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盈余管理公允價值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國內文獻

我國于2006年2月頒布的新準則引發了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國內許多學者從理論上就新準則對盈余管理的影響進行了預測和分析。趙治綱（2007）提出，新會計準則中包括投資性房地產、非貨幣性交易、債務重組等9個具體準則很有可能被上市公司用來作為盈余管理的手段，必須引起有關監管機構和投資者的重點關注。劉泉軍、張政偉（2006）認為，新準則對公允價值的引入持謹慎態度，在運用時有較多的條件限制，因此公允價值的適度應用不會成為操縱利潤的工具，債務重組不會被濫用，同時新準則下，利用減值準備調節利潤的空間將越來越小。沈烈和張西萍（2007）則認為，新準則體系下，盈余管理可借用的空間有消有長，并且對于不同類型、不同行業、不同地域的企業影響并不均衡?？梢钥闯?，就新準則對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理論界尚未有統一的觀點，有待進一步的實證檢驗。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影響方面，由于公允價值在我國運用的時間不長，相關的實證研究文獻比較有限。徐經長、曾雪云（2010）以2007年、2008年持有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分析了公允價值收益、公允價值損失與管理層薪酬之間的敏感系數，發現上市公司存在著對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重獎輕罰”現象，表明公允價值對管理層薪酬契約有明顯影響，而薪酬契約是盈余管理的一個重要動機，因此公允價值很有可能對盈余管理產生影響。有部分學者從金融資產、債務重組等角度研究新準則體系下，公允價值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張涵，2008；路國光，2008；馬超逸2009），但所用數據區間跨度較短，且結論不盡相同。綜上，對于新準則實施以及公允價值應用對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響的考察，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作為證據。新準則實施至今，財務數據比較充足，目前是檢驗新準則實施后果的一個較為恰當的時機。本文將首先比較新準則實施前后，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其次，將從交易性金融資產、投資性房地產、債務重組、非貨幣性交易以及資產減值損失的角度檢驗新準則下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2006年2月頒布的新會計準則，在舊準則的基礎上加上了20多項準則及指南。從對盈余管理影響的角度分析，一方面，新準則禁止了長期資產減值轉回這一傳統的盈余管理重要途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通過資產減值損失進行的盈余管理；但另一方面，新準則在固定資產折舊、無形資產攤銷等方面賦予管理者更多選擇和判斷的空間（趙治綱，2007），例如，新準則下固定資產折舊年限、折舊方法以及預計凈殘值的改變，都采用未來適用法，不用追溯調整；無形資產的攤銷年限不再被限制，并且攤銷方法也不僅局限于直線法。而公允價值的重新引入，在債務重組、非貨幣性交易等事項上需要更多的職業判斷，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管理者進行利潤操控的空間。此外，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很多公司的資產大幅減值，之后的市場也大不如前，處于財務困境的公司有比較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谝陨戏治觯疚奶岢黾僭O：假設1：新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顯著提高根據新準則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當期的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并且影響當期利潤。由于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基于公開、活躍的證券市場，比較容易取得，留給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空間很小。同時，金融資產一旦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在今后不得重新分類為其他金融資產，因此管理者在初始分類時會持謹慎態度。目前為止，采用公允價值后續計量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司數目很少，并且選擇采用公允價值后續計量模式以后也不得轉為歷史成本模式。因此，本文認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不會對盈余管理程度產生重大影響。由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反映上述兩項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據此提出假設：假設2：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盈余管理程度無顯著影響新債務重組準則將因債權人讓步而導致債務人豁免或者是少償還的債務，作為營業外收入，計入當期損益，對于實物抵償債務，引入公允價值計量。這一變化為一部分公司提供了進行利潤包裝的新手段。同時在新準則下，非貨幣性交易也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其價值確定需要大量的職業判斷。當一些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時，管理者很有可能通過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交易的途徑在短期內迅速增加當期利潤，實現盈余管理目的。所以新準則下，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交易增加了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已有研究表明，這兩項收入是營業外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選用營業外收入作為其替代解釋變量提出假設：假設3：營業外收入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在舊準則下，長期資產減值的計提和轉回是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重要途徑。新準則下，雖然長期資產減值的轉回被禁止，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過資產減值損失進行盈余管理，但存貨、壞賬準備等流動資產的減值準備在滿足一定條件下仍可轉回，上市公司仍有可能通過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公司管理層有可能在財務狀況好的時候，多提減值，為日后盈余管理進行能量儲備；在財務困境時，違背真實的情況，少提或不提當期應該計提的減值準備，甚至轉回以前年度計提的減值準備，使得本期操控性應計利潤水平提高，從而提升當年業績。本文以資產減值損失作為資產減值的解釋變量，提出假設：假設4：資產減值損失科目數額越少，操控性應計利潤水平越高操控性應計利潤是管理者可以通過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等方法操控的應計利潤，作為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標之一，被廣泛地應用于各種盈余管理相關的研究中。本文首先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角度，對新準則實施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進行比較，檢驗假設1。其后進一步探討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對假設2、3、4進行檢驗，最后分行業對假設1的結論進行穩健性檢驗，按盈余管理動機對假設2、3、4的檢驗結果進行驗證。

