本科院校可以選擇提交SAT或者ACT統一高考成績，也可以選擇不提交統一招生考試成績，從而高校主要依據高中課程成績和課程知識嚴謹性等多種元素，對學生進行綜合評價錄取。美國考試公平與公開中心（TheNationalCenterforFairandOpenTesting）公布的信息顯示，目前實施該政策的有1000余所四年制高校[1]，這個以私立非營利高校為主體的實施比例，已經接近美國2015～2016學年能授予學士學位的2597所大學的4成[2]（P402）。從這些學校的聲譽來看，在2018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分類排行榜中排名居第一方陣的大學有300所，在排行前100名的四年制文理學院中有一半高校實施了該政策，諸如貝茨學院、鮑登學院、布林摩爾學院、圣十字學院、培澤學院、史密斯學院、衛斯理學院以及維克森林大學，都是排名前30%的名校。還有一些宣布不對SAT、ACT成績做出硬性要求的大學，比如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等，則是英國QS大學排行榜中排名居前的世界名校。從地域分布來看，已有49個州的部分高校實施了該政策。其中，在新英格蘭、馬里蘭、賓夕法利亞以及弗吉利亞4個州，超過半數的高校實施了該項政策。21世紀以來，我國教育研究者對美國高校招生綜合評價制度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這些研究并未涉及美國高校的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2009年，華中師大出版社出版了唐瀅的博士論文專著《美國高校招生考試制度研究》，較為詳盡地論述了競爭程度不同的各類美國高校的招生制度，其中包括了本科院校的綜合評價錄取制度。還有很多論文也討論過類似主題，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國精英大學如何進行綜合評價錄取的案例研究。所有這些，使得國內教育工作者對美國高校招生的綜合評價指標越來越熟悉。在這些指標中，最重要的是學生的高中平時課程成績與高中成績排名，其次是SAT或者ACT這類統一考試成績以及精英高校招生采用的大學先修課程成績（AdvancedPlacement）或者國際文憑課程成績（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等。此外，還有各種定性評估的課外活動、老師推薦信、學生自述、各種特長與獲獎等[3]。然而，為什么今天會有1000余所美國本科高校特別是私立院校不對SAT、ACT成績做硬性要求而實施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這是我國學界迄今尚未關注的政策話題。本文擬就美國高校非強制考試入學政策的發展歷程、實施原因以及有關論爭觀點等作一簡要述評，希望有助于深化我們對高校招生考試和綜合評價錄取政策的理性認識，促進高中與大學學生的更好發展。

二、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的發展歷程

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美國高校開始努力建立服務于院校使命的招生政策。當時，有些農業院校為了提高招生數量而試行降低或者取消招生標準的舉措。隨著合格生源的劇增，這些學校后來又開始把學生的受教育程度作為主要招生標準。那些推行古典人文教育的高校，則開始建立更為嚴格的招生標準以選擇優秀生源。但從整體上來看，一戰以前的美國學生申請大學，主要通過面試或者大學自己舉辦的招生考試。一戰以后的美國高校為了應對生源競爭，開始建立起兩種跨院校的招生標準：一種是東海岸的高校，他們于1926年協作成立了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并舉辦招生考試，這就是今天的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Board）以及其管理的SAT、AP招生考試的前身；另一種是中西部高校在密歇根大學的領導下建立了高中資格體系，這是美國大學招生重視高中生課程成績標準的前身，他們最終于1959年建立了標準化的ACT招生考試。以上這段歷史，使得美國人認同了那些生源競爭激烈的大學招生評價標準，包括實行至今的高中成績、招生考試分數、推薦信、小論文、課外活動以及其它一些非學術標準。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應該說是以上綜合評價政策的新發展。從高校個體來看，美國著名的文理學院鮑登學院于1969年最早放棄使用標準化考試SAT、ACT。同年，建立于1855年的貝茨學院也開始研究該政策。1979年，他們發現依靠高中生自我評估的學習精力、主動性以及動機，是學術成功的重要指標。1984年，他們決定實施不要求學生提供SAT1考試成績（主要測試語言智能和數理邏輯智能）的招生政策。1985～1989年，他們每年招收一個班級試驗該政策的效果，結果證實不要求學生提交標準化考試成績，學生的學術質量總體會更高。于是，他們在1990年最終通過教師投票表決，決定實施讓所有學生都可以選擇提交或不提交標準化考試成績的招生政策。這些代替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元素，主要是高中課程成績、小論文、推薦信以及學校特別看重的個人面試，而實際錄取的申請者中不提交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學生大概比提交者要多4%～5%[4]（P26）。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實施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1998年，全美有275所高校實施該政策，他們不采用SAT或者ACT考試分數對部分或者全部新生做出招生錄取決定，其他一些生源競爭激烈的高校特別是公立高校則在90年代增加了SAT考試的錄取權重[4]（P8）。直到2008年，實施該政策的高校也僅有280多所[5]（P21），包括了部分公立大學，比如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等。這兩大公立大學系統，不是依據招生考試成績而是依據高中學生的綜合排名，對排名前10%甚至更高位次的學生實行直接錄取。美國考試公平與公開中心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已有超過1000所大學特別是私立大學實施了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很明顯，實施該政策的高校在2008年以后經歷了迅猛擴張的階段，以至于該政策似乎演化為一場非強制性考試入學的政策運動。

