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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經濟管理雜志》2014年第七期

一、東盟四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發展中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東盟四國20世紀80年代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有一些共同特征。

1.產業升級困難使得經濟不能夠順利轉型發展產業轉型升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動力，日本、韓國等國家都是通過積極的產業政策，實現戰略產業的快速成長。比如，韓國首先利用國內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將紡織服裝、橡膠塑料制品等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再利用國際產業轉移的機會，重點發展化工、鋼鐵、機械制造等重化工業，并延伸至造船、汽車等行業。近年來又通過自身的技術創新，進入計算機互聯網、光電產業、生物工程等產業。整個過程體現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資金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清晰路徑?！皝喼匏男↓垺痹诋a業升級過程中，不僅需要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的投入，全要素生產率（TFP）更是穩定地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體現了產業升級為經濟結構轉型提供的有力保障。譬如，韓國在1960～1994年期間，全要素生產率保持1.5%的增長，而我國臺灣地區則高達2.0%。與此相比東盟四國的全要素增長率的提高則顯得較慢，僅泰國達到了1.8%的水平，馬來西亞和印尼則僅為0.9%和0.8%，而菲律賓為-0.4%（見表1）！以馬來西亞為例，經濟發展必將帶動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就會逐漸消失。為此，馬來西亞從20世紀80年代初就考慮實施產業升級，當前其重化工業和電子產業都有一定的規模。馬來西亞的重化工業以政府所有為主，由于國際市場競爭激烈，產品主要銷往國內。而馬來西亞本身人口較少，國內市場有限，導致重化工業的經濟效益較低、規模效應不彰。馬來西亞的電子產業多半是由外資和合資公司掌握的，外國跨國公司在全球建立其生產網絡，根據比較優勢原則在馬來西亞設廠，進行產品內分工。馬來西亞的子公司利用進口電子元器件進行組裝，再將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國外。這樣的企業工藝環節簡單、生產利潤較低、技術溢出效應有限。作為東盟四國中產業結構最好、最有希望實現產業升級的國家，馬來西亞距離實現“全面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依舊路途遙遠。雖然產業升級的基本路徑很清晰，但對于東盟各國來說，選擇什么樣產業才能既符合本國的現實基礎，又能帶動經濟的轉型發展，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2.投入有限和人才不足制約了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東盟四國產業升級困難最重要的原因是技術創新的匱乏。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東盟國家的產業結構得到一定的提高，技術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進步。但這些國家的技術進步高度依賴于跨國公司的技術引進，而自身對研發的投入相當不足。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7年馬來西亞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為0.63%（2006年數據）、泰國為0.21%、菲律賓為0.11%、印尼僅為0.08%（2009年數據）！與此對比，中國為1.40%，韓國為3.21%。與之對應，四國研發的人員也非常有限，2007年馬來西亞百萬人擁有研究人數為365人（2006年數據）、泰國為315人、印尼為90人（2009年數據）、菲律賓僅為78人，與此對比，中國為1077人，韓國高達4672人。沒有人力物力的投入，四國就無法依靠技術創新，構建適合本國的產業體系。技術創新體系的建立需要一個牢固的基礎，包括完善的配套產業和基礎設施等，但人力資源是最重要的。東盟四國總體人口規模較大，勞動力年均增長率均高于2%，具有人力資源的數量優勢。從人力資源的質量上看，東盟四國都非常重視對教育的投入，2010年，印尼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4.6%，泰國和菲律賓分別為3.8%和2.7%，而馬來西亞甚至高達5.8%。但是這些國家高素質的受教育人群未能和產業發展較好地結合，產學脫鉤嚴重。一方面，四國的大學生喜歡選擇文科，理工科則不受重視。譬如1998年馬來西亞8所國立大學生中理工科僅占45%（較合理的水平應為60%）。這使得與吸收先進產業科技密切相關的理工科學生和技術工人長期供應不足。另一方面，高素質的人才大量流失。其中，菲律賓最為明顯，據菲律賓海外就業署的統計，從2000年開始，每年平均約有7.9萬名專業和技術人才走出國門，其中大部分是?？茖W校和大學畢業生。馬來西亞也有類似情況，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國外的馬來西亞人約為150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5.3%。這些移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工人和專業人才。東盟四國自身對技術進步的投入嚴重不足，主要依靠來自于外資的技術轉移，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生產的產品中，而不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這種技術結構對四國非常不利，當外資產業有朝一日再次向外轉移時，四國的產業結構將可能出現退步。