（二）新準則實施前后盈余管理程度比較具體為：（1）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部分研究中，選擇2003年至2010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來自國泰安金融數據庫。對上述樣本做如下處理：剔除金融、保險業的公司，剔除模型中主要變量數據缺失的公司，最終獲得樣本公司11976家。（2）變量選取和模型建立。采用非操控性應計利潤作為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指標，計算借鑒吳聯生、王亞平（2007）總結的通過非預期應計利潤模型的方法進行。其中，DTACt為上述計算得出的公司第t年末操控性應計利潤；dummyt為虛擬變量，若年份t≥2007（即新準則實施后），dummyt=1，否則dummyt=0；ROEt為第t年的凈資產回報率，以當期盈余與期末凈資產的比值表示；LEV為產權比率；SIZE為規模，以期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PB為市凈率；此外模型還對行業進行控制。本文對于假設1的檢驗，就是要考察α1是否顯著為正。

（三）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具體為：（1）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部分研究樣本，是在上部分研究樣本的基礎上，進一步剔除2007年之前的數據，以及模型二中主要變量缺失的公司，得到樣本數據5942個。（2）變量選取和模型建立。本部分研究探討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根據準則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變動情況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因此本文選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作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對盈余管理影響的替代解釋變量“；營業外收入”一直是盈余管理的重災區，在公允價值計量下，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易利得是“營業外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文選用“營業外收入”作為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易以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影響的替代解釋變量；此外，本文以“資產減值損失”作為資產減值的替代解釋變量。針對假設2、3、4，本文提出模型2。其中，FV表示“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數值除以期末資產總額表示；YYW表示“營業外收入”，以“營業外收入”科目數值除以期末資產總額表示；JZ表示“資產減值損失”，以“資產減值損失”科目數額除以期末資產總額表示。其他變量的解釋同模型1。對假設2、3、4的檢驗，主要考察β1是否不顯著，β2是否顯著大于0，β3是否顯著小于0。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表（1）提供了兩個數據樣本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新準則實施后公司的平均業績和市凈率有較大程度提升，但平均盈余管理水平也明顯提高，平均規模和平均產權比則較為穩定。另外，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平均數額遠低于營業外收入和資產減值損失，可見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或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司并不多。為了控制極端值的影響，在回歸時對所有變量進行1%~99%winsorise處理。

