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對經濟結構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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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通常會引起儲蓄率的變化和消費結構的改變，進一步導致市場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傳統的觀點通常認為人均收入增長率與人口結構關系密切，當社會的年齡結構呈現出老齡態時，對儲蓄和投資都有著不利影響。
社會總撫養比重或撫養系數是由經濟體中的人口年齡結構決定的，這就意味著年齡結構同時決定了勞動力的供給能力和社會的生產效率。Daziger通過調查不同年齡群體的消費占其稅后收入的平均比例，得出了消費份額隨著年齡的增長呈“倒U”形狀的結論。Senesi通過建立迭代模型，分析了年齡結構與儲蓄傾向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經濟體中的總儲蓄傾向減弱，也就是說二者呈負相關關系。唐東波通過建立VAR模型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中國居民儲蓄的影響，證明了人口年齡結構對于我國的儲蓄具有擴張性的影響。
以往的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年齡結構對消費與儲蓄行為的影響。
其實人口老齡化的過程還同時從勞動力供給和市場需求結構兩個方面影響著各產業的人均收入水平。首先，在勞動力供給方面，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影響，適齡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將產生一定程度的減少。勞動力與資本的重要地位逐漸發生了逆轉，當勞動力數量進一步減少時，經濟發展也將呈現資本追逐勞動力的狀態。勞動力相對于資本數量上的稀缺將會導致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續上漲，進而產業結構將實現進一步升級。其次，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人口老齡化時代的“銀發人口”將加快“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屆時勞動力市場將變得更具自由競爭性和開放性。勞動力稀缺引起的勞動力價格差異在兩個市場間的消散，意味著經濟的增長將無法繼續依賴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之間的勞動力價格差。此時，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將不復存在，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也將無法持續地集中于生產效率低下的第一、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中的傳統服務業，而是應選擇產業結構的主動升級，即發展的重點應從生產率低、消耗高的傳統產業轉移至生產率高、消耗低的現代產業。
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結構的沖擊
我國產業結構處于不斷優化升級的進程中。截止到2011年，我國三次產業產值之比為10.8:46.1∶43.1，在三次產業的構成中最明顯的變化是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幅提升，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特征越來越明顯。但是由于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面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了我國生育率的明顯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齡化問題提前到來，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沖擊了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各個領域。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對就業結構的影響
1．中國人口老齡化對就業人口的規模影響。
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幾十年中，總人口勞動就業率水平不斷提升，1982年全國的就業率為51.9%，到2011年，勞動適齡人口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就達到了70.14%，可見人口年齡結構進入老年型以前我國的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規模不斷增長。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向發展中的中國提供了兩個方面的福利，一是在此期間人口撫養比呈現下降的趨勢;二是充足的、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為長期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中國經濟帶來了持久的“人口紅利”。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最直接的影響則是“人口紅利的消散”。“人口紅利”的概念最早是由MasonAndrew提出的，并于21世紀初逐漸受到國內學者的重視。當在經濟體中的適齡勞動比重較高、社會整體的生產性較強、社會負擔率較低等一系列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都來自于增加的生產性人口時，一個國家或地區就可以充分利用其年齡結構給經濟增長帶來的利潤，即人口紅利。人口紅利的產生也需要相應的其他經濟條件，如公共衛生的進步、教育水平的大幅提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和有效的經濟政策等。
