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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經濟的利益分析

20世紀初盛行的利益法學派認為，“法律其實就是為保護特定社會上的利益，而犧牲其他利益”。我們把這種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叫做法益。利益分析是法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方法。那么發展低碳經濟的利益是什么?這種利益有什么樣的特點?只有搞清楚了這些問題，才能對我們所要保護利益進行更好的保護。

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與生活方式造成了大量的碳排放，超過了大氣的碳容量進而影響氣候變化異常。而低碳經濟模式以碳的低排放為基本要求，盡量減少人類活動對全球氣候的破壞，以達到人類與自然和平共處。可見，發展低碳經濟所指向的利益是全人類的氣候利益。適宜的氣候可以說是一項資源，從經濟學的角度，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公共品(publicgoods)。按照薩繆爾森定義，“公共品是指這樣一類商品:將該商品的效用擴展與他人的成本為零;無法排除他人參與共享。”適宜的氣候，對人類來講是一種生存必不可少的物品。作為一項公共品，它的生產或者維持必須要有公共支出予以保障，其經營管理也必須由國家、政府等非盈利組織承擔。作為傾向于追求私益的企業和個人是不可能主動承擔這項責任的。

由此可知，我們要發展低碳經濟以保護我們的氣候環境，國家和政府在其中應該承擔主要的責任。并且發展低碳經濟本身是對現有模式的一種改變，這就涉及到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取舍。國家和政府作為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責任者，就要協調各方利益，這樣低碳經濟才能獲得更好地發展。

二、低碳經濟法律保障的相關主體

發展低碳經濟關乎全人類的利益，涉及經濟、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改變，其牽涉的主體眾多，各主體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從國際范圍來看，主要是國際組織與主權國家以及相互間的關系;從一國國內來講就是政府與企業、個人以及相互間的關系。

(一)國際組織與主權國家

低碳經濟的提出源于全球氣候變暖，而氣候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單個國家的作用是有限的，這需要各國之間進行合作，共同來促成低碳經濟的發展。但是，各國之間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是存在著利益沖突的。

1.全球公共利益面臨公共資源稀缺性與產權無主性的矛盾。人類的活動使溫室氣體的環境容量這一公共資源越來越稀缺。《斯特恩報告:氣候變化的經濟學》提出“應當把目標設定為將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450～550ppm(百萬分之一)CO2(二氧化碳當量)的范圍之內，如果目標高于上述范圍，就會大幅度地增加帶來嚴重危害的風險”。如果按照2008年全球CO2濃度為380ppm計，則人類還有70～170ppm可使用的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減少全球碳排放首先要面對的是環境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即全球溫室氣體的環境容量是無主的，正是這種所有權的缺位，才導致各國在沒有外界壓力時對其視而不見乃至過度使用。

2.主權國家利益與全球公共利益的矛盾。首先，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受到限制。以中國為例，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發展中國家，全球第二大CO2排放國，按照發展低碳經濟的要求，這樣的碳排放量顯然是不行的。氣候變化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CO2排放空間，說到底是國家未來的發展空間。中國所遇到的問題，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的問題。其次，發達國家對待低碳經濟態度有異。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的能源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指出:英國能源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到2050年，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著力于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新的商機和就業機會;在支持世界各國經濟朝著有益環境、可持續的、可靠的和有競爭性的能源市場發展方面，英國將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的先導。美國布什政府就以減排將“損害美國經濟”為由，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不愿在國內實施強制減排措施。而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則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將對經濟產生積極長遠影響，其著眼點在于清潔能源在創造就業方面明顯擁有巨大潛力，并主張在危機過后，尋找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因此，在減排方面采取了積極態度。由此可見，由于各國國家利益不同，各國在對待低碳經濟的態度上也各異。要在全球范圍內推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應當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促成各國迅速達成共識。

3.國際組織的努力。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就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它是世界上第一個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給人類經濟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的國際公約，也是國際社會在對付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框架。《公約》于1994年生效，據統計，目前已有191個國家批準了《公約》。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京都舉行，并通過了著名的《京都議定書》，對2012年前主要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的種類、減排時間表和額度等做出具體規定。《京都議定書》于2005年開始生效。根據這份議定書，從2008年到2012年間，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礎上平均減少5.2%。目前已有170多個國家批準了這份議定書。

《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就是國際上在低碳經濟方面所達成的兩個最主要的條約。由這兩個國際條約所形成的一些原則和制度對促進各國發展低碳經濟，平衡各國利益起到了明顯的作用。《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確立了兩項核心的原則和制度。

(1)“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核心內容正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中的共同責任，是指每個國家都要承擔起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因為這關涉到每個國家的利益。而區別責任是指發達國家要對其歷史排放和當前的高人均排放負責，它們也擁有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和技術，而發展中國家仍在以“經濟和社會發展及消除貧困為首要和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公約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正是因為考慮到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歷史責任和當前人均排放上存在差異，才確定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根據這個原則，發達國家率先減排，并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在得到發達國家技術和資金支持下，采取措施減緩或適應氣候變化。

(2)碳交易制度。按照《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排放的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在內的6種溫室氣體的數量，要比1990年減少5.2%。但由于發達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結構優化，新的能源技術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國進一步減排的成本高，難度較大。而發展中國家能源效率低，減排空間大，成本也低。這導致了同一減排量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成本，形成了價格差。發達國家有需求，發展中國家有供應能力，碳交易市場由此產生。清潔發展機制(CDM)、排放貿易(ET)和聯合履約(JI)是《京都議定書》規定的3種碳交易機制。除此之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場還有另外一個強制性的減排市場，也就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這是幫助歐盟各國實現《京都議定書》所承諾減排目標的關鍵措施，并將在中長期持續發揮作用。

