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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誼認為兒童性格的養成與母親的天性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要謹慎地選取婚嫁的對象。這種注重母子之間遺傳關系的觀點影響了我國后世眾多思想家。王充就認為人的成長與先天受到的氣稟有關,他認為:“稟得堅強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強,堅強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體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3]這種觀念的形成與我國古代生育觀的變化也有著密切關系,自羲皇之世起,從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古人的生育觀經歷了物生、感生與性生三個階段,他們逐漸認識到人類自身在繁衍后代中的作用。古代婚姻制度也從原始的群婚時代走向單偶婚制階段,社會分工關系上“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模式逐漸占據主流,導致了女性在幼兒教育階段凸顯重要作用。
明末大儒陸世儀在《思辨錄輯要•修齊類》中就指出:“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子雖有治家之責,然其勢處暫。婦人終日在家,若不知禮,便多操卻家政也。人欲齊家,只是齊妻子”[4]康有為也認為:“人道文明之事,借女子之功最多”。[5]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得到重視,與女性在生養哺育方面的責任息息相關。李樹軍認為:“中國家庭一般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父、母、子為基點而形成的三角結構。母親是家庭三角的感情重心和穩定所系。在子女的教養上,父母之間有著明確的分工,最普通的分工便是嚴父慈母的安排”。[6]在這種家庭結構中,父母之間也有著明確的分工,可以稱為是“父教母育”的模式。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說:“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母親更多地負責子女道德的培養、情感的陶冶,注重“育”的方面,“養子使作善”的使命落在了母親的肩上。為了能夠為提前施教做好準備,選擇一位賢妻良母就成了古代婚姻中最看重的因素,也成為胎教中首要考慮的因素。第二,賈誼闡發了“慎交感”的胎教觀念。這種母子之間的感應思想既與漢初思想家普遍認同的“天人感應”的理念有關,也反映出古人的一種經驗思維。我國古代哲學是一種建立在觀察基礎之上的經驗哲學,《周易》中就有“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通過這種觀天道以通人事的方式,逐漸形成了“天人相感”的思想。在這種感應思想的影響下,胎兒生長受到母體感應的理念容易被人接受。為了有效的進行保胎、養胎就需要從母親的角度來實施有效地措施。賈誼在《新書•胎教》中引述青史氏的記載:“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于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8]王后懷孕七月以后,飲食起居都獲得了特殊的照顧,并且進行了專業分工。這種習俗存在一定的蒙昧之處,但是試圖通過加強外部管束和誘導促使王后按照禮儀去養胎、保胎是值得肯定的。賈誼還以周妃后妊成王的例子來說明胎教的標準:“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9]劉向也在《列女傳•周室三母》中表達了由于注重胎教,從而使得西周開國君主大都是圣君明主的觀點。這種注重胎教的“慎交感”理念逐漸發展為“外象而內感”的理論被中醫學說所吸收和發展,成為我國古代胎教的理論基石。
一、慎選左右:賈誼的幼教思想
根據漢儒的史料記載,早在西周時期幼兒教育就受到了充分重視。首先表現在宮廷教育當中,尤其是太子的啟蒙教育。周代設有專門輔導和教諭君主及太子的官員,稱為師、傅、保。其中太師、太傅、太保合稱“三公”,他們的副職分別是少師、少傅和少保,合稱“三少”。這類官員統稱為師傅、師保或保傅。賈誼在他的論著中系統地總結了古代的幼教經驗。《新書•保傅》一文中記載:“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于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也。”[10]賈誼認為太子一出生就要受到嚴格正規的專業教育,并讓“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這樣太子初生以后“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從而達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從賈誼的這種記錄中我們能夠發現我國古代幼兒教育實踐中的獨特之處。太子的老師周公、召公、太公都是當時著名的賢臣和文化大師。對比西方教育可以發現西人古代的幼兒教師多由教仆(peda-gogue)擔任,而教仆多由沒有任何學識的奴隸充當。這種差異的形成與我國傳統的教育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陳桂生教授就認為:“西方教育偏重于引出作為教育的題中之義,主要訴諸教育對象自身,我國教育偏重于“上所施,下所效”,主要訴諸教育者。