三、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的實施動因

嚴格說來，1000多所實施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的高校都有各自的特殊原因。綜合起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高校致力于降低招生統一考試的負面影響實施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的高校，都擔心長期過度依賴統一考試分數招生會給社會和教育帶來嚴重負面影響。這種負效，一方面表現為考試的科學性有問題而影響學生發展，另一方面表現為招生公平性有問題而影響社會各階層的和諧發展。首先，高校認為招生統一考試成績并不是預測學生大學成功的最好指標，學生的高中課程成績與其所學課程知識的嚴謹性才是預測學生大學成功的最好標準。其根本原因在于，大規模的統一招生考試屬于考試測量學上講的常模參照考試，它不同于高中平時課程屬于標準參照考試之處，在于考試命題標準的難易控制通常要依據學生群體的水平分布而不是高中課程大綱的客觀標準要求。這種常模參照考試的特點是：學生群體水平越高，要求命題相對越難，從而考試結果才能拉開學生之間的成績位次，或者說學生群體的考試成績才有可能出現正態分布，以顯示出考試有相對合理的區分度，最終有利于高校依據該成績來選拔學生。這種出于考生競爭的命題導向，往往使得高中教學總是追求拔高課程教學難度，不利于學生整體的健康發展。而高校長期過度依賴這種招生統一考試成績錄取學生，會導致美國70%的高中把珍貴的教育資源用于學生的考試準備，進而導致學生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某幾個科目的考試上而不是高中各門功課的有效學習中。反過來說，不過度強調招生考試分數，不但有利于全體學生的學習，還有助于降低學生的課外輔導負擔。能平均提高SAT考試分數100分左右的課外輔導，對富裕家庭不算什么，可對窮人家庭是很大的財力負擔[4]（P27）。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向高中傳遞的信號是：標準化的招生考試分數不等于學生的優勢，高中學校以及學生不需要把主要精力用于考試準備而是用于各門課程的有效學習，高中學校不需要成為選拔性招生考試的狂熱追逐者。這個方面，特別類似我國對應試教育的批評。其次，高校認為招生統一考試成績本身體現的是學生的社會階層差異。很多生源淘汰程度高的名校的多年招生數據揭示，家庭經濟與教育背景越好的學生，其招生考試成績越好。過度重視統一考試分數，會明顯有損優秀的少數民族學生、低收入階層子女、第一代大學生以及女性成功申請大學。2015年宣布實施該政策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消息說，雖然自己已經擁有多樣化的優秀生源，但依然致力于進一步向那些第一代大學生和低收入家庭的弱勢群體擴大入學機會。2018年6月宣布實施該政策的芝加哥大學在招生網站消息，闡明其目的是要提高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和低收入學生獲得優秀的本科教育，并表示將增加財政援助和項目資源[6]。顯然，通過增加優秀生源的多樣性來提升高校招生的公平性，也是實施該政策的重要目標。

