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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研究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金融發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路徑分析

我國大多數學者認為金融發展主要是指金融發展的規模情況，本文將金融發展概念擴大，認為其應該包括金融規模與金融結構兩個方面，并把這兩各方面的交互影響放入模型進行分析。

（一）金融規模影響收入差距的路徑根據胡宗義的金融資源集聚理論，金融資源集聚經歷了四個階段，逐步從金融資源的集聚階段向擴散階段發展，城鄉金融資源的分布也隨之從不平衡中逐漸收斂，這就引發了資本積累的城鄉差異也隨之變化，由于城鄉部門的資本積累差異客觀決定了城鄉部門固定資本對勞動力的容積力的不同，進而決定了城鄉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異，并最終導致城鄉勞動力報酬差異先擴大，達到一定水平后縮小，直到收斂到一定水平。而我國現代金融發展不過幾十年，還處于金融發展上升期，這一階段，資源會由農村向城市集聚，從而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平衡，造成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金融規模一般通過金融機構數量、金融產品數量及金融業從業人員數量等方面表現出來。

（二）金融結構影響收入差距的路徑一般認為，金融結構是伴隨著金融發展而不斷優化的，金融結構的優化又會促進金融發展。金融結構包括金融體系結構、金融工具結構與利率結構三方面。金融結構影響城鄉收入差距主要是從總量上進行影響，本人認為其影響主要是從企業與投資者兩個主體來進行影響的。一方面，對于企業來說，隨著金融結構的優化，對于各類企業來說這將促進他們的融資能力，從而使得企業規模擴大，企業規模的擴大在短期內（技術進步并未與之相配套）會使得企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擴大，這將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進一步使得工資差距縮小，并最終使收入不平等的現象有所緩解；在長期內（此時技術進步與企業規模的擴大相配套），企業規模的擴大會逐漸減少對于一般勞動力的需求，而追求高學歷高水平的技術、管理人員，對于一般勞動力的需求則不斷減少，這樣將會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積聚而不得分散，對于緩解收入分配的差距則較為不利。另一方面，對于投資者而言（這里的投資者泛指整個社會的個體，包括農村與城市投資者），隨著金融效率的提高，各個投資市場將逐漸趨于完善，對于投資者而言，一方面使其投資品種多樣化，另一方面市場效率的提高對于金融風險的防御能力也在不斷增強，這包括投資者的投資理念提升，也包括機構對于風險的判斷防御能力。這將促使投資者更好的將自有資產進行投資，以確保自己財產的保值增值，這對于收入差距的緩解應當有效。總之，金融結構通過投資者和企業兩個主體來影響金融發展，從而對收入差距產生影響，而這種渠道主要依賴于企業的直接融資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

（三）金融規模與金融結構交互影響實際金融發展的程度，不應僅僅考量金融規模或金融結構，對于一個經濟體來說，只有當金融規模恰好與整個經濟所需要的規模大小相適應時，金融規模才是適合的，而且結構與規模的有效結合才能使得金融發展對整個經濟體起作用。其作用渠道本人認為主要從總量上進行影響，通過兩個渠道，一個是經濟發展，一個是人力資本市場。一方面，當金融規模與金融結構適配并使之滿足整個經濟發展的需求時，將會促進經濟發展，進而對收入差距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如上所述，高程度的金融發展將從兩個主體對收入差距進行影響：一是企業，將提高企業獲得資金的能力并使之擁有更多的融資選擇，二是投資者，將提高投資者的投資選擇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進而通過勞動力市場等因素對收入差距產生影響。我們可以將此交互項稱為混合金融效應。基于以上分析，結合我國金融發展實際情況，特提出以下假設：假設一：隨著金融規模的擴大，城鄉收入差距趨于縮小。假設二：短期內，金融結構的優化將會促使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假設三：混合金融效應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緩解是有效的。

