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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是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高增長紀錄的創造者和保持者，被稱為“中國奇跡”。但與此同時，出現了資源的高消耗、環境污染嚴重、產業結構失衡、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經濟發展“只快不好”。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須優化經濟結構、降低消耗；加快科技進步的步伐，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建設節約型社會，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勞動者素質；盡早建立和完善綠色GDP制度等。

[關鍵詞]經濟發展；又好又快；發展方式

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2006年，作為“十一五”的開局之年，國民經濟呈現出增長速度較快、物價水平較低的良好發展態勢，但是能耗指標卻沒有達標，環境質量進一步惡化，使得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進一步被削弱。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將經濟發展由過去的“又快又好”轉變為“又好又快”。

一般來說，經濟發展的“快”可以用經濟增長速度或經濟增長率來表示，而經濟發展的“好”則指經濟整體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只有快沒有好，就會出現像拉美一些國家曾經出現過的“有增長無發展”的矛盾。我國經濟工作從“又快又好”轉向“又好又快”，不僅僅是一個前后次序的變化，它標志著經濟發展的思路將更重視發展質量和效益。

一、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持了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1978年至2006年，我國年均GDP增長達到9.7％，遠遠超出世界平均發展水平，成為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高增長紀錄的創造者和保持者。從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連續四年保持在10％以上，見圖1。按照這樣的速度，中國經濟今后保持平均以7.2％的速度持續增長，就可實現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

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2004年GDP排名，中國以16493億美元排在第七位。①到2005年GDP達到18.3萬億元，約為2.26萬億美元，超過英國和法國，居世界第4位。中國和這些國家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有人預計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10年左右超過德國，2020年左右超過日本，2040年左右超過美國(按現行匯率計算)。“超英趕美”，對中國人來說已不僅僅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2001年至2005年間，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5％，比世界平均水平(3.8％)高出5.7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2.1％)高出7.4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5.8％)高出3.7個百分點，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長時期增長最寬的國家。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00～2004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的平均貢獻率為14.3％，僅次于美國，排在第二位。

表1列出的是中國和日本、亞洲四小龍之間經濟增長的比較。從表中可以看出，中國高速增長延續時間之長、速度之高，已經超越了戰后全球經濟中最受矚目的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戰后的“經濟起飛”，如果說存在著“東亞奇跡”的話，那么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增長就是真正的“中國奇跡”。

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付出的代價

1、消耗了大量資源

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不斷加大投入，尤其是生產資料的投入，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近50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而礦產資源的消耗卻增長了40多倍。2002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為151797萬噸標準煤，到2006年增加到245669萬噸標準煤，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2.8％，高出年均GDP的增長率。2006年，按現行匯率初步測算，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為5.5％，但重要能源資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卻較高，如能源消耗24.6億噸標準煤，占世界的15％左右；鋼消費量為3.88億噸，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12.4億噸，占世界的54％。目前，我國已成為煤炭、鋼鐵、銅等重要資源的世界第一消費大國，石油和電力的世界第二消費大國(美國居首位)。多年的粗放擴張，使我國資源狀況對經濟增長構成嚴重制約，成為最突出的瓶頸。全國各地許多能源材料紛紛告急，煤、電、油、水供求矛盾日趨突出，國人接連遭遇“煤荒”、“電荒”、“油荒”、“水荒”等資源短缺的苦澀。伴隨著經濟高速發展，資源正在被過度過速利用，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上至黨中央、國務院，下至普通老百姓共同關注的熱門話題。

2、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

經濟的快速增長沒有把環境污染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續了西方國家發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發展經濟，后對環境污染進行治理。工業排放廢氣、廢渣、廢水污染環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們的身體健康。例如：我國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斷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業經濟發展，大量消耗資源，導致空氣中二氧化碳劇增，固體廢棄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環境。

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國工業和生活廢水排放總量453億噸，其中化學需氧量排放1348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布了最新的“環境可持續指數”評價，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多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根據中國科學院2003年的估計，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損失占GDP的15％。普通老百姓的直接感受是，經濟發展了，環境卻惡化了。

3、導致產業結構失衡

目前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仍占主導地位，高技術產業比重低。在三次產業結構方面，仍存在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后等問題。2002～2006年，全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4.8％上升到48.7％；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40.1％，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只有32.2％，這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也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從三大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2003年以來，我國的GDP增長率都在10％以上，但第一產業的貢獻率都在0.8個百分點以下，第二產業在5.3個百分點以上，第三產業在4個百分點左右。第一和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較低，而第二產業的貢獻率過高。第二產業的發展，導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自2004年以來，我國鋼鐵、水泥和電解鋁3個行業的投資增長像勒不住韁繩的奔馬，不僅引發了這些產品的輪番上漲，加大了物價全面上漲的壓力，還使得產業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由于市場供需矛盾，導致鋼材價格上漲，致使鋼鐵產業盲目擴張，僅河北省就年產鋼鐵5000萬噸，有鋼鐵廠205家，平均生產鋼鐵5萬噸，這樣的生產規模勢必造成高投入、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效益低下。

4、引起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已經十分明顯。我國甚至被國際上稱為不平等發展最快的國家，改革已經不能夠普遍提高各群體的“收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有對中國的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的描述。據國家統計局披露，內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1.4％；銀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戶手里。這些都表明，中國經濟多年高速增長的成果未能被社會各階層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數人手里。在我們這個正在邁向小康的社會里，“豐裕中的貧困”依然觸目驚心。

