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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勞動力資源稟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加工貿易，出口規模不斷擴張，出口結構也不斷優化，機電等高科技產品所占的比例超過一半，這種貿易方式也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飛速上漲。按照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中國具有勞動力資源稟賦，應該生產和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但是中國的貿易結構卻顯現相反的結果，是不是中國技術結構得到提升，相對具有技術資源稟賦?很多研究者對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進行了分析，關志雄［1］、齊俊妍［2］分別比較了中國和日本、韓國等東亞其他國家的出口品技術含量結構，認為中國出口品的技術含量提高很快。Rodrik［3］使用Hausmann修正方法，發現中國出口品的技術水平已經遠遠高于類似收入水平的國家。楊汝岱、姚洋［4］發現中國出口品的技術含量不斷提升，出口結構已經從以低技術為主轉變到了以中等技術為主。至于中國出口技術水平提高的根源，大部分研究者認為中國采用大規模進口核心部件和資本品，再大規模出口最終產品的方式參與國際產品內分工，是出口技術結構不斷優化的主要原因。這種國際分工被賦予其不同的稱呼，如價值鏈切片、中間品貿易、全球價值鏈和垂直專業化等。這些文獻都指出一國出口的產品并非全部是由本國生產的。也就是說一國的出口品包含的全部技術含量并不等于其實際生產的技術含量。對于中國來說，發展加工貿易，承擔的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的生產，即使是在高技術產業中從事的生產環節的技術含量也不高。參與國際垂直分工，對中國國內產業技術升級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理論界分歧比較大，有觀點認為參與國際垂直分工，國內企業能夠獲得進口品的技術溢出效應和“干中學”效應，學會核心部件等中間產品的制造，并逐漸提高產品的國內技術含量，實現產業升級。但還有觀點認為這種技術發展戰略有可能使我國長期處于技術含量較低的出口加工環節，從而淪為一個“世界組裝車間”。從長期來看，參與國際垂直分工與貿易的動態利益在于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體系和全球生產網絡，提升國內產業技術水平，從而實現貿易結構的升級和國內產業升級。因此，出口產品國內技術水平的變化和演進是參與國際垂直分工動態利益界定的主要衡量標準。我國積極參與國際垂直分工，發展出口加工業，對產品出口技術含量和國內技術含量有什么影響?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姚洋在Hausmann等人的技術復雜度指數基礎上，設計一個計算產品國內技術含量的指標，但把所有進口都作為中間產品，可能會低估出口產品的國內技術含量，參與國際垂直分工對我國出口產品國內技術水平究竟有何種影響并且是如何影響的并沒有得到確切的答案。

1文獻回顧

傳統計算出口技術含量的方法主要建立在SITC或HS分類方法基礎上，依據該分類下各類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獲得國家產業層面的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和技術水平。但傳統分類方法不再適用于現階段以產品內分工為主要形式的國家貿易技術結構問題的分析。為此，Lall［5］在Patitt和OECD研究的基礎上，根據SITC三位碼分類設計出口品技術附加值，把出口品劃分為技術含量不同的十大類產品，分析出口貿易的技術水平、技術結構特征及其國際貿易競爭力。問題是，若僅局限于十大類產品分類，無法有效區分世界范圍內大量不同類型出口品的技術含量。關志雄提出用貿易品附加值分析方法測度產品技術含量，以出口國人均GDP加權平均作為附加值賦予每一類貿易品，其值越大則代表該產品的技術水平越高，但這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沒有考慮到技術分布非正態特性以及不同國家數據異質性［1］。Hausmann等［6］設計技術復雜度指數測度出口品技術含量，主要思路是以生產該產品的國家人均GDP反映勞動生產率水平，通過各國該種產品出口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為權重，來表示出口品技術復雜度。在此基礎上，D．Rodrik［7］、樊綱等［8］提出顯示技術附加值方法，分析了我國出口貿易技術水平和技術結構。Xu［9］認為，Hausmann方法忽略出口產品價格和質量因素，易使出口品的技術含量估計產生誤差，需要以質量乘數(qualitymultiplier)對PRODY指數進行修正，并構建出TCE指數。杜修立和王維國［10］認為以一國產品出口貿易份額為賦值權重測度出口品技術含量，主要缺陷在于忽略產品貿易分布與生產分布之間的本質差異，強調出口品技術水平和技術結構并不是取決于由哪一國出口而是由哪一國生產，應以各類產品的生產國而非出口國為標準，并結合Lall復雜性指數將產品技術含量賦值權重修正為產品在世界總產出中的份額，測算了我國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及其變動趨勢，發現我國出口貿易整體水平已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出口貿易的技術結構并沒有明顯優化，與發達國家有較大距離。姚洋和張曄［11］進而強調，體現一國技術水平的并非是出口品整體技術含量，而是出口品在本國生產環節的技術附加值增量，為此他們利用投入－產出系數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數修正Hausmann等技術復雜度指數，測算出口品在國內生產環節的技術含量。結果顯示，我國出口品整體國內生產環節技術含量持續下降且下降速度較快。