3.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導致有效消費需求不足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東盟各國經濟的起飛，人民的收入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但是也出現了收入分配更傾向于高收入階層、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而且長期以來這種差距始終無法縮小。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2009年，泰國的基尼系數為0.40，菲律賓為0.43，而馬來西亞則高達0.462（印尼相關數據缺失）。這些數據都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更遠高于OECD國家0.35的平均水平。馬來西亞最富有的階層掌握了國家的主要財富，而社會大眾所擁有的社會財富卻很少。2009年，15%最富有階層人均收入達到36784美元，85%的社會大眾人均收入僅為1623美元，兩個階層的收入相差22.7倍。雖然馬來西亞人均GNI已超過8000美元，但2009年仍有2.3%的馬來西亞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貧困線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之下，8.2%的農村人口生活在農村貧困線以下。印尼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情況也趨于惡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印尼收入最低的10%人群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987年的4.07%下降到2006年的3.67%，收入最低的20%人群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更是從1987年的9.36%下降到2006年的8.34%。而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卻從1987年的38.79%上升到2006年的42.76%。①菲律賓收入最低的10%人群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988年的2.83%下降到2009年的2.59%，而收入最高的10%人群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卻從1988年的32.05%上升到2006年的33.62%。菲律賓相對其他三個國家更加落后，因此貧困一直是菲律賓最大的社會問題。1997年，菲律賓全國仍有2730萬人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下，約占人口的37.5%。其中，農村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占51.2%，城市占22.5%。由此可見，菲律賓農村的貧困狀況相比于全國平均水平要嚴重的多。傳統觀點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提高資本的投資率，從而有利于經濟增長，并形成“涓滴效應”。但東盟四國的實踐說明，收入分配失衡導致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低收入人群支出增長緩慢，使得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不利于經濟的平衡和發展。而這些國家的高收入階層在增加收入后，資金主要并不是用于投資擴大再生產，而是盲目追求奢侈性消費，或者成為投機性資本，這種支出方式基本不會產生所謂的“涓滴效應”。收入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窮人對富人產生嚴重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的宣泄將惡化社會治安，甚至帶來政治動蕩，從而破壞地區的投資環境和經濟發展。

