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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藝術研究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寫意與寫實相結合，表現少數民族體育運動

新世紀以來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寫意與寫實相結合，展現少數民族的體育運動。少數民族體育電影表現了少數民族強烈的拼搏精神與一種對少數民族的人文關懷，既強調個性張揚，又重視團結協作，展示出青春之美、形體之美、力量之美，贊頌了他們堅強的意志與樂觀的心態，給人予激勵與鼓舞。其風格多樣，有的深沉厚重，有的輕松愉快，受到觀眾的好評，在藝術與市場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籃球、足球、排球、賽馬等比賽既需要個人水平，也需要團結協作，個性張揚與團結協作的關系會直接影響團隊的成敗。影片中，少數民族健兒們充滿自信、自強不息、勤學苦練，克服各種困難，走出了一條成功之路，從而給人予啟迪。這些影片生動而深刻地表現了運動員團結協作與相互促進的精神，比較感人。例如《買買提的2008》《尋找那達慕》等。《買買提的2008》具有喜劇色彩，好玩、有趣、蕩漾著濃郁的青春氣息，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語言與行動引人發笑、令人輕松愉快。孩子們各有特點，都力求上進。他們具有成長中的健康體型和膚色，有著花一樣的燦爛笑容，在沙地里踢足球，進入幾近純真的境界。喜劇的夸張風格，透進表演的部分細節。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對于異性彼此，不同的人會有各種各樣的表情、各種各樣的心思。公開的文體活動，都像精心安排的表演，人類生存的本能暗中激發出他們在異性面前的表現欲望。吸引異性的目的在這個年紀非但沒有分散他們的才華展示，反而成了他們才思洶涌的動力。一個女生參加了男子足球隊，他們熱血上沖，心氣高漲，達到最佳狀態。該片節奏有張有弛，搞笑輕松的場景與細節幾分鐘出現一次，使觀眾發出會心的笑，娛樂性很強。《買買提的2008》作為第15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的開幕影片，受到隆重歡迎，主創人員與觀眾見面，受到人們的好評，獲得了有關獎項。該片在全國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廣與傳播。少數民族體育電影大多攝影漂亮、音樂動聽。在《買買提的2008》中，導演用長鏡頭從容不迫地攝錄運動員們在沙地上列隊跑過，每一張年輕的臉上透露著堅定有力的表情。與之配合的主題音樂舒緩而昂揚，激蕩人心。鏡頭拍得比較清晰，層次感較強，競爭場面拍得高潮迭起、扣人心弦。鏡頭常常定格在趣味十足的場景中；鏡頭剪接自然流暢，讓人感覺十分舒服。我們能看到幾個少年在鏡頭特寫下的獨特表情，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這些鏡頭獨特新穎，突出了人物的個性。多用少數民族音樂，節奏較快，符合該片的情調。《買買提的2008》有的少年從不自信、被嘲笑、懷疑，到柳暗花明遇到善人幫助，再到最后完成大逆轉。該片節奏有張有弛，搞笑輕松的場景與細節幾分鐘出現一次，讓觀眾發出會心的笑，娛樂性很強。但是，有些少數民族體育影片有點簡單化，有點粗糙，顯得比較單薄。臺詞簡單化，政治性較強，有的比較牽強附會、比較生硬，藝術感染力較弱，因此票房不理想。饒曙光說：“電影創作的同質化現象是中國電影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也是觀眾對電影不滿意度最高的一個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眾多理論家和批評家都從創作角度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但卻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市場化、產業化、國際化、專業化的新語境下，電影創作的面貌、格局乃至具體過程都與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必須結合電影市場結構和體系分析和闡釋。”［3］（P125）所言可謂一針見血，十分中肯。一些少數民族電影與政治任務聯系緊密，在特定時期政府在制作、營銷等環節給予大力扶持，但是在市場運作方面持續時間不是很長，因此在產業化方面不夠完善。