二、模型構建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1.金融規模指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規模的擴張主要表現在金融機構的擴張，特別是銀行類金融機構的擴張，因而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地區生產總值作為衡量指標，用FZ表示。2.金融結構指標。由于我國地區金融數據嚴重缺失，本文采用非金融機構的融資結構對其進行衡量。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劃分標準融資結構按渠道劃分為三個部分：貸款、股票和債券，其中貸款為間接融資渠道，股票和債券為直接融資渠道。本文擬采用非金融機構直接融資規模/地區非金融機構總融資規模作為衡量地區金融結構的指標，用ZR表示。3.城鄉收入差距指標。對于城鄉收入差距指標的衡量，多數學者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作為衡量指標，本文亦遵循這一傳統，用Gap表示。4.控制指標。主要有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人力資本和城市化等指標。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以上年為基準，計算本年度的增長率，用GDP表示；人力資本采用普通高中畢業生人數/地區總人口衡量，用RL表示；城市化采用城鎮人口/地區總人口進行衡量，用CSH表示。

（二）數據來源本文采用2000—2012年省際面板數據來進行研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人力資本、城市化所需數據均來自2001—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各地區歷年統計年鑒。金融結構指標來自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2004—2012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

（三）模型構建本文模型構建基于章奇（2003）、楊俊、王佳（2012）、葉志強、姚耀軍等幾位研究者的研究模型，結合本文研究思路，特提出下列模型。其中，Gap表示城鄉收入比，衡量城鄉收入差距；FZ表示金融發展規模；ZR表示直接融資比例，衡量金融結構；FR為金融規模和直接融資的交互項，衡量混合金融效應；GDP為各地經濟增長率的衡量；RL衡量地區人力資本情況；CSH衡量城市化水平；ε表示其他未納入模型的影響因素。

三、模型估計與計量結果

由于時間序列數據可能會因純數學關系而產生偽回歸，因此，為了避免這一問題，在對模型進行估計之前，我們對面板數據進行了單位根檢驗以確保回歸結果具有無偏性和有效性。對面板數據單位根的檢驗，參照李子奈的說法采用IPS檢驗和Fisher-ADF檢驗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本文數據可以認為是平穩的。本文對各種模型進行比較、檢驗之后，認為固定效應模型比較適合，因此運用固定效應模型逐漸引入控制變量以最終確定金融規模、金融結構、經濟增長等因素對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程度。由于面板數據的特點，雖然通常可以假定不同個體之間的擾動項相互獨立，但同一個體在不同時期的擾動項之間往往存在自相關。此時對標準差的估計應該使用聚類穩健的標準差，因而本文模型中均使用聚類穩健標準差。模型（1）、模型（2）、模型（3）均是固定效應下逐漸引入變量的情況，模型（4）是本文在考慮組間異方差忽略自相關的情況下，對模型進行的FGLS估計情況。如表1所示，模型（1）中我們僅引入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兩者的交互項，單純從金融的角度去考量金融發展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顯示，金融規模、兩者交互項城均在5%的水平下統計顯著，金融結構在10%的水平上統計顯著，金融規模與金融結構系數均為負，表明金融規模和金融結構各自通過自己的渠道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減緩作用，而交互項系數卻為正，表明交互項對于城鄉收入差距有加劇作用。在模型（2）中，引入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指標，得出結論：金融結構、交互項和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在5%的水平上統計顯著，金融規模基本可以認為在10%的水平上顯著，符號的情況與模型（1）一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系數為正，表明地區經濟發展對應于城鄉收入差距具有明顯擴大作用。模型（3）中，再引入人力資本與城鎮化兩個控制變量，考察模型的穩定性，結果表明：交互項與金融結構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而金融規模和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卻均不顯著，但是其系數符號與數值均未有太大變化，同時，引入的兩個變量均未通過檢驗。考慮到數據組間可能存在異方差，因而引入模型（4），模型（4）是在忽略掉自相關僅考慮異方差情況下對模型進行的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估計（FGLS），因為一般對于短面板而言，自相關問題并不嚴重，因而對于模型的估計是可信的。結果表明：交互項與人力資本均在1%的水平下統計顯著，金融結構與城市化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金融規模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可以勉強認為通過了10%水平的檢驗，這樣基本可以認為這些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并且主要變量的系數符號與固定效應模型一致，大小與固定效應情況下變化不大。因此，可以認為我們所構建的模型基本上是穩健的。

