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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分析2009年和2010年全國、上海和陜西省產業結構以及就業結構構成，可以看出導致陜西省城鄉經濟結構“二元”化嚴重的主要因素在于農業部門就業人數比重過大，即農業部門承載了過多的剩余勞動力。2009年，陜西省農業部門就業人數比重為45.7%，高出全國水平（38.1%）7.6個百分點。2010年的就業人數比重為43.9%，高出全國水平（36.7%）7.2個百分點。使得陜西省非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比重低于全國水平，在陜西省和全國的農業和非農業部門產值比重相近的情況下，陜西省農業部門就業人數比重過大直接造成的結果是拉大了兩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之差。

造成陜西省農業部門就業人數比重過大的因素有兩點。一是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差距。2009年和2010年，城鄉經濟結構優化度排名第二的上海的產業結構相對來說是合理的，呈現“三、二、一”格局，而陜西省的產業結構卻是呈現“二、三、一”格局，該格局表明第三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偏低，發展滯后。2009年，陜西省第三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比全國低了4.9個百分點，比上海低了20.9個百分點。2010年，陜西省第三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比全國低6.7個百分點，比上海低20.9個百分點。經過測算，2010年陜西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為0.543，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是0.485。由此表明，陜西省第三產業產值增長所引起的就業人數增長幅度大于第二產業，其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更強，但由于陜西省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使相當一部分就業空間沒有釋放，沒有充分發揮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到非農業部門就業的作用。二是第二產業內部輕工業和重工業比例的差距。

就陜西省和全國的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和第二產業就業人數比重作對比，2009年陜西省第二產業產值在總產值中所占比重高于全國5.6個百分點，按理論推理陜西省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所占比重也應高于全國，但實際數據低于全國5.3個百分點。由此可以證明陜西省的第二產業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發揮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的作用不如全國平均水平。究其原因是在陜西省第二產業內部輕工業與重工業產值比低于全國水平。2009年，陜西輕工業與重工業產值的比是0.252，遠低于全國0.418的水平。重工業由于資本有機構成高于輕工業，資本對勞動的替代能力強，在吸納勞動力方面的能力比輕工業低，這就使得在第二產業部門的產出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迅速上升的同時就業比重卻沒有明顯的增加，農村滯留了大量過剩的農業勞動力。

陜西省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與全國的差距

造成陜西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經濟不發達，農民收入增長緩慢。1993年，陜西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102元，2009年是14129元，年均增長率為12.6%，而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577.4元，2009年17174.7元，年均增長率為12.5%。1993年，陜西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是653元，2009年是3438元，年均增長率為10.9%，而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是921.6元，2009年是5153.2元，年均增長率為11.3%。由此可以看出，陜西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比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低1.7個百分點，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比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低1.2個百分點。陜西省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差距高于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差距高0.5個百分點。陜西省農民居民人均收入起點低，不僅低于城鎮居民，還低于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再加上年均增長率又低于城鎮居民收入，且低的差距比全國還大，導致的直接結果是城鄉收入差距大于全國。造成陜西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緩慢的因素主要有兩方面。㈠陜西省農業市場化程度低于全國水平一是農產品商品率與全國存在差距。農產品商品率即農產品市場化指數，是指農產品進入市場流通的程度，由農產品的社會收購總額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表示。

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0》顯示，陜西省在九種農產品（包括中秈稻、小麥、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烤煙、桑蠶繭和蘋果）中有四種農產品（中秈稻、玉米、大豆、油菜籽）的市場化指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農產品市場化程度低，資源優勢不能較好地轉變為經濟優勢，造成農業經濟發展緩慢和效益低下。二是陜西省農業投資市場化程度與全國存在的差距。農業投資市場化是農業固定資產投入中集體、個人及外資投資額占農村固定資產總投資的比重。2009年，陜西省的該項指標數值為44.27%，遠低于上海（99.65%），比全國平均水平（75.77%）低了31.5百分點。

