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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面勞動的指標選取與權重擬定

本文力圖對改革開放中期以來中國的體面勞動水平進行縱向比較研究，數據始終時間為2000－2011年的12年間。為保證結果的客觀性，本文避免使用主觀指標和調研數據，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和《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統計公報》等官方數據，或由這些官方數據計算所得。“體面勞動”指標主要依據國際勞工組織2008年修訂后的衡量指標體系及亞太地區的衡量指標，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來選定，對于我國官方尚未進行統計的某些指標，或是選擇相關替代指標，或是忽略。首先對收集的數據進行審核、整理及標準化處理，把體面勞動指標分為二個維度，部分指標涉及到三個維度。本文對指標權重的計算，改進了以往平均賦值的方法，利用Pearson相關性值作為最終權重的擬定依據，層層推進，據此算出指標權重。在就業機會維度里，用靈活就業規模替代非正規就業規模的測算。我國靈活就業規模大體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顯性的靈活就業，亦即就業的總體規模減去明確的傳統正規就業的規模，①再加上城鎮各單位使用農村勞動力的人數;另一部分則是隱性的靈活就業，包括下崗失業人員和登記失業人口中的隱性就業的估計。

在就業機會和平等待遇維度里，有兩個主要內容:男女就業機會以男女就業差異率來衡量;殘疾人就業以中國福利企業個數、城鎮殘疾人當年安排就業人數、殘疾人就業服務機構數、殘疾人工作者人數來衡量。這兩類指標分別賦權重0.5。在社會保障維度里，由于統計數據的限制，做了相關的指標替代:公共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用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作為替代;65歲以上享受養老保險人數占總人口比例用離退休人員參加養老保險人數占人口比例作為替代;城鎮基本醫療保健覆蓋的人口比例用城鎮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的人口比例作為替代。體面勞動的經濟社會背景是以往被忽視的一個部分，也是國際勞工組織經修訂之后新增加的一個部分。失學兒童百分比為反向指標，這里用正向指標學齡兒童凈入學率替代;勞動生產率可以體現為就業人員的人均GDP，簡稱PPP，以及PPP的增長率;收入不平等指標是收入最高的10%人口收入和收入最低的10%人口收入的差異率;通貨膨脹表示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經濟部門的就業構成用偏離數來表示，是三次產業結構偏離數的絕對值之和。②

二、中國體面勞動值的計量

根據以上分析計算得出的權重值，利用SPSS軟件計算得到二維指標的最終值，以此類推，得到最終的體面勞動值。計算出的單個年度數值本身沒有實際意義，只有經數值比較才能體現出不同年度數值間的相對變化。本文將2000年的體面勞動值設為1，然后依此為數據基準計算得到后十年的體面勞動值，依據此基準值，在對各年度數值變化的比較中得出改革開放中期以來中國體面勞動水平的變化趨勢。從圖中可見，近十多年來，我國體面勞動水平呈現出逐年上升的態勢，雖在個別年份有一定幅度的回落，但不影響整體走向。

三、中國體面勞動水平變動趨勢分析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體面勞動水平，隨著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而不斷提升，但也偶有下行波動。本文試圖從勞動社會保障法制建設、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環境等方面略加分析。

(一)體面勞動水平提升與社會保障法制體系的完善密切相關中國體面勞動水平的整體提升與國家出臺的一系列勞動社會保障法規密切相關。在勞動標準立法方面，2001年國家頒布了《職業病防治法》;2002年頒布了《安全生產法》;2003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了《最低工資規定》，將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擴展到企業以外的用工單位;2007年國務院了《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在勞動關系立法方面，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集體合同規定》，規范了集體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行為;2007年國家頒布了《勞動合同法》;2007年頒布了《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為及時公正地解決勞動爭議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勞動保障立法方面，2003年國務院了《工傷保險條例》;2007年國家頒布了《就業促進法》，旨在促進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相協調;2010年末，國家頒布了《社會保險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社會保障制度的綜合性法律。在勞動行政立法方面，2004年國務院頒布了《勞動保障監察條例》，進一步規范了我國的勞動保障監察工作。中國體面勞動水平的持續提升與勞動社會保障法制體系的不斷完善密切相關。首先，立法層次提高，多以法的形式出現，帶有強制性，提高了執行力及約束力。其次，適用范圍擴大。我國已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勞動保障法律體系，勞動者的覆蓋范圍愈來愈廣，包括未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非正規就業人員、勞務派遣工和農民工等。再次，我國政府出臺的相關法律法規越來越細化，原隸屬于《勞動法》的內容大都列為單獨條例、法規，從而避免在執行過程中部門間的相互掣肘和主體缺位。最后，我國的勞動社會保障法制建設越來越多的受到國際影響。我國1983年正式恢復在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迄今我國已承認和批準了25個國家勞工公約，縮短了中國勞動法律與國際勞工公約的距離。

