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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法規體系框架

經濟法規體系主要由市場主體法、宏觀調控法、市場規制法以及社會保障法構成的，該體系進一步規范了以往法律部門當中涉及經濟的各項規范，并在此基礎上綜合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構成，最終重組而成的法律體系框架。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很多的經濟糾紛根據這種框架能夠顯示其特殊性，從而打破傳統的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兩分格局的局限性。一些難以用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解決的案件，如稅務征管糾紛、勞資糾紛、企業的兼并糾紛等都很難達到公平解決，設置處理以上難解決的糾紛案件機構，制定相關的法律程序，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有重要意義[2]。

二、“主體—行為—責任”框架

經濟法作為法學的一種，涵蓋了多類關系、多種行為以及多方主體復雜系統的調整對象，不同的社會關系有著不同的屬性和運行規則，他們之間相互聯系同時又相互制約，由此可見，經濟法中的各個對象雖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實施的過程中也各自有不同的形式與內容，收到不同法律的規范性作用。但是它們都共同包含在同一個整體當中，并且由多種關系共同組成了復雜的多維關系。傳統法律關系理論框架的涵蓋范圍是比較狹窄的，僅僅從權利和義務兩個方面對法律關系進行了解釋，但是，單純的從這兩個方面無法對權力因素進行全面的概括，也就是說，無法多維度的對法律關系做出解釋。而經濟法域中的社會關系，除了公共關系，還有公私法混合關系，而傳統的法律關系理論不能夠很好的對其闡述。很多經濟立法如《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也都沒有按照法律關系框架來設計，而是以主體、行為、責任三個基本要素構成。這個框架結構對各個法律部門都可以通用，因此對于經濟法學研究中也可以把“主體-行為-責任”框架作為主要框架，把法律關系框架作為輔助框架。

三、“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

近年來，我國法學界一般是以“政府-市場”研究框架為主，主要體現在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權力與權利、公共欲望與私人欲望、公法與私法等方面，但是運用這種框架不能全面的分析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法律問題。因為非政府公共組織在現代社會大量存在著，它們的某些職能既履行了政府的一些職能，同時又與市場主體的職能相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和市場的一些職能缺陷，因此“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研究框架實質是對“政府-市場”框架的修正。因為它既保留了“政府-市場”框架的相關聯的研究優勢，同時又引導人們在宏觀大背景下把握經濟法的社會公共性。很多立法中已經開始采用這種框架結構，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一消費者協會一消費者和經營者”框架《；證券法》中的“中國證監會一證券交易所一上市公司和股民”框架；《勞動力市場管理條例》中的“勞動行政部門一工會職業介紹所一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框架等，這些框架中都是“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的具體體現。在運用“政府-社會中間層-市場”框架的研究中，還應注意一下幾點：（1)對于該框架的使用范圍要把握好，并不是任何的經濟法律問題的研究都適用于這一框架，但是其對于主題研究有很大的優勢，因此，其適用重點應置于主題的制度設計。（2）彌補社會中間層的主體缺陷，社會中間層的主體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因此，對于其主體缺陷的原因以及表現形式要進行研究，同時還要研究對其進行彌補的策略，讓其平衡發展。（3）探析不同社會中間層與市場主體及其政府之間的互動。社會中間層的主體是多種類型的，其職能、任務以及同政府、市場主體之間的互動也各不相同，因此，要注重區別，注重研究各種互動關系的個性。

四、法益主體框架

所謂的法益是指法律所承認的、確定的、并且實現和保障的利益。法益是各個法律部門協調各種沖突利益的前提，因此，法益主體框架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一）代表主體—歸屬主體框架法益主體包括法益代表主體和法益歸屬主體，二者的主體并不一定都是一致的。法益歸屬主體的利益并不一定都是由自己為代表，有時還可能由他人代表。比如個人利益，一般情況下都是由個人代表，歸屬主體是個人，但是在特殊情況下也可以由他人代表。這里主要指的是政府機構或者是非政府公共機構。而對于社會利益，一般都是由政府來代表，其歸屬主體是社會公眾，但是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由非政府公共組織或者個人為代表。歸屬主體分為單個歸屬主體以及共同歸屬主體，例如，公司法中對于股東的利益和勞動者的利益的差異則可看做為自益權以及共益權區分。