（二）回歸分析表（2）是各假設的檢驗結果。模型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dummy的系數為正，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2007年之后公司的操控性應計利潤水平明顯高于之前的年份，即新會計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顯著提高，假設1的推論得到證實。模型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FV的系數并不顯著，表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操控性應計利潤不相關，即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并不對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產生顯著影響，這與假設2相符。YYW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營業外收入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在新準則下，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易是營業外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該結果顯示，公允價值計量下，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易很可能已成為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新途徑。假設3的推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驗證。JZ的系數為負，在1%的水平上顯著，反映資產減值損失數額越大，操控性應計利潤越小，表明在公司需要調高利潤的年度，管理者很有可能通過少提或不提資產減值損失，增加當年利潤，粉飾業績，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三）穩健性檢驗已有理論研究認為，新準則的實施對不同行業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影響并不均衡（沈烈、張西萍，2007），本文按照行業一級代碼將樣本一分為12個組，利用模型1分別進行回歸，檢驗新舊準則對不同行業盈余管理的影響。表（3）反映了檢驗結果?？梢钥闯?，針對新準則的實施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各行業情況有所不同：新準則的實施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交通倉儲、信息技術、批發零售以及房地產業的盈余管理水平，而農業和電力能源行業的盈余管理程度卻是顯著降低，其他行業則不顯著。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在于：由于各行業涉及的業務范圍、競爭環境、生產特征等方面均有較大差別，新準則中各項實施細則的變動對各行業公司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很可能也會有所區別；新準則實施以后的年份中，一些制度法規的變動（例如稅收政策、行業規范等）對各行業的影響會有所差別；針對一些政府重點發展和扶持的行業，例如農業、能源行業等，享受近年來推行實施的各項鼓勵政策、引導政策以及政府較大力度的財政支持和財政補貼，而進行盈余管理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所以相比而言，從事這些行業的公司管理層，不會有很強烈盈余管理動機。根據公司所處的財務狀況不同，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各異，相應采取的盈余管理方式也會有所差異。前人已有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動機有“洗大澡”、扭虧為盈、配股和平滑盈余等（張麗，2009）。為了保證模型2結果的穩健性，同時為了進一步探究具有何種盈余管理動機的公司管理者選擇利用公允價值進行盈余管理，本文根據ROE的范圍將模型2的樣本按照不同的盈余管理動機細分為虧損公司、微利公司、配股動機公司和平滑動機公司四個組，并利用模型2分別進行回歸。其中ROE<0的公司為虧損公司，ROE的范圍在［0，1%）的公司為微利公司，ROE的范圍在［6%，7%）的公司為具有配股動機的公司，ROE≥10%的公司為具有平滑盈余動機的公司。表（4）反映穩健性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四組樣本的回歸結果中，FV的系數均不顯著，說明對于具有這四種盈余管理動機的公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操控性應計利潤均不相關，假設2的結論比較穩健。其可能原因在于，目前為止，我國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司寥寥無幾，不能產生重大影響，而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有較為成熟的市場為基礎，易于確定，留給管理者的操控空間很小。因此，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以公允價值計量都不會對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產生顯著影響。假設3的結論對于虧損公司和具有平滑動機的公司比較穩健，說明這兩類公司更傾向于通過“營業外收入”科目進行盈余操控，而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交易很可能已成為實現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資產減值損失對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并不十分穩健，可能的原因是，在舊準則中長期資產減值損失的計提和轉回是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新準則中禁止長期資產減值轉回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管理者通過這一途徑進行盈余管理（張然等，2007），因此資產減值損失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也會相應削弱。

四、結論

本文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角度，對比新會計準則實施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研究發現，總體而言新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明顯高于準則實施前，但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并不均衡。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探究了新準則下，公允價值計量與盈余管理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以公允價值計量并未對盈余管理產生顯著影響，而營業外收入和資產減值損失都與盈余管理程度顯著相關，說明在公允價值計量重新引入后，債務重組、非貨幣性資產交易以及資產減值等很可能已成為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新途徑。完善現有市場，讓公允價值的確定能夠更多地基于成熟活躍的市場價值、加強各方面的監管力度以及提高會計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等是解決這一問題的一些途徑。本文的研究也為投資者進行有效決策提供一些借鑒，同時對監管機構和準則制定機構進一步完善機制具有一定啟發意義。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許多方面需進一步改善。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在于變量選擇的合理性。例如“：營業外收入”科目除了包含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交易以外還包括捐贈利得、政府補助、權益法核算的長期股權投資等多個項目，以“營業外收入”作為公允價值計量下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交易的解釋變量存在一些噪音，影響結論的說服力。但由于知識和條件的限制，一些數據難以直接取得，在今后的研究中應設置更加貼切的模型和解釋變量，使研究結論更準確。

作者：吳臘單位：河南農業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