4.國內政治腐敗和政局動蕩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東盟四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沒能建立起共享發展的收入分配機制，使貧富差距擴大，而中產階級數量少且不成熟。這造成原先就存在的宗教、族群、階級矛盾不斷發酵，最終導致政治的動蕩，政局動蕩又反過來妨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另一方面，作為落后的新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東盟各國都試圖建立起一個強力的政府，以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和趕超。但這種政府判斷力和執行力不一定很強，卻由于輕易擁有了太多的權力而滋生腐敗，即便實現“民主”也絲毫無助于腐敗問題的解決。近幾年泰國出現的政治動蕩，使泰國政府的正常運作被迫停滯，嚴重妨礙了經濟發展。2006年他信被軍事政變趕下臺后，反他信的“黃衫軍”和支持他信的“紅衫軍”先后發動了曠日持久的反政府集會示威，引發了暴力流血沖突，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直到2011年8月，經過選舉，他信的妹妹英拉成為泰國總理，才基本結束了長達5年的政治動蕩。2013年12月，泰國反政府組織人民委員會重新走上街頭，要求徹底鏟除“他信政權”，即便英拉宣布解散國會、舉行全國大選也無法解決危機。長期的政局動蕩對泰國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創傷，2006年至2011年，泰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僅增長3.0%，遠低于其他三國5.1%的平均水平。泰國政局動蕩與缺乏法治的民主政治有關。雖然泰國早已經實現了領導人的選舉，但人們對民主政治沒有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法律和執法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政治家和群眾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沒有遵守法律為民主設定的規則，從而危害了社會秩序，給國家和公共利益造成嚴重損失。而政府和法院對嚴重的違憲和違法行為從來沒有給予應有的懲罰，法律成了徒有虛名的擺設[4]。菲律賓是較被認可的東南亞民主國家。1986年馬科斯下臺以后，菲律賓重新實現了民主選舉和政黨輪替。但每次大選總是暴露出各種丑聞，諸如賄選、作弊、暴力事件（僅2000年的選舉就造成了98人在沖突中死亡）等等。選舉之外，菲律賓政權更替還存在許多動蕩，比如2001年為逼迫總統埃斯特拉達下臺發生的大規模示威、2006年要求總統阿羅約夫人下臺的未遂軍事政變等。政局動蕩導致菲律賓社會民心恐慌，人人自危，經濟尤其是旅游業遭到嚴重打擊。菲律賓貪污腐敗現象非常嚴重，政府和地方官員、私營機構的貪污已根深蒂固，甚至已深入司法機構和媒體。據統計，菲律賓每年約有40%的國家預算被侵吞。2009年透明國際組織給出的菲律賓廉潔指數僅為2.4，屬極端腐敗國家。菲律賓的政局動蕩和貪污腐敗橫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執政能力非常有限，在菲律賓有很多反對和控制腐敗的法律，但是這些規則基本沒有被落實。20世紀末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觸發了印尼嚴重的社會動亂，并導致了政治危機，最終結束了蘇哈托長達32年的統治。以“排華事件”為代表的政治動蕩，使得印尼成為受到金融危機沖擊最大的國家。1998年印尼經濟增長率竟為-13.1%，次年當其他各國已經開始從危機中復蘇時，印尼仍舊徘徊在零增長附近。印尼是世界上腐敗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無論是以威權統治著稱的蘇哈托政府，還是處于民主化轉型時期的梅加瓦蒂政府，都無法有效地控制和治理國內的腐敗問題。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是印尼腐敗泛濫的基本原因，在蘇哈托時代，軍隊長期控制著印尼的政治，超乎于法律之上，缺乏司法領域的監督；而在后蘇哈托時代，地方權力得到擴大卻缺乏執政能力，導致監督機制仍舊形同虛設。

5.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是東盟四國落入“陷阱”的外部原因東盟四國經濟結構改革和產業轉型不成功，也與其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有較大的關系。東南亞國家能夠在二戰后得到快速發展，實現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飛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對東南亞實施軍事援助及大規模采購，為這些國家二戰后的恢復重建打下良好基礎。20世紀60年代起，世界經濟進入了長達20多年的上升期，國際貿易不斷增長。受美國、歐洲經濟增長的拉動，初級產品的世界需求不斷增長，使得東盟各國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順利實施。20世紀80年代之后，由于“廣場協議”的簽訂，日元、韓元與臺幣大幅升值，導致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的中小企業大量向海外轉移出口工業生產基地，在亞太地區形成一股區域內資本投資高潮，這股高潮促進了東盟四國經濟得到飛速的發展。但其后，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由于部分國家償債能力出現問題、國際游資的沖擊以及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1997年7月，金融危機首先在泰國爆發，并很快蔓延到周邊的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韓國等地區。危機造成各國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劇烈動蕩，繼而引發大批金融機構和企業的破產，最后演變成嚴重的經濟衰退，使各國不得不重新探索發展路徑。二是中國的經濟崛起。20世紀80年代，日本提出了“雁行模式”。模式設想日本將成熟產業依次轉移到“亞洲四小龍”、東盟各國，最后轉移到中國大陸，東盟四國有望依靠“雁行模式”成為國際工業體系的重要環節。但是中國入世之后，不僅日本，實際上是全世界的中低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的制造環節紛紛涌向中國。這使得“雁行模式”遭到破壞、東盟諸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地位下降，其原先的發展戰略也就難以實現。三是近年世界經濟的整體疲軟。2007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并蔓延到全世界；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至今仍在發酵。美國和歐盟的經濟總量占到了全世界的47%，這兩大經濟體同時陷入衰退，對全世界的經濟影響巨大。更嚴重的是，危機不僅至今未見結束的曙光，甚至很有可能繼續蔓延和深化。這次危機是20紀美國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扭轉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長期繁榮的世界經濟形勢，從出口、投資、金融穩定等各方面對東盟國家造成極大地沖擊。東盟四國不能像日本、韓國那樣，當國內外形勢較為有利時，迅速發展國民經濟，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兩國分別花了15年和18年的時間）。當不利的國際經濟環境來臨時，就更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對中國的啟示

