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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研究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西安市fdi的產業結構特征及GDP的產業結構構成發展描述

西安市1992—2011年三次產業在當年GDP的比重變化如圖1所示。從圖1我們可以看到，第一產業在西安經濟發展中的比重相對較小，最高時也只占到10.93%，并且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自1993年以后，西安的第二產業所創造的GDP總額始終少于第三產業所創造的GDP總額。在西安的經濟發展中，可以看到，第三產業所占比重與第二產業所占比重的差距正在呈現出逐年擴大的趨勢。從1992—2011年的20年發展中，第三產業每年在西安GDP總量中所占比重要比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平均高出7.734個百分點。對此，可以看到，西安作為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在產業發展中逐漸在扮演一個西部地區的服務性中心大城市的角色。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這20年間，西安外商直接投資在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演化如圖2所示。如圖2所示，我們可以看到，在近20年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西安的FDI分布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中，第一產業在引進FDI過程中顯得微不足道，幾乎每年所占比重都在1%以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震蕩幅度較大。總的來看，2004年以前，西安的FDI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2004年以后，FDI在第二產業中所占比重逐漸超過了第三產業。即使2006年和2007年有所反彈，但是兩者比重差距相對2004年以前而言較小。尤其是近幾年來，西安的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較為明顯的超過了第二產業。

比較西安GDP的產業結構和FDI的產業結構，我們可以看到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都相對較低，而第二產業都呈現出相對下降的趨勢，第三產業則呈現出上升趨勢。這與我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西安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地位不無關系。這種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也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具體來說就是第一產業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并且最終趨于穩定，第二產業在大幅上升以后趨于穩定并略有下降，第三產業則出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當然，西安和我國東部沿海的大城市相比產業結構變動還沒有那么明顯，但是這種趨勢已然在上述兩個圖中得到體現。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發展第三產業，加大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是西安乃至整個全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向。然而，FDI對西安產業結構調整是否有一定的影響？如果這種影響是存在的，那么影響強度有多大？影響的方向又是怎樣的？關于這些問題的探討，筆者將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對西安FDI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做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二、FDI對西安市三次產業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模型設計從目前國內外研究的方法來看，三次產業增加值的變動可以有效的反映出產業結構的調整狀況，另外，實際利用外資的數量是反映FDI在三次產業之間變化的重要指標。因此，本文選取三次產業的增加值作為分析FDI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關系的被解釋變量，選取三次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分析FDI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關系的解釋變量，通過利用1992—2011年的面板數據來考察西安市FDI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在文中，結合面板數據的實際情況，筆者想要構造以第i產業GDP增加值的對數lnGDPi作為面板數據模型的被解釋變量，以第i產業FDI利用額的對數lnFDIi作為面板數據模型的解釋變量，相對應的回歸方程如下。

（二）模型的篩選為了保持模型對面板數據的解釋力度，有必要對面板數據的模型進行一定的篩選和甄別。在面板數據模型中，由于參數的不同情況，可以將面板數據模型分為混合效應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同時根據個體影響的方式不同，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又可以細分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首先我們檢驗面板數據應該選取混合效應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中的哪一種。在此之前，我們首先有必要建立如下假設：假設一：模型中各個成員之間存在個體變化影響，但是沒有結構變化影響。如果接受假設H2，則可以確定面數據模型為混合效應模型，并且不再需要進行后續檢驗。如果拒絕H2，則需要檢驗假設H1。如果檢驗結果接受假設H1，則認為面板數據模型為變截距模型，反之，則認為是變系數模型。有上面的計算結果我們可以知道，在本次模型選擇中，計算結果分別拒絕了假設一和假設二。從而我們可以判斷，此次面板數據模型應該選擇變系數模型。在此之外，我們還得通過Hausman檢驗來選擇到底是采用隨機效應還是固定效應。從表1我們可以知道，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絕采用隨機效應的原假設，由此認為應該固定效應的變系數模型。

