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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齊文化中的制度變革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齊文化中所包含的制度變革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行政方面，管仲推行了“四民分業”、“三國五鄙”制度；在經濟方面，農業上，管仲提出“均田分力”，推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稅收政策；工商業上，管仲提出“官山海”，實行鹽鐵專賣；又設“輕重九府”（掌管財政貨幣的機構）、鑄造錢幣；還鼓勵外貿，“關市幾而不征”（進出境和市場對外商只進行登記管理，不征稅），使齊國經濟開始繁榮起來。在軍事方面，管仲強調寓兵于農，“做內政而寄軍令”，將軍事編制隱于行政編制之中；在人才培養和管理方面，管仲推行了“三選法”的官吏選任制度。經過管仲全方位的改革，齊國國內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富庶，基本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從而為齊桓公創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制度的起源、變遷和創新、供給與需求都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有效率的制度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無效率的制度會阻礙經濟的增長。新制度經濟學家，在關于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上，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西蒙•庫茲涅茨在1971年，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發表演講的題目就是《現代經濟增長：研究結果和意見》。在演講中他給經濟增長下了一個比較完全的定義：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不斷擴大地供應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種各樣的經濟商品的生產能力有著長期的提高，而生產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進技術基礎之上，并且進行先進技術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

經濟增長問題是個熱門課題，其中，技術創新論風行一時。然而，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最終被事實證明。諾思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變化的原因》一文，開拓性地解釋了在1600—1850年間，世界海洋運輸業中并沒有發生用輪船代替帆船之類的重大技術進步，而這期間海洋運輸的生產率卻有了提高。

該文經過對海洋運輸成本的多方面的統計分析發現，盡管這一時期海洋運輸技術沒有大的變化，但由于市場經濟變得更完善，因此，船運制度和市場制度發生了變化，從而降低了海洋運輸成本，最終使得海洋運輸生產率大有提高。諾思指出在沒有發生技術變化的情況下，通過制度創新也能提高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諾思認為，經濟學家們在構造他們的模型時，忽略了在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發展的情況下，生產要素交易所產生的費用，而這些交易費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礎。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發展會增大交易費用，而不會自動導致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產生。結果是逐漸增大的交易費用會阻礙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導致經濟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為了減少交易成本，減少個人收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差異，激勵個人和組織從事生產性活動，最終導致經濟增長。

姜子牙和管仲都認識到了制度變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制度變革是以制度創新為主的、為適應環境促進發展而進行的各種規則的調整與革新，是國家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經濟之所以在改革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關鍵是制度變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制度上發生的重要變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能夠對多數人形成有效的激勵，而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也得到國內學者的普遍認同。

二、齊文化昭示著經濟發展需要

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姜太公在經濟上倡導“農、工、商”三寶并舉、“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的宏觀戰略。齊國初建時沼澤遍布，土地鹽堿化嚴重，自然條件惡劣，對農業經濟的發展極其不利。姜太公因地制宜，在注重發展黍、稻生產的同時，利用境內礦藏豐富、魚鹽資源豐富的特點，大力發展冶煉業、絲麻紡織業、漁鹽業等手工業；還利用齊國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傳統的優勢，大力發展商業，推行與列國通貨的外貿政策。在這種開放的經濟政策指導下，齊國制造的冠帶衣履暢銷天下，魚鹽流通列國，諸侯紛紛前來朝拜，其他諸侯國的人和財物紛紛流歸于齊國，絡繹不絕地匯聚到齊都營丘。這樣，齊國由偏僻荒涼的小國、窮國，逐步興盛發展成為雄居于東方的大國、富國。

在外交方面，管仲建議桓公要“以尊王攘夷相號召”，使海內諸侯望風歸附。管仲所說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認周天子的地位；聯合各諸侯國，共同抵御戎、狄等少數民族對中原華夏族的侵擾。經濟是社會發展基礎，經濟的強盛決定了一國國力的強大。比較優勢理論一般認為，一國的競爭力主要來源于勞動力、自然資源、金融資本等物質稟賦的投入，而邁克爾．波特認為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趨減少。一國的競爭力不可能由其國土的大小和軍隊的強弱決定，因為這些因素與生產率大小沒有直接的關系。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應該創造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確保投入要素能夠高效地使用和升級換代。錯誤地理解比較優勢與國家競爭優勢是經濟發展產生問題的主要根源。僅僅靠使用現有的資源或者組織更多的資源是不足以保持經濟繁榮的，更不用說僅僅把國家的財富重新在不同的利益集團進行分配了。