（一）金融發展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分析從模型檢驗結果來看，金融規模的系數為-0.245，這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金融規模每增長1%，將會促使城鄉收入差距縮小0.245；金融結構系數為-0.703，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直接融資比例每增加1%，將會降低城鄉收入比0.703；金融規模與金融結構的交互項系數為0.406，這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混合金融效應每增加1%，將會提高城鄉收入比0.406，擴大收入差距。從金融規模和金融結構的角度看，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數據時間跨度較短，因而所得結論基本與所作假設吻合。本人認為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首先，由于我國金融事業起步較晚，金融市場處于上升期，因而金融市場的規模擴大和直接融資手段的少量增加，就會迅速盤活金融市場，促進企業的發展，使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短期內迅速增加，從而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其次，直接融資手段的使用，雖然目前來看，所占比例仍然較少，并且有些省份在這一方面的發展相當滯后，然而，促進融資手段的豐富化，不僅是國家政策的要求，也是地方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建設多功能性城市的需要，因此，直接融資渠道的通暢十分重要，2008年以來，多數地區在直接融資比例上已經逐漸趨于穩定并小幅上漲，這一手段的運用對于企業，對于投資者都是利好，因而模型中這一結果的出現也是合理的。最后，進入21世紀，我國政府逐漸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并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場，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逐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等措施，這無疑推動了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從目前的金融發展情況看對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是有益的。然而金融混合效應的情況卻正好反映了當前我國金融發展當中依然存在的問題，總的金融發展對于收入差距的影響是正向的，也就是說我國金融的混合效應會使得收入差距繼續拉大，這與大多數學者的觀點基本一致，說明我國金融發展當中的結構性問題，或者說與經濟發展需要不相適應這一問題。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本人認為有以下幾點。第一，我國對于金融市場的監管依然較緊，限制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依然很多，這對于整個金融結構來說是不合適的；第二，我國企業融資手段單一，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多年來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直接融資比例過少，這一點從一些省份非金融機構部門融資結構表直接融資所占比重為0就可以看出；第三，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依然較慢，證券市場的發展情況與整個經濟的發展不匹配；第四，地方金融發展緩慢，這對于促進地區金融發展緩解城鄉收入差距有制約作用。

（二）經濟增長、人力資本和城市化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從估計結果看，經濟增長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是正的，三個模型系數差距不大，表明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反而擴大了收入差距，使得富者更富，窮者更窮，形成“馬太效應”。人力資本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在考慮異質性的模型中系數顯著，并且系數較大，為32.407，表明人力資本對于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極為明顯，這個數據可能略大，然而它也反映了當前的人力資本情況：文化程度比較高的農民，在城市奮斗之后會逐漸傾向留在城市，最典型的事例是大學生畢業之后幾乎不可能返回到農村，加上這些人工資一般都高于平均工資，因而會使得城市的平均工資被拉高，這樣會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更加明顯。城市化的系數為正，且數值為2.108，這與本人最初想法不一致，這反映了當前我國的城市化并沒有對緩解城鄉收入差距做出貢獻，反而使得其擴大了。說明我國的城市化過程當中依然存在相當多問題，這一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四、結論與相關建議

本文基于我國2001—2012年31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考慮異質性的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探討了我國金融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表明：金融規模的擴大和金融結構的優化對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有明顯負效應，然而混合金融效應對于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卻具有明顯效應，這種矛盾的結果實際上正好反映了我國當前金融發展的表象與實際情況，也表明了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不相適應問題；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人力資本和城市化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均具有顯著作用，反映了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發揮有限，我國當前人力資本的“滯留城市”問題和城市化實質性進程力度不夠的問題。以上結論對于我們而言有明顯的政策指引：第一，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增加直接融資比例，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建立與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的金融結構。具體來說主要有五點：（1）更好發揮股票市場作用，真正保護投資者利益；（2）建立全面的地方金融，支持推動地方企業發展；（3）發展基金市場、保險市場和天使投資等，使長線資金參與資本市場，形成合理的金融結構；（4）要逐步推出更多金融產品，使投資者有更多選擇，盤活資本市場；（5）要加快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有序推動鄉村經濟發展。第二，鑒于模型幾個控制變量檢驗結果，特提出幾點建議：（1）要深化體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的收入分配機制，通過轉移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來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降低城鄉收入差距；（2）要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村居民收入；（3）要加快建立人才回流機制，使人才能夠積極為農村發展服務，以縮小城鄉差距；（4）要在積極實施城鎮化的過程中，做好社會保障工作，讓城鎮化名副其實。

作者：王博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