綜合來看，目前計算出口技術含量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基于Michaely［12］出口品技術復雜度指數，以出口規模或比較優勢等權重賦值，構建各類修正的技術復雜度指數［6］［7］。二是依據官方高技術產品目錄分組，以技術構成分類構建技術復雜度評分法［13］，或以OECD國家出口結構為標準設計結構相似度指數［14］。三是利用投入－產出法［15］即借助投入產出表測算出口品技術含量。以上方法都是把產品技術含量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的，即只研究了產品所包含的全部技術含量，而沒有考慮國家間在不同產業環節上的分工，把一國國內所從事的生產環節的技術含量(DTC)從整個產品的技術含量中分離出來。我們需要將國際產品內分工納入視野，重新設計測量產品國內技術含量的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一國國內產品技術含量的變動及其長期趨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學者們已經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一種重要的方法就是使用出口品中所包含的進口中間投入品的比例來測定垂直專業化水平，Hummels等使用投入—產出表，把一國的進口品分為國內消費和出口再生產兩種用途，并使用后者占出口的比重來計算垂直專業化比率。這個方法能夠有效計算一國出口結構中本國生產的比例，因而被許多研究者采用。本文在姚洋等指標設計的基礎上，結合孟祺［16］垂直專業化指標的計算，構建出口品國內技術含量，考察我國貨物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變化趨勢，審視我國出口價值鏈的變遷和外貿發展方式轉變。

2方法和數據說明

2．1出口技術含量的測算

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依賴于出口國的生產率水平和技術條件。一般認為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產品的技術層次越高，因而在計算時生產率水平一般用人均GDP來代替［8］［10］，但人均GDP與技術水平雖然相關，但并不能真實反映一國的技術水平。關于技術水平的替代指標，有研究也會有研發投入、申請專利等指標，但這些指標反映的是當期數值，難以真正影像出一國積累的技術實力。所以，我們使用勞動生產率水平代表一國技術水平。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指標為其中:RLP為i國j的勞動生產率，RPR為i國家產品j的世界生產份額，n為行業數目。

由于不同國家對出口的依賴程度不同，部分國家內需比較多，有的國家實施出口導向型政策，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應該根據各國生產占世界份額決定，部分研究采用出口份額，這個指標存在顯著的誤差，可能會導致部分國家技術含量的高估，也可能導致部分國家技術含量的低估。同時，為消除國家規模的影響，結合利用顯示比較優勢RCAij，RCAij表示i國家出口品j的顯示比較優勢指數，其計算公式為:這個公式能消除不同國家出口規模對技術含量測度的影響，又考慮了技術含量的本質內涵，測算的技術含量將更反映現實。

