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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況下,由于正規金融機構的“惜貸”行為,非正規金融機構逐步在農戶消費信貸中成為主角[3]。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戶的資金需求除了生產性支出之外,還存在著消費信貸等生活性支出,如婚喪嫁娶、購房、治病、子女上學等,并且這種“非農”的生活性金融需求很難從正規金融機構得到滿足。而手續簡便、期限靈活、服務方便的非正規金融的存在,能較好地解決急需借款但又不符合貸款條件的農戶的生活性資金需求,擴大了農村生活性資金的供給,解決了農戶的燃眉之急。由于非正規金融提供的利率較高,吸引了一部分農村富余資金,擴大了農村富余資金的投資渠道,提高了農村經濟主體的投資收益。同時,非正規金融的存在,對農村信用社等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也造成了較大的競爭壓力,迫使他們改善金融服務,從而有第二,有利于解決農村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增加農民收入,推動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產業結構升級。農村中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等農村中小企業在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和提高農民收入、推動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加速城鎮化進程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經營管理欠規范,規模小,資產少,抗風險能力弱,經營風險較大。由于沒有針對中小企業的信息及財務狀況披露的相關規定,中小企業的信息不透明,金融市場上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而正規金融機構對于這些軟信息的搜集和傳遞的成本又相對較高,因此,對正規金融機構而言,農村中小企業貸款管理成本高昂。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從利潤最大化角度出發,再加上“所有制”方面的偏見,信貸向實力強的國有企業傾斜,而對農村中小企業采取“惜貸”的政策,或者設置較高的信貸條件,農村中小企業難以得到貸款,其發展受到了嚴重的融資束縛。與正規金融相比,非正規金融土生土長,具有地緣、親緣和血緣等優勢,收集和處理借款人的信息成本很低,能夠通過多種途徑及時地了解借款方的生產經營狀況與還貸能力。尤其非正規金融手續簡便,借貸要求低,通常不需要提供擔保,融資靈活快捷,使得中小企業容易借得資金。因此,非正規金融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農村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
積聚農村閑散資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民的收入逐步提高,農村擁有越來越多的可支配資金。但我國目前的投資渠道較為狹窄,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是將富余資金存在銀行,而銀行存款的利率較低,甚至低于通貨膨脹率,再加上缺乏相應的理財知識,這些剩余資金難以找到合適的投資渠道。非正規金融的存在打破了正規金融的壟斷格局,其存款方式靈活、簡便,利息也比銀行存款利息高,吸引了一些尋找更好收益率的農村資金。在為農村投資者提供了一種有效金融投資渠道的同時,非正規金融集聚了農村閑散資金,并借貸給農村中小企業,滿足其融資需求,引導資金的有效配置,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
有利于改善農村信用環境。非正規金融利用信息對稱性,首先將一部分策略性違約的借貸者排除在外[4],對于非策略性違約的農村經濟主體,非正規金融組織通常會增加其融資難度和融資成本,甚至拒絕為其提供借款,讓其為自身的失信行為受到相應的懲戒。而信用良好的農村經濟主體在向非正規金融組織辦理借貸業務時,可以享受優先貸款權、優惠利率、靈活的借貸期限和較高的授信額度。非正規金融為農村資金供給者和需求者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方便守信者融資,強化正向激勵,不斷壯大守信群體,從而有利于降低信貸風險,增強農村經濟主體信用意識,改善農村信用環境。
第一,農村非正規金融經營管理較為混亂,經營風險較大。大部分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沒有建立規范的內部控制制度,沒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及審計稽核制度,不提取存款準備金和呆帳準備金。作為自發性的金融活動,非正規金融組織資金實力較弱,籌資能力有限,資金運用局限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資產負債率較高,業務人員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經營缺乏長遠規劃,唯利是圖。如果市場發生急劇變化,遇到較多的貸款逾期收不回,就會給其經營帶來困難。一旦出現擠兌,由于沒有國家信用作擔保,將會造成資金鏈斷裂,極易出現倒閉破產情況。
第二,農村非正規金融容易引發糾紛,影響社會穩定。農村非正規金融交易往往有兩種主要的形式,一是口頭約定型。這種情況大都是在親戚朋友、同鄉、同事、鄰居等熟人中進行,他們完全靠個人的感情及信用行事,無任何手續。二是簡單履約型。這種借貸形式較為常見,雙方只是簡單履行一下手續,大都是僅憑一張借條或一個中間證明人即認可借貸行為。貸款期限或長或短,借款利率或高或低,憑雙方關系的深淺而定,更不需要提供抵押。而借款人由于急需用錢,不論利率高低,自己承受能力如何,只管把錢弄到手[5]。當借款者不能按期還本付息,借貸雙方的權益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不能按照法律的程序解決問題,貸款者就會非法強占借款者的財產,一些貸款者還雇用打手為其追貸,引發民事糾紛甚至是刑事犯罪,威脅農村社會治安,影響農村社會穩定。非正規金融組織迎合人們追求發家致富的心理,通過預期高收益誘使大量的農村資金進入,當其經營狀況不善時,利息只能靠新發展的存款來支付,當沒有足夠的新存款來付息和還本時,就會發生嚴重的社會風波,影響社會安定。由于缺乏金融風險意識,農村經濟主體這種逐利的投機心理甚至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引導,脫離正常的金融活動,演變成非法集資等各種經濟詐騙行為,導致農村金融秩序混亂和農村社會動蕩。