與東盟四國相比，我國從1998年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后，僅花了12年就進入上中收入國家行列（馬來西亞用了19年，泰國用了32年）。但當我國成為上中收入國家后，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出現了新變化：出口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減弱、勞動力供給出現“劉易斯拐點”、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有可能下降、工業增加值比重或已達到峰值、資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將持續強化。為此，我們必須從東盟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吸取經驗教訓，促進發展方式的徹底轉變，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產業轉型升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徑。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發展中國家以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投入為特征的低成本擴張競爭策略難以為繼。必須通過產業轉型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保持經濟較快速的增長。而創新能力的提高是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手段。戰略性新興產業由于戰略上的重要性，將引領世界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但因為起步較晚，發達國家沒有太多先發優勢。因此培育自主創新能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新一輪世界產業技術革命中占據有利位置，是我國產業結構向高端化、知識技術密集化發展的關鍵所在。同時必須注意利用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實現產業發展低碳化、綠色化和智能化，改變我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還要積極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端人才和掌握先進技術的高素質勞動者，建立以知識和人才為支撐，以技術進步與創新為導向的競爭優勢戰略。其次，建立共享發展的收入分配機制是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東盟四國的經驗表明，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不僅會影響廣大群眾追求幸福生活的積極性，還會導致社會分化和沖突，進而阻礙經濟增長。為此必須兼顧各方面的要求，體現社會公平正義，響應最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加快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要完善工資制度，健全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利用公共權利和公共資源，為人民創造更多的增收機會，不斷減少貧困人口規模，增加和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使得中等收入者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的主體，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

積極推動城鎮化進程，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發展權益同等化為中心，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社會服務體系和幫助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再次，政府執政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保障。東盟四國（特別是菲律賓和印尼），雖然基本建立了民主政治，但中央政府的執行力還相當欠缺，導致政府確立的政策不能真正貫徹，即便人民擁有選舉權也無法伸張自己的權利。在中等收入階段，全面的政府執政能力建設是我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現代化的保障。一是加強貫徹政策的能力。加快行政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完善政策信息傳遞和反饋機制，確保政策有效性；認真做好政策宣傳和輿論導向，優化政策執行環境。二是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堅持法治精神，確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各級領導干部和公職人員要嚴格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善于運用法律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三是提高懲治腐敗的能力。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發揮各監督主體的反腐作用，特別是主動利用新媒體加強輿論監督；積極推進權力運行程序化和公開透明，形成全民參與防治腐敗的社會氛圍。最后，認清形勢及時制定和調整發展戰略。

研究國際形勢的發展規律，增進對現實情況的了解，全面認識和把握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及其特點，是我們制定發展戰略和具體政策的有力保證。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大部分傳統強國，并有望在10年內接近或超過美國。這將深刻地改變國際經濟格局，我們不僅要了解這種變化，還要了解其他大國如何認識這種變化，才能掌握國際經濟走勢，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和平崛起”目標的發展途徑。當前，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等技術創新層出不窮，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具體方向還未明晰、什么才是促使生產力飛躍的關鍵技術還不確定。我們必須時刻緊跟新興產業的發展動態，循機推動甚至引領新的工業革命，帶動發展方式的轉變，才能使我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先進國家行列。

作者：黃繼煒全毅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