2．2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計算

要計算出口國內技術含量，首先要計算垂直專業化程度。垂直專業化程度是指出口產品當中包含的國外進口成分，也就是說一國出口產品的價值來源不僅僅是國內的勞動創造，也來源于國外的價值貢獻，特別是目前國際工序分工程度分高的情況下，每一件產品中都包含了很多國家的價值成分，機械電子通訊等產品表現的尤為明顯。計算垂直專業化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Hummels等提出了一國貿易的VS概念，定義為出口的進口投入成分，或者是出口的外國增加值，并且基于一國的投入產出表提供了一個計算VS的公式;二是BEC方法。聯合國根據產品的最終用途，將貿易數據劃分為資本產品、中間品(半成品和零配件)和消費品。并和海關的協調編碼(HS)相對應，其中中間品包括111、121、21、22、31、32、42和53類產品。這種方法消除了中間品定義上的主觀性，但缺乏微觀角度。第三種方法就是RobertKoopman，ZhiWang和Shang－jinWei［17］綜合考慮了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在進口中間產品投入比例的不同，把投入產出表分離為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的投入產出表，然后計算中間產品進口比例。孟祺對這種方法進行了改進，計算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垂直專業化程度。

根據孟祺的計算，一國總出口中國外成分是:這個公式可以計算一個國家整體的國內技術含量，也可以計算對不同國家出口的國內技術含量，同時還可以計算來自不同行業出口的國內技術含量。

2．3行業選擇和數據來源

中國出口產品95%來源于工業制成品，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工業制成品。在工業行業分類中，本研究將電力蒸氣熱水生產供應業、煤氣生產和供應業、自來水生產和供應業三個政府壟斷性行業去掉;由于木材及竹材采運業缺少2003年相關增加值、資本和勞動的數據，本研究也去掉了該行業;為了使得行業標準、投入產出表和貿易數據的統一，本研究將部分行業進行了匯總，細分為20個行業。同時，貿易數據根據國研網數據庫分類進行了匯總，分類標準與20個行業相同。在投入產出表選擇上，由于中國的投入產出表5年編制一次，現存最新的是2007年的數據。本文計算期間為2001－2010年，為了計算的需要，本研究假定2001－2010年各年的投入產出比例都相同。

3中國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測度結果

3．1整體出口國內技術含量

本文采用2001年至2010年中國制造業20個行業的數據，計算了中國出口制造業產品的國內技術含量。研究發現，隨著中國出口規模的上升，出口的技術含量和國內技術含量都出現了顯著的變化。

由于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為了提升高科技等機電產品的比重，政府在稅收和資金上予以支持，中國高技術產業規模從2000年的1．09萬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10年的7．62萬億元人民幣，占全部規模工業總產值的比重2010年為10．8%。其中，2001年高科技產品的進出口額分別為464．5億美元和641．1億美元，逆差176．6億美元，到了2010年出口4918億美元，進口4126．73億美元，順差791億美元。國內高科技產品產值和出口數值的變化也反映在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上，從圖1可以看出，2001年，中國出口技術含量和國內出口技術含量分別為22．58和14．89，而到了2010年，兩者分別為70．28和49．96，從增幅上看分別增長2．11倍和2．36倍。可以看出中國出口產品獲得了較大的技術升級。相比較美國和日本來看，2002年到2007年，美國和日本的出口技術含量也在提升，但幅度有限。

但是，研究還發現，出口技術含量與出口的國內技術含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2001年兩者之間差距為7．7，但到了2010年拉大到了20．37。對于出口技術含量遠遠大于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國依賴勞動力資源稟賦，參與國際垂直分工，承接了大量的日韓和中國臺灣等地的產業轉移，這種產業轉移主要是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中間產品中包含了高技術含量的產品。2001年中國加工出口所占比例為55．4%，雖然到2010年的比例將為46.92%，但總額卻從2001年的1474．34億美元增加到2010年7403億美元。從中國的貿易地理結構上也反映了這一點，中國從東亞地區進口了大量的高科技中間產品，在中國加工組裝以后再出口到歐美國家，中國對臺灣地區和日韓呈現巨額貿易逆差，對歐美為貿易順差。

