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經濟收人分配改變原因分析及啟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關于社會收入分配狀況及其變動趨勢的間題，本世紀末曾長期流行一種所謂的“帕累托法則”的理論學說。按照這種理論，無論從不同的國家抑或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來看，倘若按國民的收入水平進行分組，國民收入在各組之間的分配狀況，顯示出一種極為穩定的關系。這意味著，一國要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必須努力增加國民收入并使之超過人口的增長，即促使收入的平均水平有所提高，否則是決無可能的。據該理論的提出者帕累托稱，該法則是根據他對一些國家的歷史統計資料的考察所得出的，經得起經驗資料的驗證。“帕累托法則”的積極意義在于它十分強調這樣一個重要思想，即從根本上說，社會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和不均等程度的縮小，最終要仰賴于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和國民收入的提高。但是，它的缺陷又極其明顯，特別是完全忽略了社會經濟發展常常伴隨著各種經濟關系的顯著變動和社會成員經濟地位的升降榮衰。這種把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狀況歸結為自然的和無可變更的現象，雖則為維護資本主火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行分配格局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卻無助于深化收入分配的理論分析和恰當解決實際的經濟問題。于是，它慢慢受到一些西方經濟學者的質疑和批評。

二次大戰以后，著名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提出，根據他對英、德、美等國時間序列，資料的分析研究表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收入分配的相對不平等先是迅速增長，繼而又慢慢呈現下降的趨勢。因為這種不平等與發展的關系有如“倒U”形狀，故庫茲涅茨的這個著名理論被稱為U型假說。以后，一些西方學者對此又作了剖面研究，根據當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橫向比較資料，確認相對不平等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關系存在一種倒U型的趨勢，從而肯定和支持著庫茲涅茨的U型假說。到了7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在預測2000年的不平等和貧困問題時也采取了如是觀，這就進一步直接認為U型假說同樣適用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了。

理論上的這種轉變并非偶然。在50和6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致力子迅速增加本國的國民收入，展開了“增長率的競賽”，其中有些國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可是，它們并未重視收入分配問題，其結果是收入分配狀況不斷惡化，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相對地位繼續下降，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意想不到的局面。就拿巴西和墨西哥這兩個發展中大國來說，它們在70年代以前的經濟成就令人刮目看，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性卻在同等收入水平國家中名列前茅。1969年墨西哥40%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額僅占該國全部國民收入的10.5%，而20%最高收入家庭卻占64%;1970年巴西40%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部收入的10%，而20%最高收入家庭占了61.5%。①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收入高度不平等性恰恰是伴隨經濟增長而加劇的。例如，巴西在1960一1970年間的收入增長率，40%最低層家庭為3.7%，20%最高層家庭則為6.7%;墨西哥在1963一1968年的收入增長率，前者為6%，而后者達8.8%。⑧可見，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狀況惡化的間題再也不能等閑視之了。

如何看待和診治這個令人撓頭的嚴重何題，發展經濟學家們發表了各自的見解。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同樣遵循著U型假說所指明的規律，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收入分配狀況會逐漸好轉，每個人都能分享到增長的利益。換言之，對此大可不必擔憂，一切應任其自然。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發展中國家由于政治背景、社會狀況以及人口壓力等原因，不能被動地等待這個演變過程慢慢地進行，而必須由政府采用恰當的政策來改善社會分配，以避免社會出現動蕩和混亂。具體的做法是，對新增加的國民收入實行再分配。還有一些學者更進一步主張，這種新增國民收入量的再分配數量有限、周期很長且常常落空，并不能有效地解決間題.因此，政府只有向貧窮者提供直接援助，保證他們的基本需要，進而提供恰當的就業機會或更多的生產資料，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以切實增加貧窮者的收入。這些主張雖則不盡相同、爭論熱烈，卻大致暗含著一個共同的前提即U型假說是客觀存在的，他們的分歧之點在于如何縮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進程和減緩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和沖突。

