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農民工職業的社會網絡效應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生產力研究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數據來源與描述解釋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社科院組織的“2002年中國農村家庭收入（CHIPS2002）調查”，該調查是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李實教授聯合國家統計局調實施的，并由政治和社會學研究高校聯盟（Inter-UniversityCon-sortiumforPoliticalandSocialResearch，ICPSR）。本文選取其中調查農民工的數據，調查隨機抽樣了全國22個省份、121個縣中的961個行政村，最后得到了5327個農民工樣本。再剔除部分雖外出但毫無打工經歷、目前毫無收入的農民，最后得到3439個有效樣本。表1列出了本文模型中解釋變量的分類和定義。農民工的職業狀況可以從其所處的職業階層和目前的收入水平兩個方面進行衡量，其中職業階層包括初次流動后和再次流動后。

二、模型設定和變量選擇

（一）模型設定對于職業階層的分析，采用Logistic二元選擇模型方法，分別考察農民工初次流動到城鎮和再次流動后職業階層的影響因素。使用四種模型進行對比分析，模型（1）只考察社會網絡因素的作用，模型（2）和模型（3）分別控制住流動因素和個人因素，而模型（4）則同時控制住這兩個因素。這樣設定的好處在于，通過模型（1）考察社會網絡對職業階層的直接效益，并且作為一個參照項，通過模型（2）（3）（4）的結果對比，進一步分析社會網絡的間接效益問題。

（二）變量選擇1.社會網絡因素。現有經濟學研究多用家庭所擁有的親友數量來度量家庭層面的社會網絡。但是由于CHIPS2002并沒有直接調查家庭所擁有的親友數量，所以我們需要為它尋找兩個變量：第一，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第一份工作是否已事先安排，反映其社會網絡的廣泛性。第二，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第一份工作由誰幫助找到，反映其達高性。2.個人因素。農民工職業狀況會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以及打工經歷和更換工作次數等。年齡、性別和婚姻狀況是農民工個人屬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經驗（包括打工經歷和更換工作次數）代表了他們的人力資本。3.流動因素。農民工職業階層分析考慮初次流動后和目前兩種情況。農民工在初次職業流動過程中實現了職業地位的較大上升，而再次職業流動時卻基本上是水平流動，沒有地位上升。因而，本文認為流動因素也是影響農民工求職的重要因素。流動因素包括來源地和外出打工年限。

三、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采用二分LOGISTIC回歸，分析社會網絡因素如何影響農民工職業階層。分別考察農民工初次流動到城鎮后和目前在城鎮職業階層的影響因素，并把jaarange變量加入到初次職業階層流動的回歸中。這樣得到初次職業階層和目前職業階層回歸的樣本數分別為3413和1789。

（一）初次流動后的職業階層表2提供了農民工初次流動職業階層的二分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四個模型都顯示，社會網絡因素中的廣泛性影響并不顯著，而達高性在0.1%的水平下顯著。這說明，農民工初次外出務工時人脈資源的達高性對其職業階層的影響更大于人脈的廣泛性。求職幫助者的階層越高，農民工的職業階層也就越高。個人因素當中，性別和健康的影響并不顯著。年齡越大，農民工越易處于非工人階層。少數民族比漢族農民工更易處于工人階層；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處于非工人階層。流動因素中的家鄉影響并不顯著，且回歸系數值很小。這說明，在初次職業流動后，農民工是來自沿海還是內地，對其是否處于工人階層影響并不明顯。綜上所述，農民工初次流動過程中，社會網絡中的達高性具有比較顯著的影響，而廣泛性的作用并不顯著。但社會網絡的直接作用并不大，而是更多地通過個人因素、流動因素等介質間接作用于其職業階層，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之間有雙向作用。

（二）目前職業階層表3提供了農民工目前職業階層影響因素的二分LO-GISTIC回歸結果。社會網絡因素中的達高性影響依然顯著，但系數值有了小幅度下降。由此可知，總體而言，相比與初次流動的職業階層，社會網絡對農民工再次流動的職業階層影響度有所減小。新增加的變量，打工年數在控制了個人因素之后，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系數為負，而其它情況下均不顯著。由此可以看出，個人因素相同的情況下，打工年數越多，越不易利于工人階層。并且，來自沿海的農民工目前職業階層要普遍高于內地農民工。綜上所述，農民工目前職業階層的影響因素與初次流動后的職業階層相比，有了明顯的不同。社會網絡的影響機制大體不變，還是通過間接方式產生影響，但它的作用力以及各因素的作用方向發生了或多或少的變化。原因在于，這一部分的回歸只是針對“通過社會網絡尋找工作的農民工”，也就是說去掉了jarrange一項，這就相當于已經剔除了網絡特別窄、能力特別差、階層特別低的群體，而女性、年齡偏大、內地等因素在這一群體中可能會占有更大的比重。

四、討論總結與政策建議

在中國二元分割的特殊背景之下，深入探討農民工職業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具有強大的現實意義。本利用來自中國22個省份的農民工調查數據，定量分析了農民工所擁有的社會網絡對他們在城鎮職業階層和收入水平的影響，得到一些實用性結論。首先，只有非常微弱的證據能夠表明更廣泛的家庭網絡能夠直接提高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職業階層和工資水平，而更多地依靠個人因素和流動因素間接地作用。這說明，在農民工個體特征和流動因素基本相同的情況下，社會網絡對其職業狀況的影響并不是特別明顯。而個人因素和流動因素的差異性加入之后，通過與社會網絡的雙向作用，使農民工職業階層的差距更為明顯，收入差距也進一步拉大。其次，通過社會網絡達高性和廣泛性的分解研究，發現對農民工而言，社會網絡達高性的作用力遠大于廣泛性。這意味著，在控制了個人因素和流動因素之后，達高性比廣泛性的作用更顯著，作用力度也更大。本文認為，這一結果是由農民工的特征及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決定的。一方面，農民工普遍具有低教育程度和低技能的特征，決定了他們只能從事低技能工作；其次，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狀況和信息不均衡性，而社會網絡在克服信息不對稱方面的功能并不顯著。所以，社會網絡在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上的作用實際上是起到了配給工作崗位的作用，它能夠直接影響到農民工的職業階層和工作特征，從而間接地影響到收入水平。簡而言之，農民工自身技能局限和勞動力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決定了社會網絡的作用機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幾點政策建議：第一，通過法律和相關契約制度來規范人們行為，減少信息搜尋成本，從而降低交易成本。這與社會的信用制度和信任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由于中國市場不完善、信息不對稱、社會信任度比較低，為良好人際網絡的建立創造環境顯得迫切而又任重道遠。第二，除了性別、年齡、家鄉等不可變更的因素之外，農民工個人因素在其就業過程中舉足輕重。政府在加大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方面的投入的同時，更應關注窮困地區農民工的參與程度，如沿海與內地農民工的技能狀況就明顯不同。第三，利用法律和職業道德約束，減少甚至避免行政尋租。正是因為存在社會網絡“達高性”的扭曲作用的空間，許多人會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去進行行政尋租，貪污腐敗亦會愈演愈烈。

作者：劉夢娟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