(二)政府與企業、公眾個人涉及到國家內部，政府在發展低碳經濟中應該發揮主導的作用。所謂的政府主導，是指政府以市場化的、財政的手段以及非市場的行政力量，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推動、調控和引導低碳經濟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既要遵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又要彌補市場經濟的失靈，以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政府運用的手段主要有行政強制和行政引導兩種。所謂行政強制，是指行政主體為實現行政目的，對相對人的財產、身體及自由等予以強制而采取的措施。在低碳經濟法律調整機制中的行政強制，是指國家通過制定和實施低碳經濟法律法規，以命令性、強制性、執行性的措施單方面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行政指導是行政主體基于國家法律、政策的規定而做出的，旨在引導行政相對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為或者不作為，以實現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種非職權的行為。在發展低碳經濟中，行政指導手段應更加關注行政相對人的自愿性選擇和自己的意志表達，更加減少行政相對人的抵觸情緒而接受行政指導，從而更加有效地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在低碳經濟模式下采用行政指導手段，可以彌補相關的立法空白，推進環境無害化技術的開發與普及，對低碳經濟模式下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綜合平衡。

1.經濟刺激企業進行改變。企業是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在發展低碳經濟中企業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企業是以經濟利益為其追求目標，而發展低碳經濟涉及到對現有的生產技術、產業結構等變革，從短期來講會損害企業的現有利益。因此對于企業我們應該采用經濟刺激的手段來促使企業走低碳之路。低碳經濟法律調整機制中的經濟刺激手段是以“成本———效益”為核心，具體制度主要有收費制度、稅收制度、押金制度等等。經濟刺激能夠使企業等市場主體根據自身利益的大小，自由、靈活地選擇具體的發展模式，通過影響市場主體的決策和經濟活動過程，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共贏。

2.倡導企業應該勇于承擔社會責任。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指企業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贏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該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是企業在環境保護、資源利用方面責任制度的確立和相關法律義務的負擔與履行。從某種程度上講，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其贏利性特征是背道而馳的。但是從長遠發展角度看，企業所承擔的環境利益方面的社會責任和其贏利性又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一種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有益補充和互動。因此，在提倡發展低碳經濟發展中刺激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必須的，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我國低碳經濟法律調整機制在經濟刺激企業的社會責任方面還有明顯的不足。例如，激勵管制工具不健全、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勵管制程序和監督救濟措施等等。因此，可以采取以下激勵工具:補貼政策、稅收政策、價格政策、低息(或者貼息)貸款政策、公益基金政策等等。此外，環境責任保險、信貸擔保等激勵工具也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

(三)鼓勵、引導公眾廣泛參與

社會公眾是生態環境的受益者、使用者和受害者，對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最為了解、最為敏感。由于公眾的行為既影響政府同時還影響企業，所以發展低碳經濟離不開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政府應運用各種手段和輿論傳媒加強對低碳經濟的社會宣傳，鼓勵公眾改變其對環境不利的行為。比如我們現在所倡導的“綠色生活”方式，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綠色生活、綠色消費正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在我國現階段，鼓勵、引導公眾廣泛參與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政府在推動低碳經濟的建設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決策失誤、損害相關主體的利益等情況，而社會公眾的參與有利于彌補政府的這種缺陷，為政府決策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反饋，降低政府運行成本，同時有利于形成長期有效的監督機制，制約政府的權力濫用。其次，社會公眾個人的參與有利于引導企業實施低碳經濟戰略部署，社會公眾的消費觀念、消費水準、消費需求能夠給企業指明前行的道路。再次，公眾的廣泛參與能夠加快低碳經濟觀念的宣傳和落實。因此，發展低碳經濟，提高低碳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最終要落腳于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和參與能力的增強。

三、低碳經濟所涉及法律領域及中國的法律現狀

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模式更是一種生活模式，它涉及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發展低碳經濟必須用法律的形式來對其進行鼓勵保護，所涉及的法律法規是非常龐雜的，具體可分為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工業生產活動、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環境保護這些領域。而在這些領域，我國相關的法律制度尚存在著諸多問題。

1.資源(礦產資源)能源領域。關于我國的資源(在這里指礦產資源)法律集中體現為《礦產資源法》以及相應的法律制度。其在現實中主要體現的問題是探礦權、采礦權有償取得問題，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比例過低等。我國的能源立法如《節約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體現了低碳經濟的要求，但是還存在能源基本法律缺位，一些能源單行立法中存在不少空白。

2.生產領域。在生產領域，與低碳經濟有關的法律主要有《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這些法律雖然規定了一些有利于低碳經濟的條款，但總體上看這些法律條款數量較少，且規定較為疏漏，實踐中具體落實的難度較大。在生產領域最密切的是《清潔生產促進法》，該法系統地對節約資源與能源、提高資源能源的利用率、綜合利用、廢物回收利用等進行了規范，但是由于現行清潔生產法等是以促進法的方式建立的，法律責任條款太少，鼓勵性條款雖多卻難以落實。《清潔生產促進法》的這一基本特征，大大降低了該法的實施效力和約束力。

3.消費領域。在人民的日常生活消費領域，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引導消費者進行綠色生活、綠色消費減少碳排放。我們現行法律法規中，鮮有在消費領域與低碳經濟相關的專門具體規定，利用市場手段(如稅費、財政信貸政策的)調控消費行為引導綠色消費基本處于空白。

4.環境保護領域。環境保護領域法律主要有《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以及《環境影響評價法》等。我國的環保法律應該說已比較完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現實生活中執行情況堪憂，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非常普遍。

作者：孫國強單位：江蘇技術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