然而，U型假說終于遇到了正面的挑戰，70年代以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公開懷疑或否定庫茲涅茨這個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適應性。托達羅明確指出，對照一下60年展中國家的有關資料，“卻發現這種觀點并不使人信服”，因為斯里蘭卡等一些不發達國家在保持較高經濟增長率的同時，也改善或至少保持了原先的收入分配狀況。⑧有的人還從技術的和經驗的角度分析了阿魯瓦利亞等人用于支持U型假說和預測不平等與貧困趨勢的數據資料，認為它們實際上“展示一種與公認的U型假說相反的關系”。①這表明，庫茲涅茨那個經濟增長一定要經歷一個收入分配趨于惡化的階段的著名論點，在理論上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研究，并不宜簡單地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指導準則。

二、經濟發展是個產業結構逐步轉換的過程。從大的方面而言，它首先表現為農亞部門而大量事實表明，該階段制造工業和服務撰薰蒸攫蒸蒸蒸撰看，不同行業之間較顯著的收入差距恰恰是產業變動的重要前提，而產業結構的變動越大，社會的收入變動相應地也越大，即分配的不平等性可能更為嚴重。此外，產業的變動必然導致勞動大的大量轉移，在此過程中，農村人口大量移往城市，迅速擴大著失業者或低收入者的隊伍，加深了貧富懸殊的.鴻內。這表明，產業結構的逐步轉換在多方面都可能擴大人們收入分配的差距。又如，經濟增長還是一個技術不斷變革和生產率逐步提高的過程。技術進步使得從事商品生產的大商業農場與分散的小農經營之間的先進的大工業生產與傳統的小制造業之間、資本雄厚，規模巨大的廠商與小本經營的企業之間，在生產率上造成顯著的差異，從而帶來了懸殊的收入水平。再如，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增長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發展商品經濟和增強商品經濟觀念的過程，從而能否順應商品經濟大潮來開展經濟活動便成為人們收入差距甚大的又一重要原因。可見，經濟增長過程中凡此種種的因素在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發揮著某些促使收入分配趨于不平等的負效應。看不到或不承認這點，正是不少發展中國家出現過那種“有增長而無發展”的狀況的重大原因。

不僅如此，隨著世界經濟格局越來越呈現出互相聯系和彼此依賴的重要特點，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文始終同不斷強化對外經濟聯系緊密相關。這又為收入分配趨于不平等提供著一種新的推動力，或至少可以說是一種適宜的外部條件。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面對著不平等交換的國際分工格局，為了保護本國民族工業健康發展和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總需要采取某些保護貿易的政策和措施。但是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產生了兩方面的重要影響。一是有力地推動本國進口替代工業的迅速發展。在本國政府的支持和扶植下，進口替代工業既無強大的國外競爭對手，又不愁其產品的國內銷路，還常常可以得到種種優惠待遇和特殊照顧因而多數能夠賺得豐厚的或可觀的利潤。相反，非進口替代行業就得不到這類明顯的經濟利益。、二是人為地抬高了進口貿易的贏利率。在限制外國商品(特別是消費品)進口的條件下，外國貨的需求彈性常常顯得較低，就是說，在國內消費者的需求比較旺盛的情況下，即使進口貨的價格抬得較高，其需求量的減少也較有限。不難著出，這就使得進口貿易行業具有相當可觀的利潤率。而且一國的保護程度越高，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該行業的利潤率就越豐厚。必須指出丫在大多數國家從事這種進口替代工業和進口貿易的生產或經營活動的都是些私人或私人公司，即使是國有公司也存在相當的壟斷程度，這就形成他們與一般人之間的巨額收入差距。