人口年齡結構的這種“橄欖形”形態給發達國家帶來的盈余效應并不是十分明顯，但許多發展中國家曾受益于年輕型的年齡結構，如東亞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和經濟高速增長之間就有著高度的關聯性。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在“十一五”以前呈現出相似的形態，即勞動力的供給長期大于需求，中國人口老齡時代的到來將扭轉這樣的勞動力供給格局。根據蔡昉等在《中國勞動力市場總體狀況》分析中的測算，從2004年開始，中國的新增勞動人口數量將持續低于勞動力的總需求量，而且這種差距將持續擴大。〔7〕2010—2015年間中國將達到勞動人口數量的高峰，而大約在2030年左右，“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將步入老年時代，此時恰是中國老齡化前所未有的一個高潮，而相應就業人員的規模決定著我國人口紅利在未來的發展中無法繼續維持。人口老齡化對就業人員規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次產業中就業人口規模的變化上。在過去的30年中，我國勞動力數量呈現出在第一產業穩步下降、在第二產業緩慢上升、在第三產業大幅上升的態勢。其中，第一產業將近40%的就業人口僅創造了10%左右的國民生產總值。而盡管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逐年增長，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就業人員結構仍處于較低的水平。
2．中國人口老齡化對城鄉就業結構的影響。
首先，人口老齡化時代對中國就業結構產生深刻影響的重要之一就是人口老齡化將導致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的大幅削減。2010年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已經達到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個百分點，明顯高于城市老齡化程度。農村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意味著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口比例將持續縮減。其次，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的遷移或者城鄉就業結構的改變與人口老齡化之間呈相互推動的關系。由于工業化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城鄉人口遷移所導致的人口遷移失衡，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力發生了大規模地從農村向城鎮的遷移，這種遷移改變了原本的城鄉就業格局。1987年我國在城鄉之間的人口遷移規模超過3000萬，到2000年則已經超過了6300萬，遷移率接近5%。
1979—2003年之間中國城鎮新增人口中“鄉———城”遷移的人口達到了79%。部分學者認為，對于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和對未來重度老齡化的預期，可通過在城鄉之間進行人口遷移的途徑解決該問題。姚從容對歷史數據進行分析后得出從農村向城鎮大規模轉移的勞動力將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的事態更為嚴重的結論。劉昌平等在老齡化的背景下，通過建立模型證明“鄉———城”人口遷移緩解了城鎮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同時也加速了農村的老齡化問題。但其實城鄉人口遷移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因為城鄉就業結構的改變雖然能在時間上使該問題暫時緩解，但是遷移的過程本身又進一步加速了城鄉之間老齡化程度的差異。發達國家的經驗證實了兩點:一是知識密集度高的社會足以利用少數的農業人口支撐農業的高速發展。二是具有高附加值的第三產業逐漸成為經濟的支柱力量，其中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日漸成為產業主導。因此，經濟發展應主動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所帶來的挑戰，其中知識升級和產業升級是解決第一產業勞動力不足的重要途徑。
(二)人口年齡結構對分配領域的影響
1.中國的“未富先老”狀況
通過將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與發達國家對比發現，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階段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而我國進入老齡化時期的經濟狀況仍處于發展中國家水平。2005年《中國老齡化報告》顯示，我國已于1999年進入老齡化時代。200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850美元，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總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老年型人口的標準時的GDP為5000—10000美元，我國明顯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狀況。盡管“未富先老”的概念沒有被學術界系統地論證，相關的結論也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根據相關研究發現，中國在2000年65歲以上人口達到7%的水平，此時人均GNP為840美元左右，按購買力評價計算的人均GDP為3976美元。與之相比，2001年世界范圍內的老齡化比例超過了7%，此時的世界人均GNP為517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為7742美元。〔由此可見，不論是與率先進入人口老齡化的發達國家比較還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進入老齡化時期的經濟水平都沒有達到“富裕”的程度。
2.人口負擔比與養老保障體系的影響作用