在現代全球經濟下，繁榮是一國自己的選擇，競爭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繼的自然條件所決定。如果一國選擇了有利于生產率增長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比如升級本國所有國民的能力，對各種專業化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使商業運行更有效率等等，則它就選擇了繁榮。與此相反，如果一國允許破壞生產力的政策存在，或者技能培訓僅為了少數人服務，或者僅靠家庭背景或者政府的妥協才能成功，則該國家限制了本國的財富增加，也即選擇了貧窮。姜子牙和管仲在經濟發展上，注重發揮當地的比較優勢，實施有效的經濟戰略和經濟制度，大力發展貿易，激發人們積極性，以彌補當地的經濟劣勢。同時，正如波特所認為的，他們還推行巧妙的國家政策和制度安排，注重發展自己的競爭優勢。例如齊國農業稟賦較差就重商并大力發展制造業，在商品樣式、質量上進行創新，在產品數量上，運用規模經濟以減少成本，贏得最大生產利潤。又如管仲實行的“尊王攘夷”政策，造就了齊國獨有的競爭優勢，從而可以號令天下，變得日漸更加強大。在周王的授予下，憑借實力，終于稱霸中原，通過“九合諸侯”而最后“一匡天下”。對比來看，齊國當時的位置正如當今的美國一樣。

三、齊文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文化和制度具有傳承性和可移植性，齊文化的影響其實一直到今天，因為真理是永恒的，許多規律是千古不變的，正如自然規律和人類發展規律。齊文化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以下四方面啟示。

1．經濟發展需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發揚優良傳統，建設具有民族特點并適應全球化經濟發展的文化。我國盡管一直在加強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設，可是現在已經面臨了一些刻不容緩的問題，亟待解決。國民信仰缺失是個大問題，建國以前中國人主要信仰的是儒家、佛教和道家，“忠君愛民”的思想是主流信仰。建國后，宣傳的是共產主義信仰，然而，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大多數人的信仰最終未能統一如前。于是，造成了如今的信仰混亂和信仰缺失問題，甚至出現了“道德缺失”現象。因此，在文化建設方面，我們應盡快確立務實而合乎傳統并且不悖于經濟全球化的信仰文化。在經濟文化建設上，我們要引導人們樹立“生活為了工作，而幸福則是隨之而來的副產品”的理念。固化一種世俗的行為準則：勤奮，誠實，嚴肅認真，節省金錢和時間。這樣，我們的生產率將大大的提高，國家將持續快速發展，社會也將愈來愈進步。

2．堅持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模式，重視知識，尊重人才，創造有利于企業家成長和發展的環境。我們國家目前對教育的投入還不夠，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待遇尚乏激勵性。另外，對科技創新的投入也不足。現有的體制和環境束縛著優秀企業家的培養、出現和發揮。因此，堅持以人為本，我們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要尊重和保障人權，包括公民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要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要真正創造人們平等發展、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社會環境。

3．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制度創新，堅持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道路，正確發揮政府職能，充分發揮企業及第三方組織的功能。自主創新是強國之道，而制度創新是自主創新的保證，是促進自主創新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所以，制度創新應該是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也是在自主創新上取得突破的關鍵所在。應當從體制改革、機制完善、政策扶持、人才培養、作風建設等方面形成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新的良好文化和制度環境。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針對影響發展全局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以及國家創新體系中存在的結構性和機制性問題，努力建立一個既能夠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又能夠提升國家在科技領域的有效動員能力，既能夠激發創新行為主體自身活力，又能夠實現系統各部分有效整合的新型國家創新體系。

4．經濟發展需要發揮比較優勢及創造競爭優勢。作為財富的基礎，比較優勢已讓位于競爭優勢，而競爭優勢表現為能以優越的生產率，調集資源創造出有價值的產品和服務。競爭優勢的基礎在于知識、投資、睿智和創新，一國的企業只要能開發出更成熟的競爭優勢源泉，就可以有更高的生產率，這樣的國家就能提高其生活水平。國家產業具備國際競爭優勢決定條件是產業所處的國家能否提供在特定領域中創造或保持比較優勢的產業環境。我們國家要創造競爭優勢就必須從比較優勢觀念上升到國家競爭優勢層面，將“技術進步”和“創新”作為我們追求的關鍵要素。

作者：管振單位：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