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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建設(shè)雜志》2014年第二十二期

一、莊宗與伶官的對比

在社會動蕩年代，掌握兵權(quán)的軍人往往是左右時局的關(guān)鍵，而藝人往往是這一時期弱勢的群體。然而，歷史似乎并不總是按照人們的意愿發(fā)展，叱咤風(fēng)云的英雄有時也會受制于手無縛雞之力的小人。莊宗少年便顯英雄本色，“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長大后“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xí)《春秋》，通大義”，后梁朱全忠曾感嘆道：“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憑著軍事上的智能，莊宗最終統(tǒng)一北方。《舊五代史》認為歷史上的中興之主少康、漢光武帝“亦無以加也。”《傳序》文字雖然簡潔，但字里行間也顯示了這位中興之主的不凡。與縱橫天下的莊宗相比，伶官不免驕橫，“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籓鎮(zhèn)，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伶官史彥瓊的專權(quán)跋扈引起了兵變，而當亂兵臨城的時候，“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而伶人郭門高乘機作亂，率部攻入宮中，莊宗為亂箭射中，遂至“數(shù)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伶官傳》敘述了景修、史彥瓊、郭門高等伶人的劣跡，揭示了他們齷齪的行徑。五代分裂割據(jù)，長期混戰(zhàn)，百姓生活極其困苦，歐陽修認為五代分裂割據(jù)的原因是道德的淪喪，“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歐陽修認為“史者國家之典法也”，他批評舊五代史“繁猥失實”，試圖以“褒貶義例”的“春秋筆法”來評價五代史，在給尹師魯?shù)男胖姓f道他重修《五代史》目的在于“垂勸戒，示后世”，歐陽修的“勸戒”其實主要是防止小人亂政。莊宗忠于父命，寵幸伶人，伶官們卻臨陣脫逃，倒戈反擊，通過莊宗與伶官的對比，作者揭示了人事在王朝興衰中的關(guān)鍵性。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借助小說、筆記等的記載補充敘述了舊五代史沒有的事件，不少敘事形象生動，愛憎分明，而一般斷代史書寫非常注重的典章制度卻沒有出現(xiàn)在《新五代史》中，寫作體例其實也體現(xiàn)了作者重人事輕天命的思想，這與舊五代史過度渲染天命是不一樣的。從這點上而言，《伶官傳序》可以說是《新五代史》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

二、莊宗自我的對比

莊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后失天下，可謂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莊宗的成敗是一個先后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忽于反思，沒有防微杜漸，“智勇多困于所溺”，最終“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前期的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戰(zhàn)而平汁洛，家仇既雪，國柞中興。”特別是燕晉合勢擊退梁國顯示了他非凡的膽識和能力。在逐步削平各方勢力后，莊宗沒有勵精圖治，“靳吝貨財，激六師之憤怨；征搜輿賦，竭萬姓之脂膏。”更嚴重的是，日益沉湎于享樂，放縱伶人，“莊宗既好徘優(yōu)，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制’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yōu)名以自目，日李天下。自其為王，至于為天子，常身與徘優(yōu)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統(tǒng)一北方之后的莊宗荒于政事，受到寵幸的伶人所為欲為，可以隨便侮辱群臣，朝臣敢怒不敢言。莊宗將伶人視為心腹，利用伶人去刺探群臣，而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將士棄置不顧，甚至派伶人搶將士的妻女入宮，最終是為自己的滅亡埋下了伏筆。莊宗在達到人生鼎盛的時候，已占有大半天下，僅存的幾個小割據(jù)政權(quán)實力都很弱小，如果能有英明的政治，完成最后的統(tǒng)一，實現(xiàn)長治久安是一件不難的事情，而莊宗卻沒有能夠把握好時機。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后唐的興亡雖然有各種原因，但關(guān)鍵還是取決于內(nèi)因，這內(nèi)因由量變而最終導(dǎo)致了質(zhì)變。因內(nèi)的關(guān)鍵在于人，而“人事”的關(guān)鍵在于自己而非別人，作者由此感慨“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忽微”培養(yǎng)了異己的力量，而“所溺”又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莊宗之得與失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三、難與易的對比

《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侍中魏征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謂為難？’征曰：‘觀自古帝王，在于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懼，豈不為難？’”自古帝王之業(yè)，草創(chuàng)與守成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唐太宗曾經(jīng)對此評價道：“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chuàng)之難也。魏征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chuàng)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草創(chuàng)時期，英雄人物順應(yīng)歷史潮流，代表人數(shù)人民的利益，向阻礙歷史發(fā)展的頑固勢力發(fā)起攻擊，他們雖然備嘗艱苦，九死一生，但他們得天下是順理成章的事。由此言之，得天下也易。而天下既定，障礙既消，驕逸易生，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外在的困難與矛盾容易看得清，而自身的缺點與不足卻不易察覺，由此言之，守天下也難。五代時期，天下紛爭，百姓涂碳，大一統(tǒng)的安定局面是人心所在，也是歷史發(fā)展的潮流。莊宗不辱父命，依靠自己的智能定取天下，及其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是一部私修正史，作者感慨道：“嗚呼，五代之亂極矣！”，這個亂主要體現(xiàn)在“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fù)廉恥之色者皆是也。”“亂”使得草創(chuàng)也易，而“禮崩樂壞”使得守成也難。作者重新書寫五代史，就是要批評那些“無復(fù)廉恥”之徒，以達到“亂臣賊子懼”的目的。在王朝興替之外特意加上了《伶官傳》，記錄伶人景修、史彥瓊、郭門高等人的事跡，將伶人附于正史之后，其意正是要告訴人們，守成難于草創(chuàng)，為人君者當慎焉。

《宋史•歐陽修傳》云:“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伶官傳》體現(xiàn)了歷史敘述中的“微言大義”，告誡執(zhí)政者吸取歷史，居安思危，認識到守成的艱難與復(fù)雜。五代是一個“亂世”，“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對于這一段亂世的興衰成敗，歐陽修從人事的角度進行觀察，摒棄了天命的非理性因素，分析了人事在歷史發(fā)展中的作用，其識見是很可貴的。《伶官傳序》在一系列鮮明的對比中將美與丑、善與惡、崇高與卑微、人與獸充分地揭示出來，深化主題，增強了作品的藝術(shù)感染力。

作者：梁結(jié)玲單位：玉林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