3．2分行業的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結果

中國出口的國內技術含量在提升，從行業分布上看，所有行業的出口國內技術含量都在增加，但增加的程度是不同的。表現最好的是煤炭開采、造紙印刷和金屬壓延等勞動和資金密集型行業，而中國一直重點發展的通用設備行業、電子通訊和儀器儀表等表現的并不理想。而且，從絕對數值看，石油加工行業和金屬壓延行業的出口國內技術含量最高，遠遠超過100，排在下面的依次是食品制造業和石油天然氣開采行業。除食品制造業外，排在前四位都是屬于資金密集型行業，這也與出口技術含量指標的設置有關，主要反映的是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資金密集型行業的勞動生產率明顯高于其它行業。而通用設備、電子通訊和儀器儀表行業這些行業雖然屬于技術密集型行業，但由于主要是加工組裝，也顯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環節，勞動生產率并不高。從富士康公司的案例也可以驗證這一觀點。雖然富士康公司主要生產高科技的通訊設備，但基本上都是為蘋果公司等代工，屬于高科技的加工組裝環節，富士康在大陸的工廠就雇傭了超過百萬工人，可以看出高科技產品在中國還主要是領導密集型的。中國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水平還主要依賴于國外產品。這與國際產業轉移的規律相關，中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行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國內的科技含量水平升級并不高，同時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在這個環節上也可能喪失比較優勢。

4中國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影響因素

一國產品的技術水平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根據國內外研究來看，主要的影響因素包括經濟增長水平、科研支出(政府科研支出和企業自主科研支出)，產業結構的變化和來源于國外的技術輸入。經濟增長主要提高消費和資本投入影響技術水平，居民消費的增長科研增加企業產能的增長和創新，資本投入通過設備等資本品的投入提高技術水平等。科研支出包括政府和企業的科研支出。對于中國來說政府科研支出主要表現在基礎性的科研和重大科研課題包括航天航空、大型基礎科研平臺的建立，都極大地帶動了相關產業科技的發展。而企業的直接研發費用更能顯著的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

對于經濟增長、研發投入對科技進步的影響作用是眾所周知的，最近研究的重點是國際間的技術溢出作用。一般地，國際間技術溢出效應通常是指貿易伙伴國自主創新和研發活動對進口國技術水平和生產率的提高作用。技術由于其非競爭性會產生溢出效應，國際間技術溢出主要依賴于商品或服務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勞務輸出、人力資本流動以及技術信息交流等途徑來實現。其中以跨國間的商品貿易為路徑實現的技術溢出現象，稱為物化性技術溢出或體現式技術溢出效應。在中國出口的產品當中，國外貢獻了部分技術，這部分技術對于國內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很多研究者分析進口中間產品和原材料對國內有很大的技術溢出效應，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技術進步，但也有部分研究發現包括FDI和中間產品進口對國內的技術溢出效應非常小或者沒有，部分還會產生阻礙作用。之所以會產生結果的差異主要在于選擇指標和樣本的不同。在技術進步的指標選擇上一般采用前沿面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計算。而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主要是采用經濟總量的時間序列數據來進行，這類研究所用方法的主要缺陷主要有:第一，必須對這些增長核算方法強加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約束和行為假設，這些方法存在如下的四種假設前提:生產函數的形式是已知的;經濟主體的生產效率總是處在最佳水平;中性的技術改變;不變的規模報酬等。如果這些假設不成立，TFP測量將是有偏的［18］;第二，它們把全要素生產率的內容完全等同于技術進步，也區分不出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差別;第三，使用時間序列的數據量很小，很難選擇較復雜的函數形式進行生產函數的估算并進行深入的分解，另外若考慮加入更多變量進行其他的分析也相對比較困難［19］。為此，本文通過構建出口技術含量水平和出口國內技術含量水平來研究影響因素。相關計量模型為：

其中，來自國外的研發溢出來源于進口中間產品的技術溢出和FDI對于本土企業的技術溢出，因此，來自國外的RD溢出包含兩個方面:來自中間產品的部分和來自FDI的溢出部分。

加入WTO以后，中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都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具有階段性特征，為剔除斷點對檢驗結果的影響，首先做Chow’s斷點檢驗。Chow’s斷點檢驗結果見表2。