(二)體面勞動水平的上行趨勢與宏觀經濟政策分析密切相關體面勞動水平的上行趨勢與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密切相關。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堅持實行“以充分就業目標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發揮著積極的導向作用。一方面是通過財政支出政策，從改善就業機制入手促進就業，包括政府直接提供和擴大公共部門的就業崗位等，另一方面是通過財政收入政策，從稅收政策扶持入手推進就業，包括2003年起提高營業稅和增值稅的起征點、對新企業所得稅的相對低稅率等。貨幣政策的穩健既能夠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同時保證生產率提高、民生改善和充分就業的調控目標，又能夠穩定國民的收入水平和價格水平。產業政策促進就業增長主要是通過國家產業投資和產業發展指導性政策來實現。政府在制定實施產業政策的過程中，已經開始注重兼顧三個方面的平衡:就業增長和產出增長的平衡、生產率增長和就業增長的平衡以及技術水平、科技創新能力和就業增長之間的平衡。這些都為我國體面勞動水平的提升做出了貢獻。而分配政策已成為我國體面勞動水平提升的瓶頸。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的絕對水平不是最低，但其比重卻在下降，從上世紀的90年代的68.3%下降到現在的57.8%，并有持續擴大的趨勢。而在市場經濟國家的工業化、城鎮化階段，勞動報酬約占GDP的70%左右。收入分配體制存在的問題已經成為我國體面勞動水平提升的限制性短板。

(三)體面勞動水平的波動與國際經濟環境密切相關從圖1可見，2008－2009年我國體面勞動水平突然下滑，隨后又轉向回升和上升，這種異常波動主要是由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所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實質是全球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從而導致金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嚴重失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逐漸演變成為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增長拉動。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直接影響體現在外部需求明顯減少、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及金融形勢嚴峻等。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企業特別是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用工需求下滑，規模裁員和職工待崗歇業現象增多。此外，在危機籠罩下，企業經營者對經濟下行預期增強，紛紛削減投資和凍結工資，甚至降低員工收入水平和減少勞動條件改善投入，勞動者在工作條件、就業穩定性、工資待遇、社會保障及職業安全與健康等方面的權益難以得到全面保障。

可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導致我國體面勞動總水平突然下滑的主因。五、結論及政策含義自改革開放中期以來，我國勞動者的體面勞動水平一直保持穩定提升的態勢。從數據分析中可以看出，從2000－2011年的12年間，我國勞動者的體面勞動水平提高幅度一倍有余，并且提升的速度還有加快的趨勢。這意味著，在過去的十二年里，我國勞動者在整體就業率、就業機會平等、勞動法律保障、總體收入水平、勞動安全環境、公平對話權利等方面都得到了顯著改善。體面勞動水平提升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具有互為因果、互促共進的緊密關系。因此，我們應在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大局中，不斷提升我國體面勞動水平，也要注重以體面勞動水平的不斷提升來促進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

值得注意的幾個方面:其一，隨著我國的勞動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對勞動關系的法律規范雖然能夠有效保障勞動者的權益，但同時也可能產生負面效應，如失業增加、勞動力市場機制僵化和收入水平降低等，即有些法律規范對于提升體面勞動水平有一定的代償性，如何消除這部分負面影響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不斷完善，有利于提高體面勞動水平，但分配制度存在較大問題，業已成為影響我國體面勞動水平提升的關鍵環節。促進我國體面勞動水平進一步提升，不僅依賴于社會“財富蛋糕”的不斷做大，更依賴于“財富蛋糕”的分割方式，勞動者若不能獲得體面報酬，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體面勞動。其三，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在全球危機中難以獨善其身，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以及體面勞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應借鑒國際勞工組織從危機中吸取的政策經驗:以刺激性措施創造就業，通過社會保護減緩危機，積極促進就業恢復，利用社會對話管控危機。以不斷提升的體面勞動水平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作者：呂紅金喜在單位：東北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商學院長春工業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