第三,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高利率加重了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負擔。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貸款利率水平較高,而且借貸期限較短,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迫于生計,急需資金時才會向非正規金融組織借款。非正規金融組織一方面幫助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度過難關,另一方面高昂的利息也加重了它們的負擔,使借款者的生產經營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影響了農村經濟主體的發展后勁。同時,由于農業生產周期長,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強,農民的收入來源單一,農村中小企業效率低,這樣使得一些借款者很難到期履約,難免出現借新債還舊債、拆東墻補西墻的情形,并且承受著巨額的借款利息,債務負擔越背越沉重,甚至愈陷愈深,無法自拔。而那些能夠履約的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在他們支付高額利息之后實際收入卻下降了,因而變得相對貧困。
第四,阻礙農村富余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一方面,高額的回報率誘使富裕農戶將富余資金投入到非正規金融活動中去,其對農業的投入必然會降低;另一方面,貧困農戶要支付高額的利息也不得不減少在農業上的投入。此外,非正規金融組織一般不問借款者的資金用途,資金使用的隨意性較大。少數人借錢用于生活性支出,如紅白喜事講排場,也有少數人借錢用于房地產投資,甚至有少數人借錢用于賭博、買六合彩、吸毒等違法活動,還有一些農民單純以獲利多少為目的,不考慮國家產業政策,在非正規金融組織的幫助下,建立起“小造紙”、“小化肥”、“小煤炭”等國家嚴令關閉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小企業,這些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第五,沖擊了正規金融部門的信貸業務,影響政府農村經濟政策的制定。非正規金融是正規金融的對稱,二者同時存在,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組織之間必然會有業務上的重合。非正規金融以高額的回報作為誘餌吸引資金,其利率往往比正規金融的利率高,有些農村地區非正規金融組織的存款總額已經超過了正規金融機構的存款總額,直接沖擊了正規金融機構的信貸業務。由于非正規金融組織的貸款利率較高,對于一些既有正規金融貸款又有非正規金融貸款的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來說,他們在還款時會先償還非正規金融組織的貸款,間接地加劇了正規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資金要素在農村是極度稀缺要素[6],受高收益率的誘使,大量這種農村極度稀缺要素卻投放到非正規金融組織,分流了正規金融機構吸收農村存款的能力,從而削弱了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能力。由于非正規金融不在央行的統計范圍之內,政府部門難以監管,更難以預測農村非正規金融的貨幣量,不能準確地掌握相關資料,從而不利于政府制定相關的農村經濟金融政策,進而不利于農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相對于正規金融而言,非正規金融在農村地區具有一定的優勢,它在農村地區廣泛存在并貫穿于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正規金融從農村大量撤走和農村信用社的“商業化”,非正規金融在農村地區不斷發展壯大,其對農村發展的經濟效應也越來越大。但是,非正規金融是一把“雙刃劍”,它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農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對于農村非正規金融,絕不能一味地肯定或簡單地否定,而是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第一,完善立法,規范非正規金融發展。建立各種相應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性行政法規,有效地保護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正當的經營活動和財產權利,限制不當用途的生活性資金和生產性資金的借貸,打擊高利貸,嚴懲非法集資等擾亂正常金融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動,可以增加對農業的投入,降低農村經濟主體的經濟負擔,減少經濟糾紛的發生,促進非正規金融合法化、規范化發展。
第二,加強對非正規金融的監管,促進非正規金融健康發展。可以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因地制宜,對不同地區的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要求持有不同數量資本金;輔導非正規金融組織建立嚴格的內控制度,對其管理人員與從業人員的準入做出規定;限定非正規金融組織的業務范圍,不容許其經營風險較大的股票、黃金、外匯交易等金融業務;定期收集非正規金融資金流量和流向以及利率變動等各種數據,便于政府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時參考。
第三,促進農村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之間的有效合作。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具有各自的比較優勢,可以用非正規金融部門的信息優勢降低正規金融部門高昂的信息搜尋成本,用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優勢彌補非正規金融組織資金不足的缺陷,共同促進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
總之,探討非正規金融在農村發展過程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濟效應,揚長避短、趨利避害,發揮非正規金融對發展農村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努力降低其不利影響,對解決“三農”問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劉炯單位:宣城職業技術學院旅游商貿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