（二）取消平權法案加速了大學改善招生公平問題1965年開始生效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Action），最早出現于1961年肯尼迪總統的行政命令中，被視為解決美國國內歧視與種族分隔的法規。其主要目的是貫徹《1964年民權法案》第六章關于少數民族在各級各類學校招生、獎學金分配、薪水增加、財政援助以及事業發展方面享有平等機會，基本要求是黑人和白人高中生進入州立大學的比例相同，黑人和白人在財政援助和補償教育計劃方面的機會平等。20世紀70～90年代，美國雖然出現各種關于平權法案的招生訴訟判例，但總體上，各級法院支持高校招生平等以維持學生多樣化的教育宗旨。21世紀以來，圍繞平權法案的招生公平訴訟也依然存在。比如考生史密斯訴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案中，地方法院于2000年的第九輪訴訟中重新強調了高等教育多樣性的優先性原則，支持種族考量的招生政策。又比如考生約翰遜訴佐治亞大學案中，地方法院在第十一輪訴訟中裁定佐治亞大學1999年的招生政策違反了平權法案的平等保護條款，支持高校學生群體的多樣性[7]。當前美國高校招生的現實是，在最具生源選拔競爭力（MostCompetitive）的91所大學中，有72%的學生來自于最富裕的家庭，而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來自于社會底層特別是少數民族，這些學生的成績處于高中班級排名的前10%～20%[8]。21世紀的《平權法案》之所以備受爭議，主要是隨著1996年加州公投的209決議生效，加州大學分別于1997、1998年終止了研究生和本科招生中各種基于種族、少數民族、地域以及出生等的招生照顧政策。1998年以后，包括加州、德克薩斯等8個州都取消了《平權法案》，這導致高校招生和其它領域對少數民族的照顧政策也取消，從而加速了高校對招生政策的重新評估。取消法案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加州大學和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的少數民族大學生和研究生數量急速下降。以加州大學為例，1998年取消《平權法案》以后，非洲裔黑人學生、拉美裔黑人學生以及印第安學生的招生比例直線下降，一直到2005年都未能恢復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目前，加州大學所招新生中弱勢群體比例為28%，相較于1998年前幾乎下降了20%[9]。為應對這種局面，加州大學自2001年引入高中課程成績合格性并實施了高中排名前4%學生的招生政策后，又于2012年實施了以高中課程成績為基礎的高中排名前9%的招生計劃，如今則在考慮是否全面實施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而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則實施了高中排名前10%學生的招生計劃，他們不考慮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也不考慮各高中學生成績的差異。此后，越來越多的高校加入這一陣營，考慮如何提高生源的多樣性和招生的公平性。

（三）滿足高校招收個性學生的競爭需要高校之間特別是公立與私立高校之間的招生競爭，是美國高校招生面臨的常態。享譽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學，也包含了很多私立大學尤其是常春藤聯盟高校，他們的招生錄取率常常低于10%。一份對美國1640所高校的抽樣研究顯示，那些越是強調個性的文理學院（絕大多數為私立非盈利高校）與私立高校，越是傾向于采用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而最具優秀生源競爭力和沒有優秀生源競爭力的高校，則不太傾向于采用該政策。此外，公立高校則因為服務于本州的公益性質而有實施該政策的較大制約性，其招生往往被政府強制要求更高的透明性和一致性標準，比如要求學生提供最低要求的SAT、ACT考試合格分數。一般而言，高校的生源競爭力可以分為“最高、高、較高、較低、沒有”五個檔次。相較于最具優秀生源競爭力和沒有優秀生源競爭力的高校而言，那些處于中間狀態的優秀生源競爭力較高或者較低的高校，往往會面臨相對較大的市場競爭壓力，因為剛性的標準化考試成績要求，一定程度上會阻止這些中間狀態的高校吸引更具個性的優秀學生。越來越多的高校招生不要求使用標準化考試成績，往往意味著他們會有更大的生源群體，其招生過程就會越來越注重評估與高校個性相關的學生個性品質[10]。事實上，標準化的招生考試成績成為學生報考大學的非必要條件后，這種新政策就會鼓勵學生在招生過程中充分展現自己，提交那些能充分反映自身學術能力包括組織能力、動機、創造力和問題解決能力的材料，比如高中各種課程的成績、小論文、面試、教師推薦信、課外活動等，從而為高校的個性化人才培養奠定更好的基礎。