表2數據顯示:在以出口技術含量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方程中，2001年對數似然比為5．853，相伴概率為0．05，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2002年對數似然比為6．249，相伴概率為0．0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結果表明，2002年前后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出現結構性變化特征。同樣在以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Chow’s斷點檢驗結果也顯示，2002年前后發生結構性變化。因此，在模型中還引入虛擬變量D1，在2002年之前取0，2002年及以后取1，用來表征制度和政策等其他因素對技術含量的作用，以剔除斷點影響。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出口技術含量的影響因素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國內企業的研發投入、中間產品進口和外商直接投資都對出口技術含量提升與顯著的提升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更加明顯，影響系數為0.183，在1%的水平下顯著，遠遠大于國內企業研發系數的0．087和5%的顯著性水平。中間產品的進口也較大地促進了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在2002年的時間斷點上也具有顯著的影響，這與中國對外貿易的實踐非常吻合。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占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10%左右，但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3多，出口值超過全國水平的50%，進口所占比例超過55%。可以看出，來自于國外的研發對于中國出口技術含量的提升作用非常明顯。這也符合新貿易理論的觀點，國際貿易是技術溢出的一個重要渠道，主要是通過購買先進的中間投入品、機器設備和其他產成品來促進國內相關生產的完成。

傳統國際理論認為國際貿易會產生示范作用，通過刺激國內廠商模仿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從而提高國內企業的技術水平。從實證回歸結果看，中間產品的進口和FDI對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提升有一定的正向影響。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由于低技能勞動者能力、教育條件和教育成本方面有別于發達國家，物質資本充裕程度、勞動力質量與技術進步基礎更是薄弱，不能完全以自主創新方式實現技術進步，但可以依靠設備技術引進方式實現技術升級。國內企業的研發投入對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影響程度最大，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發展中國家在以技術設備引進為主實現技術進步的同時，也應努力增加自主研發投入，通過自主創新方式實現技術進步，防范技術進步領域的壟斷并追趕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

5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2001年至2010年中國制造業20個行業的數據，計算了中國出口制造業產品的國內技術含量。研究發現，隨著中國出口規模的上升，出口的技術含量和國內技術含量都出現了顯著的變化。但是，研究還發現，出口技術含量與出口的國內技術含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國依賴勞動力資源稟賦，參與國際垂直分工，進口了大量的高科技中間產品在中國組裝以后再出口，提高了中國出口技術含量，但國內技術含量受到抑制。從行業分布上看，所有行業的出口國內技術含量都在增加，但增加的程度是不同的。表現最好的是傳統的資本密集型行業，表現最差的是中國一直重點發展的通用設備行業、電子通訊和儀器儀表等行業，這些行業中間產品進口的非常多，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投資的行業，在中國主要是加工組裝，也顯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環節，出口國內技術含量并不高。從出口技術含量的影響因素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國內企業的研發投入、中間產品進口和外商直接投資都對出口技術含量提升與顯著的提升作用，其中國內企業的研發投入影響最低。而對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回歸結果看，國內研發投入的影響最大，其次是中間產品，最后是外商直接投資。

這些結果都表明中國雖然實現了出口產品的升級，但升級的主體是外資企業，國內技術含量提升的程度并不高。國外的研發對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影響程度并不高，還主要依賴國內企業的自主研發。由于我國資金和人力資本水平及技術基礎環境等因素約束，在較長時期內通過國外的研發渠道還是提高中國出口技術含量的主要途徑，因此不能忽視通過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實現出口國內技術含量的提升。鼓勵從發達工業化國家引進高技術含量設備，提高進口貿易的質量和技術水平，優化我國進口技術結構。同時應制定減稅和免稅等稅收優惠政策，為高新技術產品引進創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但是，提高出口的國內技術含量，關鍵還是在于引進技術的吸收和自主創新。這些都取決于一國人力資本水平，即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政府應制定人力資本投資長期規劃，大力發展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資本質量，開展多層次職業教育優化勞動力結構。同時，政府還應引導和鼓勵企業對員工的技能培訓，以及各種形式的民間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對技術引進及新技術應用的適應性。此外，還應建立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發展各層次就業中介組織，積極引導勞動力流動，防止區域性勞動力結構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