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農業技術經濟雜志》2014年第五期

一、指標選擇與描述性分析

(一)指標選擇本文在估算農業資本配置效率時選擇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與農業增加值指標，主要基于以下考慮: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指標解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一定時期內購置、轉入或自產自用的固定資產價值扣除固定資產的銷售、轉出等價值后的凈額。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中不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中的土地購置費、舊設備和舊建筑物購置費以及其他費用中不形成固定資產的部分，不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中由于出售、易貨交易和實物資本轉移而轉出的舊固定資產價值部分，但包括不計入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價值在5萬元以下的固定資產投資及用于礦藏勘探的支出、計算機軟件等無形固定資產的凈增加額。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包括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中的土地征用、購置及遷移補償費、舊設備和舊建筑物購置費增長迅速，但其本身并不形成生產性資本，因此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高增長并不意味著其對產出的貢獻必然同步增加。固定資產投資額中由于未扣減出售、易貨交易和實物資本轉移而轉出的相應價值，易造成對投資的重復計算。從資本配置效率的本質及指標的信度考察，選擇農業資本形成總額指標優于農業固定資本投資額。考慮社會資本投資主要受利潤引導，為此產出選擇農業增加值指標，即總產出中扣除為獲得總產出而轉換或消耗的非耐用貨物和服務的價值等中間消耗后的價值。1998—2003年各省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用各省農林牧漁業基礎建設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占各省基礎建設新增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乘以各省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估算得出，基礎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9—2004);2004—2012年各省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用各省農林牧漁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各省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乘以各省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估算得出，基礎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5—2013)，并以1997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平減。各省農業增加值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9—2013)，并以1997年為基期的各省統計年鑒中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平減。

(二)描述性分析圖1顯示，1998—2012年我國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與產業增加值整體均呈上升趨勢，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由382億元增加到6515億元，年均定基增長率達22.5%，但增長率存在顯著波動，1999和2004年，增長率達60.0%和69.6%，2000和2010年，增長率分別僅為－1.1%和8.4%。同期農業增加值由15655億元增加到31252億元，年均定基增長率僅為5.1%。除特殊年份外，農業增加值增長率遠低于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增長率，且增長率波動較為平緩。我國東中西部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呈“你追我趕”特征。1998—2012年東部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由153億元增加到2351億元，年均定基增長率為21.5%，除2002年外，1998—2007年東部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均高于中部和西部;同期中部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由102億元增加到2298億元，且在2004和2008年超過西部和東部，年均定基增長率高達24.9%;西部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由127億元增加到1866億元，年均定基增長率為21.2%。1998—2012年農業增加值呈東、中、西部梯度遞減特征，農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呈東、中、西部梯度遞減特征，且各區域農業增加值增長率均遠低于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增長率。我國各省際單位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及農業增加值均逐年增加，但二者均存在顯著省際差異。1998—2012年黑龍江、內蒙古、山東、河南和四川等省份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高且增速快;河北、江蘇、福建、湖北、廣東和新疆等省份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高但增速較慢;西藏、上海、北京、天津、山西和青海等省份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最低且增速緩慢。1998—2012年黑龍江、新疆、河北、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等省份農業增加值為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的2～3倍，且增速高;上海、北京、山西、西藏、青海、貴州和天津等省份農業增加值不足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的10%，且增速緩慢。由此筆者提出推論:中國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呈動態波動特征，且存在區域和省際差異。