總的來說,外鑠論在中國教育觀中占主導地位,而西方國家較為傾向于內發論”。[11]在外鑠論的主導下,先民幼兒教育過程中注重兒童學識、品性的養成與外界環境的關系。即使貧民百姓家庭也會出現“孟母三遷”的故事,思想家們也普遍認同兒童是被塑造的對象。墨子就提出“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墨子•所染》)的“素絲說”。盡管孟子也有“擴充善端”的內發論傾向,但是孟子的措施還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孟子•告子下》),并強調:“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個體的成長訴諸于外在環境的影響。荀子更是強調外在環境對個人成長的影響,他指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勸學》)基于此,荀子非常注重教師的選擇,他認為:“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荀子•致士》)教師不但要德高望重,誦說不凌不亂,而且要見解深刻,表達合理。賈誼充分吸收了先秦著名思想家的教育思想,認為殷、周國運長久,暴秦二世而亡與太子教育有著密切關系。于是他認為:“教得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12]太子成長過程中通過身邊品行高尚的人的影響,潛移默化形成習慣,那樣長大以后就不會被惡劣的習俗所改變,從而成為百姓信賴的人。各種保傅官在太子還在襁褓之中時就提前任命,并且有了明確的分工。保,負責太子身體保育方面;傅,負責太子道德培養方面;師,負責太子知識教育方面。保傅之官因承擔教育培養太子的重任,所以選拔和任命極為慎重。周成王的“三公”就都是歷史上卓著盛名的賢臣,從而保證太子從小就在一個好的環境中成長。賈誼認為西周之所以國運長久,正是因為君主有良好的保傅官進行輔佐。如周成王,前有周公“導之道”,左有太公“輔之善”,右有召公“拂之過”,后有史佚“承之遺忘”,在這些賢相明臣的教育培養之下,因而“虛無失什,而舉無過事”,達到思慮和行為均可以避免失誤和過錯。
保傅之官為宮廷太子的教育人員,其職責是培養君主或太子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所需要的品德、知識和才干,但是很多時候只是在正式場合進行勸戒和教育,并不能在太子的衣食住行中都進行教育,這就要求在后宮內挑選適宜的女子來承擔保育和教導太子的起居生活等事宜,這就是西周時期的“備三母”制度。據《禮記•內則》記載,西周時期,太子出生之后,就要從后宮妃妾之中挑選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姆,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13]擔任世子的子師、慈母、保姆居于“后宮”,分擔母后的部分職責,統稱為“三母”,與出入宮廷的師、傅、保正相對應。據鄭玄解釋,“三母”的職責范圍分工是這樣的:“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姆,安其居處者。”也就是說子師主要負責世子行為規范的教育,慈母主要負責世子衣食及其他生活需要的供給,保姆主要負責世子居室的安置料理。“三母”均陪同世子居住在專門的宮室中,承擔全部培育世子的生活管理事務,他人無事不往。這些都說明西周時期宮廷教育出現了明確的專業分工,并影響了后世的宮廷教育。西周時期太子教育的經驗也被賈誼吸收,成為他幼兒教育思想的基礎。
二、賈誼學前教育思想的經驗與不足
現代教育學理論認為:遺傳、環境、教育等因素構成了影響人的發展的基本因素。這些因素在古代教育過程中也早已被人們察覺。賈誼之所以強調婚嫁對象的選取和胎教環境的改善正是考慮到遺傳在人的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遺傳因素為人的發展奠定了可能,有了這種條件,“生命體成為一個開放的、具有自穩定性能的結構,它能夠不斷地從外界吸取自己發展所必需的各種養料,進行加工改造,使機體能維持生命的存在與成長,為個體發展提供了可能”。[14]強調婚嫁對象的選取已經有了初步的優生學意識,而“慎交感”的理念也被現代醫學和心理學的相關研究所證明。養胎期間提供合適的營養和適宜的環境有利于胎兒的機體成長,這些都是賈誼胎教思想的精華之處。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賈誼過分強調了母親的身世對兒童成長的作用,而忽視了兒童自身發展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他強調婚嫁對象必須選擇世代孝悌仁義之家,也反映出兩漢時期從貴族世卿世祿到魏晉門閥制度轉化過程中門第觀念逐漸形成的現狀,反映了賈誼學前教育思想的時代局限性。“慎交感”的理論也存在著經驗哲學模糊性和直觀性的缺陷,而且賈誼把朝代更迭與太子早期教育聯系起來,把時代變化的原因歸咎于個人的因素,具有典型的個人英雄史觀,沒有意識到生產力變化等因素才是社會進步的更直接因素,這些都反映出賈誼胎教思想中的歷史局限性。
賈誼關于“慎選左右”的幼教思想注意到了環境因素對個體成長的重要作用。兒童處于世界觀形成階段,還沒有形成穩定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環境教育的因素顯得更加重要。正如很多兒童教育專家所指出:幼兒教師掌握著祖國的未來。兒童生長早期正處于情感和智力發展的關鍵階段,抓住發展的關鍵期進行合理地施教,能夠形成優良的習慣和性格,對兒童成長無疑具有重要的影響。兒童成長過程中保育人員的專業分工也有利于兒童的發展。在兒童情感發展的關鍵期注重道德培養,養成圣賢胚璞,這些都是賈誼幼兒教育思想中值得借鑒的因素。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賈誼的幼教思想是基于太子教育的基礎上形成的,需要批判地繼承,同時過分注重兒童接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而忽視兒童主動認知和建構知識的能力也會導致形成嚴密的制度規范從而壓抑兒童成長的活力。賈誼的學前教育思想形成于我國教育思想尤其是學前教育思想的初創時期,自然具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但是他系統地總結了先秦時期我國學前教育思想,結合自己的太傅經驗形成了獨特的學前教育理論影響了我國后世的學前教育,從而也使其成為我國古代教育史上寥若晨星的學前教育家之一。
作者:陳祥龍單位: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