二、適當采用數字化技術，與真人表演相得益彰

新世紀以來中國一些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適當采用數字化技術，與真人表演相得益彰，塑造少數民族英雄形象，共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美好家園。例如《嘎達梅林》《可可西里》《尋找智美更登》《藏獒情未了》《印象云南之完美生活》《塔克拉瑪干》《喀納斯的陽光》《唐布拉之戀》等。《嘎達梅林》的真人真馬與數字化制作相結合，表現出戰馬群非凡的氣勢，烘托出嘎達梅林的英雄形象。《可可西里》真人表演與數字化制作相結合，表現了沙坑吞噬人的危險可怕、防不勝防，展示了可可西里的危機四伏，突出了保護藏羚羊隊員的艱難。數字化是一種技術改革，每一次技術改革都會促進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巨大發展。數字技術可以創造出一種虛擬的現實，計算機生成的圖像（CGI）是一種計算機動畫，它的圖像是逐幀生成的，成千上萬個互不關聯的數位通過精確的運算和定位，創造出一個個亦真亦幻的三維空間。饒曙光說：“電影創新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追蹤電影高科技發展，用最新的電影高科技成果豐富我們的藝術創造手段，提高我們的藝術創造能力。電影高新科技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電影創作的思維和電影文化的前進。從硬件層面而言，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中國電影要借助新技術、高科技迅速推進創作生產的現代化，把高科技轉化為藝術創新能力，豐富我們的藝術創作手段、藝術表達和創新能力。”［3］（P154）他準確地闡述了高科技對電影發展的促進作用。電影要求高清晰度，數字化正適應了這方面的要求。數字特技應用于前期制作，這種過程稱為“形象化預審視”，包括創建故事板、虛擬布景、預置光效和制定復雜的攝像機運動。在數字化后期制作中，對電影圖像進行各種控制，使用非線性編輯系統修描鏡頭（如修正圖像色彩，移去特技表演中的支撐物）合成人造出來的各種圖像（包括字幕、覆蓋圖層和變形效果）；把原本互不相干的攝影元素剪接到一起。可以使用電腦二維變形技術，還可以使用三維方法。電影數字立體聲接近人耳聽覺極限的大寬頻動態，從一個方面進一步擴展了電影視聽的表現力。電影數字立體聲在參與視聽造型時，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理念，其表達情緒的沖擊、震撼的力量、潛入人們心靈深處的感染力，都遠非傳統影視可以與之相比，這其實已經是在電影視聽語言中的又一次新的突破與擴展。數字立體聲使我們可以追求更高層次的視聽享受。真實是藝術的生命力之一。數字圖像雖然屬于模擬現實或虛擬現實之物，但是也要真實。雖然不必實有其事，但必須實有其情。它擁有表象型、意象型、抽象型、變形型形態，記錄現實、和憑借模擬與虛擬手段虛構現實的功能。我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數字圖像與傳統圖像相互滲透、融合，具有互動互補作用，有些高難度動作與災難場景可以用數字化制作，從而減少演員表演的危險性。數字化不僅不存在使我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喪失藝術真實，相反，它通過發揮自身在創造視聽效果方面的獨特才能，極大地擴展了我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表現藝術真實的范圍，使我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增加了藝術的敘述方式。新世紀以來我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對數字化技術的使用應該適可而止、恰到好處，不能濫用，應該保持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特點，這樣相關的產業才會穩步地向前發展。

三、用音樂音響敘事，增加影片內涵

新世紀以來中國一些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用音樂音響敘事，增加了影片的內涵。一般來說，大部分電影音樂音響只是背景因素。但是，有些電影不僅把音樂音響作為背景因素，而且將其作為敘事主線，在敘事方面有所發展、有所突破，例如《鮮花》《康定情歌》《草原歌王》等。丁亞平說：“當代中國影視業的任何敘事都是當代敘事，和市場、和我們這個時代具有不可分性。”［4］（P1）所言確有道理。《鮮花》將哈薩克族民間藝術阿肯彈唱作為一條敘事主線，表現了一個哈薩克族女歌手的成長歷程；通過女主人鮮花的人生經歷，表達了一個女阿肯追求阿依特斯藝術的執著和感情世界的起伏，展現了哈薩克族民間藝術阿肯彈唱的魅力和新疆少數民族地區人民和諧美好的生活。其中有三個重要的點，第一個是鮮花從不能說話到開口唱歌的那一瞬間，這是兩個生命同時開始的點。第二個是鮮花在一次賽歌中邂逅了她的第一段愛情，這可以說是她的阿肯生命和女性成長的彼此支撐。第三是影片結尾，他們的孩子都在一邊跑來跑去地玩，他問她會不會一直唱下去。這是第三個重要的點，標志著她兩個生命的同時成熟。女主人鮮花有理想，有抱負，有才華，懂音樂，阿肯彈得好，為少數民族藝術畫廊增添了新的形象。《斯琴杭茹》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希日塔拉》之歌成為該片貫穿始終的敘事主線。兒童時期，斯琴杭茹與為她家放羊的小男孩蒙克相識，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青年時期，他們倆相愛了。正要結婚時，蒙克卻去參加了戰爭，再也沒有回來，只留下一首用鮮血譜寫的詩歌《希日塔拉》。中年時期，她經受了種種迫害與磨難，也迎來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愛情。如今，80多歲的斯琴杭茹老人，遙望遠方，仿佛又聽到那首昔日的《希日塔拉》之歌，讓人回味無窮。因此，該片獲得第17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民族題材創作獎，扮演斯琴杭茹的演員卓拉獲得第17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新人獎。這些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音樂發自主人公的內心世界，貫穿始終，具有明顯的敘事功能，充分展示了人物的性格。