二、中國農業資本配置效率測度

(一)我國整體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將1998—2012年我國31個省際單位的農業固定資本形成額與農業增加值數據代入公式(1)，得到我國農業的資本配置效率:式(2)顯示:1998—2012年我國農業資本配置效率為－0.237(R2=0.005，D.W=2.007)，農業資本配置無效。可能的原因:一是由于農業的弱質性和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很難激發社會資本對農業投資的積極性，農業缺乏有效的多元化資本投入體系，有限的政府政策性投資難以滿足農業發展對資本的需求，農業在很大程度上處于資本稀缺型發展模式，由此延緩了農業現代化與產業化進程，降低了農業的市場競爭力、價值創造力和增長潛力，農業資本配置處于無效狀態。二是長期持續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導致農村留守勞動力呈老齡化、女性化和人力資本弱化特征。農村留守勞動力結構性失衡，使農業資本投資難以與較高素質的勞動力有效契合，阻礙農業先進技術與先進生產方式的推廣應用，導致農業經營比較粗放，農業生產能力嚴重弱化，農業勞動生產率、土地產出率低，農業增長潛力及其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減弱，農業資本配置無效。將1998—2012年各年31個省際單位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農業增加值數據代入(1)式建立15個方程，得到我國各年農業資本配置效率變動趨勢圖2。圖2顯示，1998—2012年我國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存在顯著波動性。這與農業資本投資較強的政策依賴性和市場脆弱性有關。1999年農業資本配置效率最低，為－2.76，2001年最高，為2.38。1998—1999年農業資本配置無效有兩方面原因:一是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使我國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優勢農產品出口嚴重受阻;二是1998年的洪澇災害和1999年的旱災導致全國多個省際單位農業生產遭受嚴重影響。2000—2001年農業資本配置效率顯著改善且處于較高水平，但在2002年出現惡化。2003—2008年農業資本配置效率的波動幅度明顯小于2003年前，這是因為2003年后我國進入農業統籌發展階段，政府強調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中央政府加大對農業的政策性投資力度，各級政府采取多種優惠政策鼓勵社會資本投資農業，政府的財政、金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農業投資與資本配置效率的波動幅度。2008—2009年農業資本配置處于無效狀態且逐年惡化，與2008年特大冰雪災害及全球性金融危機有關。2010年農業資本配置效率處于較高水平，可能的原因:一是金融危機后，經濟開始復蘇，人民對經濟好轉的期望增加，由此激活了社會資本的投資積極性;二是中國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出臺4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特別是加大了對交通運輸、水利和公共設施等的投資力度，改善了資本投資的環境。

(二)我國不同區域農業資本配置效率表1是采用面板數據的變系數模型(1)對我國不同區域資本配置效率進行測算的結果。表2顯示，我國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存在顯著區域差異。1998—2012年中部農業資本配置效率為0.838，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東部和西部資本配置均處于無效狀態。中部農業增加值增長率低于西部，但其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增長率遠高于東部和西部，說明中部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對農業增加值的敏感性更高。中部農業資本配置有效的原因:一是中部地理環境優越，地勢平坦，有利于大型農用機械設備的充分利用，農業發展具有較好的經營條件，農業生產活動較為普遍，易于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與產業化發展，農業增長潛力與價值創造能力更強;二是中部農業資本投資邊際生產力較高。1998—2012年東中西部農業人均實際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分別由72、39和80元/人增加至1140、863和866元/人，根據生產要素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中部農業資本投資具有更高的邊際生產力。東部經濟發達，產業結構層次和城鎮化水平較高，工業部門的資本回報率顯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單豪杰等，2008)，東部投資勞動力和土地占用量大、比較收益較低且具有不確定性的農業機會成本更高，由此導致東部農業對資本的吸引力減弱，農業資本配置缺乏效率。西部農業資本配置無效的原因:一是西部農地、林地、牧草地等農業自然資源稟賦雖豐富，但生態環境極其脆弱，耕地質量較差(西部25°以上坡耕地占全國25°以上坡耕地的75%，無灌溉設施的耕地占西部耕地總面積的47.7%)，西部農業資本投資的邊際產出率較低;二是與其他區域比較，西部農業發展所需的農田水利設施、道路交通等互補性投資嚴重不足，這些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由于盈利能力低，除政府政策性投資外，很難吸引社會資本流入，由此導致農業資本對產出變動不敏感，農業資本配置無效;三是與中部和東部比較，西部農村留守勞動力結構性失衡更突出，由此導致農業粗放型經營普遍，農業市場競爭力、價值創造力及增長潛力弱化，弱質農業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有限。