（四）適應高中課程變革的要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各州教育主管部門致力于推動高中建立基于能力的評估（Competency-BasedAssessment），各高中開設了大量的與學生的大學成功和未來工作技能準備相關的課程，以及其它基于特定項目的課程和跨學科課程。此外，為了讓更多高中學生具有上大學或者直接就業的知識能力基礎，各州還紛紛出臺了高中生可以到社區學院選修課程從而取得高中課程成績學分的雙重入學政策（Dual-Enrollment）。加上擁有幾十萬學生的特許高中(CharterSchools)和幾十萬在家接受教育(HomeSchooling)的學生存在，導致長期依賴卡耐基單位考核高中生學期成績的傳統的大學招生辦法，無法識別和比較學生們選擇學習的各類整合性課程和應用性課程的成績高下。更糟糕的是，傳統招生辦法因為無法覆蓋這些高中的課程教學大綱，在變相地懲罰學習這些多樣性課程的學生[11]。這些高中課程改革要求，無疑要求高校招生標準需要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包容性，以便能覆蓋各高中的課程大綱要求，特別是能力導向的高中課程評估變革要求。不強制要求學生提交統一招生考試分數的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新政策，顯然更適應這種高中課程內容標準變革的包容性要求。就實踐案例來看，為支持本州高中課程改革，威斯康辛州的高校首先采用了基于能力評估的大學招生錄取辦法。他們的基本招生政策要求是，采信本州實施的語文、數學、科學、社會研究和外國語五個基本學習領域的能力評估，依據每個學科領域5分制的成績計算辦法，達到3分的學生就符合大學的最低招生要求。其他各州的做法各異，但改革思路類似，主要是依賴大學、社區學院與高中教師協作完成描述高中課程的新標準，從而力圖使高校招生適應高中課程考核等級的新要求，進一步推動高中教育教學的多樣化和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四、關于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的論爭

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實施以來，一直伴隨著很大的爭論。爭論的核心是關于標準化招生考試的科學性和公平性。支持招生統一考試的觀點主張繼續實施招生考試為主的綜合評價政策；反對招生統一考試的觀點主張采用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以增加錄取學生的多樣性和公平性并同時保持招生質量。支持招生統一考試的觀點認為，該考試可以充當大學招生人員區分不同學術背景學生的“共同標尺”（CommonYardsticks）。以SAT考試為例，多數研究認為學生的考試分數與大學一年級成績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人們對這些高分數學生抱有更大的學術期待；保留SAT考試分數要求，至少有利于高校保持新生選拔具有較高競爭力的聲譽光環。創建SAT和接管AP考試的大學理事會認為，單一的、絕對的考試分數排名靠前的學生，雖然不是大學需要的最優秀的學生，但至少高校招生依賴的評價信息越多越好。如果高校招生把SAT和高中GPA成績放到一起，就會是預測學生大學一年級GPA、大學保留率和完成率的最好指標。另外，他們認為實施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盡管有可能增加了申請者的數量，但鮮有證據證明這種錄取政策實際增加了具有社會經濟背景和種族多樣性的弱勢群體學生數量[12]。一個有力證據是，佐治亞大學的博士研究生AndrewBelasco在研究了實施20年該政策的30所文理學院后，發現他們在實際錄取學生的多樣性上并沒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提升，所以他認為該政策要么是公平的福利，要么可能是別的目的。一個功利主義的說法是，接受更多樣化的生源有可能是接受更多高校經費捐贈者的子女，而實際可能拒絕的是更多的弱勢群體生源。不過，實施該政策30多年的貝茨學院前招生辦主任BillHiss認為，擴大生源多樣性不是兩三年就會發生戲劇性變化，而是要經歷一個長期的緩慢增長過程。真正的問題是，接受進來的有些優秀學生在財力上難以承受，比如私立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每年學費5萬美元，加上其他花費得每年7萬美元[13]。反對招生統一考試的觀點認為，盡管很多學生在高中成績、課外活動和社區領導力方面表現優秀，嚴格的考試分數要求也常常會使得他們被排斥在生源選拔性較高的高校之外。不過度強調招生考試分數，則至少可以使得更多的私立高校向他們打開大門，同時提升招生的公平性和卓越性。而生源選拔性較高的公立大學，則不會因為嚴格的分數限制而向優秀的少數民族學生、低收入學生、農村學生和第一代大學生關閉大門。比如，具有較高生源選拔性的貝茨學院，曾對該政策實施進行了五年跟蹤研究，結果發現，這種主要依靠高中GPA成績的錄取政策對生源質量沒有明顯的負面影響，相反，擴大了生源選擇范圍并對生源質量帶來了更為積極的效果；那些沒有提交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學生在大學有更好的保留率，而且其少數民族學生比最初5年實施該政策時增加了一倍。