（三）FDI對西安三次產業調整的具體計量分析為了保持模型對面板數據的解釋效力，在進行具體分析之前，我們先對面板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具體檢驗方法是，通過EViews6.0分別對各變量使用LLC、IPS、ADF、PP四種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檢驗結果拒絕面板數據存在單位根，說明面板數據是平穩的。我們可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來繼續考察西安FDI與三次產業之間的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的結果如表3所示。通過表3結果我們可以知道，首先，在西安的第一產業發展過程中，FDI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有0.5106的概率接受LnGDP1不是LnFDI1的格蘭杰原因，有0.9713的概率接受LnFDI1是LnGDP1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在整個西安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第一產業的比重雖然很小，但是其引進FDI對其GDP的變化有一定的作用。這可能與西安本身第一產業的產值較小有關系，這就是為什么GDP的變化沒有引起FDI變化的原因。其次，在西安的第二產業發展過程中，FDI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單向因果關系。有0.9703的概率接受LnGDP2是LnFDI2的格蘭杰原因，有0.5388的概率接受LnFDI2不是LnGDP2的格蘭杰原因，這說明FDI在西安整個第二產業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較小，反倒是第二產業GDP的變化引起了FDI進入的變化。導致這種結果原因可能是西安第二產業的比重相對于進入的FDI而言過大。最后，在西安第三產業的發展過程中，FDI與產業結構之前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系。有0.9718的概率接受LnGDP3是LnFDI3的格蘭杰原因，同時有0.9458的概率接受LnFDI3是LnGDP3的格蘭杰原因。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西安第三產業的發展中，FDI與產業發展之間存在著雙向互動關系，即FDI的進入引起了GDP的變化，同時GDP的變化又引起了FDI的進入。從具體的模型來看，運用EViews6.0對西安市1992—2011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分析，得到結果如表4所示。從表4我們可以得出西安的FDI與產業結構之間有以下關系：首先，西安的FDI有效的影響了西安的產業結構變化。在1%的置信水平和0.90179的決定系數下，西安所引進的FDI每增加1個百分點，將有效的引起三次產業分別為0.075、0.731和0.817個百分點的增長。其次，從FDI引起產業結構變化的固定效應結果我們可以看到，西安FDI的引進并沒有引起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反倒對西安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有了一定的延緩效應。正如張前榮（2009）所論證的那樣，FDI對西部地區的產出增長方式屬于一種粗放式增長，[11]所以FDI對西安三次產業的產出存在著正向效應，但是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除了第一產業外，第二、三產業均是負面影響。

三、相關對策建議

通過上述的分析，以及結合西安的實際情況，就此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1.依托自身優勢，加大開放力度，提高FDI的流量和流速。西安作為西北部地區的中心城市，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有著得天獨厚的自身優勢。在發揮這些優勢的同時，應該增強對外開放力度，充分利用國家的政策，不斷拓寬引資渠道。同時，還應該進一步完善政務信息的公開制度，使得投資者能夠最快時間了解西安的招商引資政策，進一步改善招商引資的軟環境。具體來說，可以切實辦好“西洽會”等商貿性會展和會議，進一步完善西安的招商引資環境，加大中等服務行業，如信息、金融等行業的對外開放力度，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更廣闊的投資空間，真正做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2.加強產業監管，正確引導FDI的產業流向。相對于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和城市而言，西安的產業規模和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相對較小，FDI在GDP中的作用還是不太突出。對此，應該切實加強政府的引導和監管工作，在招商引資的同時，正確引導FDI的產業流向，努力做好產業規劃和督導，實現產業鏈的充分延長和產業集群的形成。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產業的同時，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在引進FDI的過程中，應當關注國內外產業發展動態，著力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引進那些能夠使得西安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發展的外商直接投資上去。3.在追求FDI資本效應的同時，兼顧FDI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近年來，西安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雖然每年都在擴大，但是西安三次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效果不明顯。外商直接投資還是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和以流動部門和生產生活服務為主的服務業。正如上面的實證分析結果一樣，筆者研究西安的FDI對產業結構變動影響發現，西安FDI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固定影響是負面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安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目前來看，FDI對西安的產業增長方式還處于粗放式的增長。對此，西安要充分結合自身的綜合優勢，在引進FDI時要充分考慮外商投資所具有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要盲目引資，而是要擇優引資，充分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總而言之，從目前西安FDI對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來看，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投資環境以擴大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在此之外，還需要著力引導FDI的產業流向以增強西安市的產業實力，同時兼顧FDI所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進一步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使得西安市在經濟上真正成為西北地區和“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一顆璀璨明珠。業。在引進FDI的過程中，應當關注國內外產業發展動態，著力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引進那些能夠使得西安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發展的外商直接投資上去。3.在追求FDI資本效應的同時，兼顧FDI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近年來，西安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雖然每年都在擴大，但是西安三次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效果不明顯。外商直接投資還是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和以流動部門和生產生活服務為主的服務業。正如上面的實證分析結果一樣，筆者研究西安的FDI對產業結構變動影響發現，西安FDI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固定影響是負面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安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目前來看，FDI對西安的產業增長方式還處于粗放式的增長。對此，西安要充分結合自身的綜合優勢，在引進FDI時要充分考慮外商投資所具有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要盲目引資，而是要擇優引資，充分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總而言之，從目前西安FDI對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來看，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投資環境以擴大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在此之外，還需要著力引導FDI的產業流向以增強西安市的產業實力，同時兼顧FDI所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進一步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使得西安市在經濟上真正成為西北地區和“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一顆璀璨明珠。

作者：陸曉凱趙景峰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