(三)我國不同省際單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采用面板數據的變系數模型(1)，得到各省際單位的農業資本配置效率。表2顯示，我國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存在顯著省際差異。1998—2012年北京、黑龍江、湖南、河南、寧夏、上海、湖北和四川農業資本配置較高，分別為2.967、1.990、1.653、1.186、1.058、0.858、0.710和0.618;吉林、江西、山東、廣西和陜西等省際單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雖為正，但均在10%的水平下不顯著，認為農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對農業增加值的敏感性不高，農業資本配置缺乏效率;其他省際單位農業資本配置處于無效狀態，其中，西藏、山西、遼寧、安徽、青海等省際單位農業資本配置處于極度無效狀態。農業資本配置效率高的省份:一是農業增加值高、農業增長潛力與價值創造力大的農業大省，農業經濟條件好，農業資本投資邊際收益高，農業具有較強的吸引社會資本投資的能力。如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和黑龍江等省份;二是優質、高效農業發達的省際單位。如北京、上海和廣東等省份，雖然農業增加值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這些省際單位大力發展以都市農業、觀光農業、生態休閑農業、熱帶農業等為主的高效農業，農業發展追求生產、生活和生態綜合效益最大化，各種高新技術手段和現代管理方法不斷滲透到農業生產領域，農業生產潛力得到釋放，農業發展通過走現代化、高效化、生態化、外向型道路實現了農業產業升級和附加值提高，農業具有較高的資本配置效率。三是依托本地耕地、林地、牧草地等農業自然資源稟賦，大力發展特色農業，并加快特色農業產業化經營，用產業鏈效應增加農產品附加值和價值創造能力，農業發展追求生產、生活和生態綜合效益最大化。如寧夏、新疆等省份。西藏、青海、天津、山西和內蒙古等省份農業資本配置無效，與這些省份農業比較收益和增長潛力低，農業價值創造力弱，對受利潤引導的社會資本缺乏吸引力有關。

三、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本文借鑒蔣殿春等(2006)的方法，在傳統的分組檢驗方法上引入虛擬變量，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具體做法是:對各影響因素指標數據進行升序排列，依照排序結果將數據平均分為兩組，排位靠前的一半數據為第一組，排位靠后的一半數據為第二組，然后設虛擬變量D使其滿足:式(5)實際上相當于一個針對資本配置效率系數θ的分段函數模型。數值較大一組的資本配置效率系數為θ1，數值較小一組的資本配置效率系數為θ2，通過檢驗系數θ1和θ2是否發生顯著變化可以確定分組所依據的指標是否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產生顯著影響。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本文根據國內外研究文獻和經濟學基本理論，并考慮數據的可得性選擇如下指標:1.經濟發展水平(D1):經濟發展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經濟發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工業反哺農業、政府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力度提供了前提和保障，有利于提高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也為社會資本提供更多的投資選擇，由于農業投資風險大、收益低且不穩定，對包括農民資金在內的社會資本吸引力弱，資本配置效率低。本文用1998—2010年各省際單位實際人均GDP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實際GDP用1997年為基期的各省GDP指數平減，基礎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8—2011)。2.市場化進程(D2):Bagehot(1873)指出“在英國資本理所當然的、迅速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就像水流找到它的位置”*?。這表明完善的市場經濟有利于資本優化配置。本文選擇樊綱等(2011)公布的1998—2009年的市場化指數(NERI指數)。該指數是包括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要素市場的發育、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等內容的綜合性指數。3.農業金融發展水平(D3):用金融機構農業貸款占總貸款的比重表示。該比重越大說明農業金融市場服務水平越高，農業更容易獲得資金，農業資本配置效率更高。基礎數據來自《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1999—2010年)。4.農戶經營規模(D4):土地規模化經營有利于農業現代化發展與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改善農業資本配置效率。本文用農業人口人均耕地面積衡量土地經營規模。基礎數據來自《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9—2011)。5.人力資本積累(D5):人力資本積累可促進技術進步和資本邊際效率提高。本文用農戶家庭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資本狀況。其中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受教育年限分別設為6、9、12和16年。平均教育年限用各類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分別乘以相應受教育年限，然后加總求和得到。基礎數據來自《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9—2012)。6.二元結構(D6):發展經濟學家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工業和非農產業的有序轉移，有利于農業部門效益和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增強以利潤信號引導的社會資本的吸引力，提高農業資本配置效率。本文用農業勞動力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衡量二元結構，基礎數據來自《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9—2011)。