馬薩諸塞州惠頓學院在1992年實施該政策后，也吸引了更多的優秀少數民族學生[4]（P15）。最新的有力證據是，Hiss,Syverson,andFranks2018年利用實施該政策的28所高校共計955774份學生成績及其社會經濟背景分析，證明了該政策不但提高了學生多樣性，也沒有損害生源質量。美國考試公平與公開中心BobSchaeffer主任據此認為，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是一個學生與高校雙贏的政策，高中課程成績與課程內容的嚴謹性是預測學生在大學成功的最好指標。事實表明，那些實施該政策的高校不但擴大了學生多樣性，也沒有降低生源質量。因此，現在是基礎教育政策制定者扭轉公立高校癡迷招生統一考試分數的時機了[14]。客觀地說，以加州大學為代表的很多美國公立高校，都認識到了標準化考試成績的教育與社會負效越來越大[15]，他們深知學生的高中GPA具有與大學成績更高的相關性。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增加招生的透明性和可比性，美國高校尤其是公立高校，給予了標準化考試分數更高的錄取權重。目前，這些公立高校之所以繼續依靠老辦法進行綜合評價錄取學生，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一是擔心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會給考生釋放一種降低學術質量的市場信號，甚至也有高校擔心其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實行的大學排名中會因為新政策而影響排名和聲譽。二是很多公立高校的確有較大的來自州政府的政治壓力，從而把標準化考試分數當作嚴格入學標準和提升學術質量的工具。三是很多公立高校認為主要采用標準化分數招生具有低成本的效率，更復雜而全面的評價考生顯然需要高校花費更多的人員時間和經費[4]（P21）。所有這些，無疑都是公立高校難以憑一己之力在短期內解決的問題。所以，美國未來是否有更多公立高校實施該政策，還取決于他們對多種影響因素的綜合考慮。