（二）當事人與相關人的框架區分法律界限下，當事人和相關人之間可以分為兩種，其一為同質當事人與異質當事人，這兩種人雖然均為當事人，但是兩者之間的關系卻存在著嚴重的差異。所謂的異質當事人主要是人與組織之間的關系，當然也可以看做為強者和弱者當事人的關系。雖然當事人之間存在著強弱之分，但是其在特定的環境和特定的市場主體和產業區域之間的關系以及行業與區域之間的當事人關系之間均存在著這種差異性。當事人與相關人二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社會關系內部與外部的關系。而社會關系與各個利益主體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在調整某種社會關系時，不僅要注重內部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配置還要考慮到相關人與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配置。還應注意的是相關人與當事人的劃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并且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有正負、大小以及主客觀之分。對于二者的利益也要從內容、方式上進行合理的協調。

（三）當代人—后代人框架所謂當代人、后代人是代際關系的主體，而代際關系是可持續發展中的關系。二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地位差別。當后代人“缺位”時，當代人可以擁有對資源的先占與壟斷，因而當代人具有“經紀人”的屬性，其會損害后代利益。而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注重長遠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其目的是實現經濟、生態、社會共同可持續發展，因而基于這一目的，當代人就必須對后代人承擔起不損害后展并為后展創造條件的責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經濟法要不斷創新其調整手段，法律的調整功能也要與時俱進。

五、比較框架

（一）經濟法與相關法律部門的比較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法也應運而生，在對經濟法進行定位這一問題上，其前提是應該處理好經濟法同其他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只有進行全面的比較，才能更加清晰的明確經濟法在眾多法律關系中的定位。但是，對于二者之間的比較往往是集中在總輪層次而沒有作具體制度層次的深入比較，更多的作表層的比較卻沒有作深層的比較，更多的是比較研究部門法律之間的區別而忽略了部門法之間的聯系，對于行政法、民生法與經濟法的比較較多，但是很少相關專業人士研究經濟法與社會法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并且研究成果也較少。

（二）經濟法的國際比較與區際比較國際比較是指中國的經濟法與外國的經濟法相比較，而區際比較則是中國大陸與港、澳、臺的經濟法比較，但是目前的經濟法比較研究中，人們更多的是研究本國經濟法與外國經濟法的比較，卻忽視了中國的區際比較。中國實行的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因此，在我國港、澳、臺地區除了有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法系的傳統，同時又有其他國家法系的傳統，其特殊性值得我們更深層次的去研究。因此，在進行區際比較時，應該從世界各大法系入眼，并且在區際比較當中，也包含了不同發展水平、不同市場成熟度等方面的比較，其中，尤為凸顯的便是經濟法在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的本土化比較，這很好的體現出了我國獨具特色的經濟法體系。在比較研究中，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東方文化的背景，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更要與時代接軌，重視與發達國家的法制比較，從而找尋適合我國經濟法發展的策略，在機遇與挑戰面前，能夠保護本國的經濟利益。

（三）經濟法的“法條一背景一效果”比較在比較框架中，要實現對法條本身的比較，并且對于其社會經濟背景以及法條實施的社會經濟效果進行比較。

六、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相結合框架

所謂可訴性簡單來說是指法律所具有的一定主體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通過訴訟程序來判斷糾紛的屬性。而不可訴性與其相對，法律規范不具有可訴性。目前，我國的經濟法領域存在著可訴性不強的問題，如《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為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而當某政府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制止不力時，則無法對其提起訴訟。這就表明了其缺陷性。因此對于經濟法研究框架中應考慮可訴性規范與不可訴性規范的問題，同時還要考慮二者之間的聯系性。在研究經濟法的可訴性規范要注意一些問題，如評估經濟法可訴性的效果、對于經濟法可訴性缺陷的彌補對策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如勞動法院的建立、經濟審判庭的存廢等。對于不可訴性規范要注意其現狀、成因、評價，也要考慮不可訴性的彌補對策。經濟法有可訴性規范和非可訴性規范，在進行案例研究時就要注重制度案例研究，不能只局限與審判案例研究。而且經濟法是現代法學的一種，與傳統的法律部門有很大區別，其中不可訴性規范較多就是其中一點，因此，更應該重視制度案例研究。

七、結束語

總之，經濟法學研究框架是經濟法學的體系的重要部分，經濟法學對于維護消費者的權益以及各種經濟糾紛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主要從七大方面概括其框架結構，淺顯的研究相關的內容，對于經濟法的研究框架還需各位學者共同努力。

作者：于堯單位：吉林財經大學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