(二)模型回歸結果分析上述六個指標對模型(5)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從表4可見，人均GDP較高和較低地區的資本配置效率分別為－0.401和0.082。經濟發達地區，產業結構層次較高，具有較強政策依賴性和市場脆弱性的農業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不足，社會資本更多地流向回報率更高的工業或服務業。市場化進程較高和較低地區資本配置效率分別為－0.146和－0.234，認為市場化進程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有正向影響。這是因為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農產品市場具有更強的流通性和競爭性，投入的資本要素能更快地從商品資本形式轉換為貨幣資本形式，由此刺激社會經濟主體的投資意愿，提高農業資本配置效率。金融機構農業貸款占總貸款的比重較高和較低地區的資本配置效率分別為－0.340和－0.177，即農業金融服務對優化農業資本配置效率支持不力。這一結果與理論假設相悖。這是因為目前我國大量政策性金融機構貸款主要投向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的弱質性和農業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使金融機構對小額信貸重視程度不夠，對大額信貸風險評估過高，發展優質、高效、特色農業整體上存在巨大資金需求與資本非農化流出之間供需結構的嚴重失衡，并且農業缺乏優化資本配置效率的動力，已投入的農業貸款存在無序、無效使用情況，資本配置未得到合理優化。人均耕地面積較高和較低地區資本配置效率分別為－0.312和－0.154，即人均耕地面積與資本配置效率負相關。這一與理論假設相悖的結果，與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轉移造成農地撂荒與農業粗放經營使土地實際利用率下降、農業勞動生產力和產品競爭力削弱有關*?。人均受教育程度較高和較低地區資本配置效率分別為－0.156和－0.293，影響方向與理論假設一致。這一方面說明提高農村人力資本素質、促進農業資本投資與較高素質的勞動力有效契合，是提高農業資本優化配置的有效途徑。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農村留守勞動力結構性弱化的普遍性與趨同性特征顯著。二元結構程度較高和較低地區的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分別為0.096和－0.516，即二元結構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具有反向效應。這是因為在二元結構較低地區，隨著國家城鎮化進程的大力推進，勞動力要素市場的流動性提高，農戶面臨更多的非農就業選擇，投資農業收益的不確定性決定了理性的農戶更傾向于從事非農活動，而把農業生產僅維持在自給自足的水平。相反，二元結構較高地區的農戶取得非農收入較難，農戶被栓系于農業，只能通過不斷地追加農業投資以獲取收入。

四、結論

本文借鑒JeffreyWurgler(2000)的資本配置效率模型，利用1998—2012年我國31個省際單位的面板數據在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進行測算的基礎上就影響農業資本配置效率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1)1998—2012年我國農業資本配置整體處于無效狀態，且表現出較為顯著的波動性。(2)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存在顯著區域和省際差異。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呈中、東、西部梯度遞減特征，農業經營條件好且農業投資機會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農業投資對農業產值增加較為敏感，農業資本配置效率較高;農業發展基礎好、增長潛力大、特色農業發達的省際單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較高。(3)市場化進程、二元結構、農業人力資本積累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具有正向作用，經濟發展水平、農業金融服務的政府支農性質、農戶經營規模對農業資本配置效率具有負向影響。提高農業資本配置效率:一要積極推進市場化進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形成多元化農業資本投入體系。二要加快農業人力資本積累，促進農業投資與高素質農村勞動力有效契合。三要積極推進農業適度規模化經營，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產率。四要完善金融支農機制，提高金融創新能力，確保涉農信貸投放力度，切實加大商業性金融支農力度，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作用，積極引導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向農業滲透。

作者：蒲艷萍成肖單位：重慶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