農業投資市場化可以為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龍頭企業擴大規模提供資金支持，從而充分發揮龍頭企業帶動當地農民增產增收的作用。顯然，陜西省農業投資市場化程度低限制了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步伐，也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總之，陜西省農業市場化程度低直接導致的結果是農民駕馭市場的能力十分脆弱，農業生產經營跟不上農產品市場需求的變化，難以獲得較高的經濟收益。㈡陜西省農村居民人均可利用土地面積低于全國水平通過分析對比2009年陜西省和全國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構成，發現兩者在家庭經營收入方面差距最大。家庭經營收入占陜西省農民人均收入的比重是45.7%，占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比重是49%，占比重最大的兩項收入差距最大，直接影響到陜西省農民人均收入與全國水平的差距。在影響家庭經營收入的因素中，可經營性土地面積起著決定性作用。然而，同年陜西省農村居民人均可利用土地面積（包括經營耕地、經營山地、園地、牧草地和養殖水面）為0.17公頃，高于上海（0.026公頃／人）、低于全國平均水平（0.42公頃／人）。另外，陜西省水土流失嚴重更是造成了可經營性土地面積的進一步下降，且省內部各區域土地資源因自然因素分配不均衡，致使人多地少矛盾在各區域表現迥異。加之農地流轉制度不健全，出現了大量棄耕拋荒和沒地可種的現象并存。土地資源無法優化配置，影響了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

陜西省城市化進程與全國的差距

城市化一般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地向城市地區集中和集聚的過程。城市化通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對農業實施反哺，促進了農業的現代化。城市人口的增長刺激了工業品的需求，促進了工業部門的縱深發展。城市化促進服務業規模不斷壯大，效率不斷提高。此外，城市化還使得城市發揮自身的擴散效應，帶動周邊農村地區快速發展。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可以有力地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城市化水平測度的主要指標是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指標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點上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人口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產業城市化的結果，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

據有關專家測算，在城市化的中前期階段(30%～5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城鄉收入比提高1.56個百分點，農民人均收入提高24.37元；在城市化的中后期階段(50%～70%)，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城鄉收入比降低0.87個百分點，農民人均收入提高71.10元。這從一個側面有力地證明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對農民收入水平和城鄉居城鄉統籌民收入比的影響。然而，陜西省城市化進程競爭力從2000年～2010年在全國省域競爭力排名中一直處于劣勢地位。2005年～2010年，陜西省的城市化水平一直處于低于全國平均水平5%左右的狀態。2010年，陜西省城市化水平為45.7%，遠遠低于上海88.86%的水平，同時也低于全國49.95%的水平。陜西省城市化進程長年滯后，并且在2008年以前城市化進程還一直滯后于其工業化進程，只是在2009年和2010年城市化進程才略微超過工業化進程。另外，在陜西省城市化建設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陜西省城市發展布局不合理，城鎮規模效益不高，輻射帶動力亟待增強。目前，陜西省城鎮發展基本呈現自中間向南北兩極梯度遞減的態勢，即隴海鐵路沿線的關中城市群分布比較密集，發展水平較高，而陜北陜南地區城鎮分布零散。

從全省總體來看，多數城鎮規模仍然處于小、散、低、弱的狀態，難以承擔區域經濟中心的重任。從城市人口規模來看，2009年陜西省的10個地級市中擁有400萬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只有1個，100萬～2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有1個，50萬～100萬人口的大城市有7個，20萬～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有1個。因此，城鎮整體規模偏小，除省會城市西安超前發展，城市首位度較高外，其他城市發展緩慢，多數城市的人口、經濟等主要指標均沒有達到科學合理的規模。二是城市基礎設施投入不足，機制不活，可持續發展問題突出。2000年至2010年，陜西省城市平均建成區面積和人均居住面積在全國省域排名中連續多年處于劣勢地位。陜西省城市市政公用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短缺已成為困擾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核心問題和推動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制約因素。陜西省城市化水平發展的緩慢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途徑，影響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制約了第三產業的發展，致使全省在現代化建設中步伐放緩，進一步拉大與先進地區的差距。

結語

基于以上分析，要優化陜西城鄉經濟結構，提高其競爭力，根本途徑在于增加農民收入。為此，陜西省應著重在加快農業市場化進程，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實現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改造和加快城市化進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輕工業，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擴大非農就業機會，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促使城鄉經濟結構由“二元”向一元轉化等方面制定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政策，促進陜西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作者：王云芳單位：延安大學財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