另外，發展中國家匣乏資金、技術和設備，是其經濟難以起飛的重要障礙，解決這個問題，自然構成它加強對外經濟聯系極其重要的內容。于是，吸引外資在本國開辦現代化大企業便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毫無疑間，引進外資對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諸多的顯然利益，但就擴大分配不平等這點而言，它起的消極作用卻不可低估。這類現代化大企業實力雄厚、勞動生產率高，常常迫使東道國的傳統工業在激烈的市場竟爭中陷于失敗和破產，從而造成了大量的勞動后備軍，這些人自然生活在貧因線下，它們所付的薪金或工資按當地的標準來看相當高，這種示范效應導致著“攀比心理”的普遍流行，即把當地的工人和雇員的胃口吊得高高的，從而使得他們不安心在本國企業工作，有的甚至情愿失業而不想接受收入低微的就業機會。它往往吸引了當地最優秀的技術人才和企業家，這就進一步降低本國企業的生產效率，枯竭了本國傳統企業的發展潛力和后勁，還進一步擴大了它與后者的收入差距，造成了新的兩極分化。必須看到，在具有多方面二元經濟特征的國家里，即并存著現代化大工業與落后的傳統農業，先進的發達的城市與落后的偏僻的農村或邊遠地區的情況下，外資企業導致收入分配的兩極性分化是頗為嚴重的。至于“飛地”這種引進外資的極端形式的弊害則更加廣泛。

尤其須強調指出，發展中國家具有的一些特征，如二無經濟、市場機制不完善、各方面的經濟剛性以及大量非商品性經濟利益存在等，是導致其收入分配更易趨于不平等性的特殊原因。本來，上述諸種對于分配不平等性的誘發因素或刺激因素，在此較靈活的經濟體制和比較健全的社會結構里，它們的直接負效應還可能被減輕甚至被抵銷。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特征對此卻相反地起著放大作用，擴大或加劇了分配不平等的范圍或程度。例如，權力和市場壟斷就成了發財致富的二大來源。其結果是，同樣為實現工業化的過程，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消極影響一面遠比發達國家原先經歷過的要復雜和廣泛。

還應看到的是，收入分配存在高度的不平等，歸根結底，還是在于財產所有權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極不平等。這是導致貧富分化加劇的主要根源。高收入階層的個人收入主要來自土地、資本等生產資料以及“財產積累”的所謂“報酬”，即利息、利潤、租金等收入，而不是本人的勞動報酬。這是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特別是其早期階段，這類借貸資本的需求相當高，但其供給相對總是十分有限，加之其時人均國民收入又較低，從而對未來財富的貼現率也很高。這樣，財產的“報酬率”即借貸資本利率相對而言總相當高。②這意味著，財產越多的人，其收入分配的份額往往越大，其財富收入也就膨脹得越厲害。至于直接充作生產資料的“財產”，由于剝削率一般都很高，其利潤額或地租額之高更不待言。反之，依靠本人勞動收入來維持生活的“工薪階層”，則不可能積累起很多錢財。大量事實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保持和發展著生產資料私有制，聽任國民之間私人財產的鴻溝不斷加深，從而在根本上擴大著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總之，發展中國家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可能要付出這種代價，就其最終的根源而言，它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基本一樣。

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大國，倘若不重視經濟增長過程本身給予收入分配的種種消極影響，必然會為此付出昂貴的發展代價。最近幾十年不少國家的經驗教訓便為朋證。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平等性對社會經濟穩定發展起著明顯的阻礙和破壞作用。大量低收入者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被剝削”，而且個人對自己生活水平的評價取決于和其他人相比的相對收入淞水平及其增長率，因此，嚴重的收入不平等不但違背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愿望，嚴重挫傷廣大勞動群眾的生產熱情，甚至直接導致社會動蕩乃至危機。①尤其是，發展中大國在這方面所可能付出的代價將更巨大。這是因為，由于它們地域廣闊和發展不平衡性突出，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其經濟上的特點更容易趨于擴大人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例如，二元經濟特征更顯著，統一市場形成更困難，產業轉換要求更高、周期更長，出口導向型經濟既非發展不可又不宜充作總體發展戰略，人文背景的消極影響更多等等，這一類因素正如前面所述，都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重要誘因。

不過須強調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并不是經濟發展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也就是說，U型假說不能講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大量事實表明，它是完全可以恰當解決的。事實上，現實經濟增長過程中同樣也有一些抑制分配不平等的因素，例如，競爭機制對勞動者所起的激勵作用，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普遍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才干，等等。就連西蒙·庫茲涅茨本人都承認:“在考慮可能影響不發達國家收入水平分配的長期趨勢的因素時，……我們可以找出很多因素，有些使收入分配朝這個方向變動，而其他因素卻導致相反方向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