五、對非強制性入學考試政策的評價

2015年，美國人均GDP為56300美元，聯邦政府的教育消費為1540億美元，占整個公共消費3.7萬億美元的4.2%[16]。就高教結構來看，2015～2016學年美國有4583所授予學位的高校，包括1620所公立高校，1701所私立非營利高校(PrivateNonprofit)，還有1262所私立營利高校(Privatefor-Profit)，公立高校占總數的35%。而其中的本科高校有3004所（能授予學士學位的有2579所，占4583所的56%），2年制高校有1579所。2005～2015年能授予學位的本專科高校招生數量共計2000萬，本科招生占到1700萬[2]（P402,399），平均每年本科招生占到總招生數的85%。可見，美國是一個經濟較為發達并已經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背景下，美國高校實施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無疑有其特殊國情。不過，這個政策對我們深入反思招生考試的功能以及如何使用招生考試成績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一）高校要有適度的招生質量自主權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體現的是高校擁有適度的招生質量標準自主權。在美國，由于公立高校更多地受制于本州政治經濟等使命，我們看到私立高校比公立高校擁有相對更大的招生質量標準的自主權，其突出體現于私立高校更有權決定是否使用SAT、ACT考試成績。當然，美國高校一直都有自主使用多元招生標準進行綜合評價錄取學生的權利。不僅如此，他們還有行使招生自主權的能力，這體現為幾乎所有名校在本科招生辦公室都有自己的招生研究人員。美國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實踐盡管仍有較大爭議，但其漸進的實踐過程卻是基于試驗和研究的結果。以公立高校為主體的我國（教育部網站顯示有816所公立本科院校，占1239所本科院校數的66%），雖然可能不具有實施類似政策的國情等條件，但在高校如何使用統一招生考試成績、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以及高中生的其它成績方面，還是有必要通過對本校招生質量的院校研究，從而建立起自己的生源質量標準和評價辦法，為促進高中和高校教育的多樣化發展作出貢獻。

（二）理性認識高校招生統一考試的功能美國招生統一考試的論爭，表明高校招生標準是學生發展的指揮棒。事實上，除了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存在特別詬病的應試教育外，在美國也有大量類似的批評。美國高校研究認為，只要大學過度利用招生考試成績招生，高中就會跟著考試指揮棒轉，社會就會出現各種提高學生應試成績的課外補習輔導，從而學生就難以按課程大綱要求進行全面的課程學習。另外，招生考試還會限制弱勢群體進入好大學，影響招生公平。所有這些，使得高校合理使用招生考試成績成為限制其負效的必然舉措。非強制性考試入學政策，盡管主要是在私立高校招生中采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個努力方向。美國多年來對招生考試SAT、ACT的研究表明，大學招生質量標準的最好指標是學生的高中課程成績，這是高中課程大綱指向的課程目標要求。從這個角度來說，未來我們有必要把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改造成基于課標要求的標準參照考試，依靠高校、高中教師科學制定出各門核心課程的等級標準與考核要求，從而盡可能避免高中教學拔高課程難度要求，為學生發展和高校招生提供更好的基礎。當然，好的課程標準還要有高水平教師去實施。美國2011～2012學年公立中小學教師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占56%，私立中小學教師為43%[2]（P72）。這比我國高中教師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比例5.01%[17]高出很多。我國未來提升高中教師學歷水平還任重道遠。

（三）高校招生公平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美國高校招生公平問題，是聯邦法律保護的公民權利。但是，長期建立的高校招生政策，嚴重阻礙了少數民族進入精英高等教育。20世紀70～90年代的平權法案，致力于糾正根深蒂固的種族和少數民族招生歧視，但是，即使高等教育從大眾化走向普及化，他們依然只能進入不太有聲望的高校。2003年3月28日，美國教育部了一份報告《高等教育中的種族中立政策選項：走向多樣性的創新方法》（Race-NeutralAlternativesinPostsecondaryEducation:InnovativeApproachestoDiversity），描述了美國正在實施的大量種族中立招生方法，主要是班級排名和百分比計劃招生以及財政援助辦法。美國教育部聲明其目的不是評估這些方法，而是提醒不要把這些方法當作最好的實踐指導。這些方法看起來是在鼓勵學生只要努力就能被高校錄取，但由于嚴重的種族隔離而并未能真正解決招生歧視問題。事實上，加州、弗羅里達和德州實施的班級排名與百分比招生計劃，并沒有顯著改善本科、研究生以及專業院校的招生公平水平，相反，這些刻板方法否認高校招生官選擇潛能學生的能力；沒有班級排名和百分比計劃，那些排名靠前的學生也能考入好大學；黑人學生依然難以進入好大學，等等[18]。由此觀之，如果偏離了辦人民滿意的教育這個宗旨，高校招生公平問題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情況下也很難解決。

作者：劉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