四、以人物傳記成片的方法，增強影片感染力

新世紀以來中國一些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采用以人物傳記成片的方法，來增強影片的感染力，如《水鳳凰》《斯琴杭茹》《額吉》《賽德克•巴萊》《諾日吉瑪》《伊犁河》等。丁亞平說：“中國社會在近30年，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的重要發展，廣受矚目。其中所呈現的新的發展氣象，也正喻示了中國電影運動的新趨向。激發起人們對主流價值以至整個未來中國藝術、文化想象的熱情與興趣。”［4］（P514）誠然。《水鳳凰》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盧榮康是貴州山區的水族青年，因從小患小兒麻痹癥導致雙腿膝蓋以下肌肉萎縮。20歲那年機緣巧合地成為一名小學的民辦教師。而學校里沒有其他老師，學生也流失得差不多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輟學的孩子勸回學校。為勸學，他用木板、廢舊輪胎和鐵絲自制了重達幾公斤的“船鞋”，護住雙膝爬行在山間小路上，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教育生涯。36年來，盧榮康日復一日“爬村跪寨”，年復一年跪在講臺上傳道授業，他的一批又一批學生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盧榮康也因此被人們稱為水族的鳳凰、貴州的保爾•柯察金。該片真情演繹鄉村教師36年的“跪教”生涯，生動地表現了盧榮康堅強的毅力、崇高的精神與偉大的人格。該片入選教育部、廣電總局和文化部的向全國中小學生推薦的優秀影片。《額吉》展現了蒙古族對精神家園的堅守姿態。單單是從喉管和唇齒間發音的溫柔中，就可以窺測到其代表整個民族柔情的那部分性格———單純、善良、隱忍。娜仁花飾演的正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童”，一個毫無私心的母親，一個受難的圣人。寧才導演用理想化的詩意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竭力抹去了政治的印記，雖然故事緣起自政策和時代性的饑餓，但在劇情中鄉干部卻對“犯了錯誤”的老師說：“我們這個地方不分左派右派，能教得好書就是好派”；雖然錫林夫因為額吉“錯誤”的善心而與大學失之交臂，但那也不過是為母親的苦難增加籌碼；錫林夫自身具有“詩人”與“牧人”的雙重身份，他騎馬夢游至樹下那一刻的燦爛蒼涼帶有強烈的寫意氣質———在寧才導演這里，草原和草原民族的命運，雖然苦難重重卻并非魑魅坎途。就視聽語言而言，整部影片最常用搖移鏡頭，畫面常常從中景拉遠，搖到一方遼闊的遠景之中，以蒼茫天光回應世事艱辛。《諾日吉瑪》通過蒙古族女子諾日吉瑪大半生的經歷———等待多年前為保衛家園而去征戰未歸的戀人杭蓋，醫療兩個敵對的殘廢士兵，表現了反對戰爭、渴望和平的思想，感人至深。因此，《諾日吉瑪》在2014年5月10日獲得第21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民族題材特別獎。一些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藝術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果，但是，在市場營銷方面沒有投入應有的人力、物力、財力，因此傳播面不夠廣泛，票房等不夠理想。

作者：張智華單位：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