改革開放以來，在處理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關系時，壓倒性的主流觀點是“發展是硬道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毫無疑問，這種觀點對計劃經濟下根深蒂固的平均主義觀念，產生了強烈的沖擊，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打開一個新的思維領域，實際上也符合鄧小平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因此，有觀點認為，適當的、階段性的“不平等”、“不公平”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因而“利大于弊”。在這種認識下，一些原有的違背基本公平原則的政策遲遲得不到糾正，甚至一些新的還在陸續出臺。比如，當前仍未被廢棄的戶籍制度就是一個帶來更多不公平的制度。類似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結果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了改革的成果，卻沒有或很少承擔改革的風險和代價；而另外一部分人卻承擔了大部分改革的風險和代價，同時卻未能或很少享有改革的成果。

三、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途徑

1、優化經濟結構，降低消耗

首先，必須走科學發展的道路，統籌城市與農村的協調發展，東部的率先發展與中部的崛起、西部的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相協調，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發展相適應，對外貿易全方位展開與國內需求的不斷擴大相平衡。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經濟結構、一二三次產業結構、區域發展結構全面優化，最終使經濟發展的效率最大化。

其次，我國的產業結構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從

一、

二、三次產業結構關系來看，我國的第三產業還比較落后，需要大力發展。從要素密集程度來看，我國的資本密集產業、知識和技術密集產業還不夠發達，也需要大力發展。在全球化背景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就是要在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的基礎上，發展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以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發達的產業基礎之上。

再次，要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的步伐，加快從傳統工業向新型工業的轉化。停止和限制高消費、高物耗、低效率、低產出的產業和企業的生產。政府要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利用政策、法律和經濟手段來引導企業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

2、加快科技進步的步伐，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實質是低投入、低消耗、高產出、高效益，而這關鍵取決于科技進步。科技進步可以改進產品、工程的設計；可以更新機器、設備，降低能耗，提高利用率，從而節約物化勞動的投入和使用。同時，科技進步可以縮短產品的生產周期，或者是提高產品的生產效率，從而降低單位產品的活勞動含量，節約活勞動，提高勞動生產率。此外科技進步還能提高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值，提高效益。總之，科技進步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前提。為促進科技的進步，就要增加研發投入，完善創新載體，構建以自身企業為主體，科技人才高度集聚、產學研緊密結合的科技創新體系，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技改力度，強化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創新，努力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移，這樣才能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目前我國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70％，這方面的潛力還很大。科學技術進步通常有兩種實現方式：一是自己投資進行研究和開發，二是向其他國家學習和模仿。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上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具有后發優勢，可以采用模仿、購買等手段實現技術的進步。同時，隨著世界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研發基地以及中國產權保護制度的不斷完善，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也在不斷提高，這些都促進了經濟發展。

3、建設節約型社會，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傳統的經濟運行方式是“資源－產品－廢棄物”的單向線性過程，而且是“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廢棄”，即創造的財富越多，消耗的資源就越多，產生的廢棄物也就越多，對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循環經濟的運行路線是“資源－產品－廢棄物－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這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價值取向，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核心，以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目的的新型發展方式，其根本特征為“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模式，在一些發達國家取得了明顯成效。目前，全世界鋼產量的1/3、銅產量的1/2、紙制品的1/3來自于循環使用，水的循環利用更為普遍，一些發達國家在17個產業部類的生產中，水資源的消耗速率已達到“零”增長，有的實現負增長。國外鋼鐵企業采用高爐噴廢塑料、余熱余壓發電等資源綜合利用技術，不僅減少了污染，還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例如巴西的鋁飲料罐回收率高達85％，日本為82.5％，美國為55.4％。近幾年來，我國遼寧省在鞍鋼、沈化等大型企業開展能流、物流集成和廢物循環利用，形成生態工業鏈網，重點行業和主要產品的能耗、物耗達到國內先進水平。我們不妨學習國外和遼寧的成功經驗，將循環經濟的理念注入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中，實現經濟社會與自然資源的和諧發展。為此需要從三個層面人手：一是企業層面，打造循環型企業；二是區域層面，打造循環型區域或城市；三是社會層面，打造循環型社會。

4、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勞動者素質

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高素質的勞動者，他們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體力量。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主要途徑。教育不僅要傳授科學知識和技能，還應加強勞動態度和職業道德的教育，為經濟發展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人才基礎和智力支持。

目前，我國對科技人才、教育及研究與開發的投入偏低；我國勞動力人口眾多，但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不高。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供的研究結果表明，生產率與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關系。與文盲相比，小學畢業生可以提高生產率43％，初中生可以提高108％，大學生可以提高300％。而我國人力資本資源是比較匱乏的，我國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水平急需提高。

5、盡早建立和完善綠色GDP制度

現在通行的GDP指標中，對資源的損耗和環境污染的損失是忽略的，例如大肆砍伐森林導致的木材產出和進一步的產品加工都被計算進入GDP，但對植被的破壞、加工工業對空氣的污染卻沒有從GDP中扣除。同時以GDP為核心的對地方官員政績的選拔和考核標準，為無視資源環境條件，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率開了綠燈，迎合了粗放型的發展方式。

綠色GDP指在通常的GDP中減去自然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挽回資源損失和修復生態平衡所需支付的經濟投資。因此是一個反映經濟增長、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綜合指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經濟模式。

建立綠色經濟核算體系，將綠色核算結果向社會公布，引導企業、社會、政府自覺加強環境保護，避免環境破壞，才是正確的道路。綠色GDP應成為各級領導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干部政績不能只看GDP增速，更要看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包括就業、社會保障、教育、文化、環保、生態保護、醫療衛生以及社會信用、法治環境的改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