如果“未富先老”的狀況已經是一個既定的事實，那么必然將帶來人口總負擔系數的變化，而人口負擔比是影響社會分配結構的重要因素。在人口老齡化的條件下，當與老齡化水平相對應的老人負擔呈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時，社會財富必定要通過加重稅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的方式，將資源配置向養老保障、醫療服務等領域傾斜。此外，老齡化對分配領域的影響與中國養老保障體系的模式密切相關。當前，中國的養老保障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的模式，這種模式所對應的人口年齡結構是“金字塔”式的，年輕型人口對保障制度的支持是其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當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產生時，原本的養老保障制度勢必會受到由人口年齡結構改變而帶來的沖擊。與之相比，個人累積式的養老金籌放制度似乎更符合中國的國情。然而以上兩種模式都會從不同角度對我國現有的分配結構造成影響，現收現付制傾向于影響我國的財政支出體系，而個人累積式則會通過個人收入分配影響社會的儲蓄水平和消費結構。
(三)我國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沖擊
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來體現。一是人口結構的轉變通過“儲蓄率”這一中間變量對消費產生影響;二是對老齡人口將產生新的消費需求進而引導相關產業的出現。
1.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的影響作為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高儲蓄率被許多發達國家的實際經驗證實了是其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如日本經濟起飛時的儲蓄率高達35%以上，中國在經濟快速增長階段的儲蓄率也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解釋高儲蓄率的原因有很多，如人均收入水平、金融市場發達程度、家庭消費模式的改變等，除此之外，人口結構也是影響儲蓄率的重要因素。Leff通過對74個國家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人口年齡結構中的撫養比對儲蓄率有顯著影響。〔14〕王德文等通過建立回歸模型，對中國人口撫養比與儲蓄率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得出我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決定儲蓄率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時人口結構轉變對儲蓄率有顯著影響的結論。根據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和對未來重度人口老齡化的預期，人們的消費現狀也會隨之調整。正如現代消費理論所論述的，消費不僅是由人們的現期收入所決定的，同樣取決于人們對未來收入情況的預期。老齡時期的收入狀況充斥著眾多不穩定因素，因此人們傾向于進行儲蓄而規避未來可能的風險。由人口年齡結構引起的高儲蓄將從兩個方面影響消費結構，一是當期的高儲蓄必然會降低當期的消費水平，二是當期的高儲蓄將繁榮未來老齡產業的消費需求。
2.對老年產業發展的影響老齡產業是伴隨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滿足老齡消費群體基本生活和娛樂需求所發展起來的，不僅為老年人口提供商品保障，同時提供特殊性的生活服務，國外又稱之為“銀發產業”。老年產業所覆蓋的領域廣闊而有針對性。針對性體現在其市場定位的消費群體僅是老年人口。廣闊性體現在老齡產業可以滲透到三次產業的多個行業，如老年用品領域的消費對象涵蓋了機械、器具、食品等產品，生活服務領域涉及到老年護理、養老機構、老年服務中心等市場，此外老年金融、保險、老年教育、文化、休閑等方面也豐富了老年服務業領域。日本的老年產業發展為我國提供了寶貴經驗。
日本老齡產業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隨著日本老齡人口的增長，老年產品日益受到消費者的青睞，老年市場空間得到迅速地拓展。到20世紀90年代，從事老年產業相關的大企業已經實現了多元化經營，其不僅注重市場規模和產品質量，更是以高端策略服務于老年消費群體。日本老年市場的高端性體現在企業以高端技術開發產品、以高技術產品打開市場、以高服務質量實現其生產和服務的專業化。老年產業每年以4%—5%的增長速度成長，預期將成為未來國內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中國經歷了20世紀60、70年代的“嬰兒潮”，而后經歷了80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國如今已經呈現出了“4—2—1”獨特的家庭模式。人口老齡化的初期，我國的養老模式仍是以家庭養老模式為主，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深化，必然要求社會福利和社會公共服務事業以補給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為了滿足老齡人口新的消費偏好、消費習慣和消費理念，老年產業將迎來不斷擴大的發展規模和嶄新的發展領域。人口老齡化將改變原本的產品供給結構，其對老年產業的促進更多地體現在第三產業領域。同時，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人口老齡化對服務業的刺激不應僅停留在傳統服務業，而更應著眼于高技術的現代服務業。
人口老齡化條件下我國經濟政策選擇
(一)開發老齡市場，發展老齡產業
老齡產業是伴隨老齡化現象應運而生的，也是老年人口市場需求的必然結果。推動老齡產業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宏觀調控或政府主導的力量，應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引入民間資本，為老齡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老齡事業的投資。首先，要鼓勵養老市場的開發。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必然導致其他養老模式的興起，商業化和社會化的老年服務將面臨著巨大的市場需求。因此，在政策上應從稅收、貸款等方面給予老年產業更多的財政和金融支持，鼓勵資本的進入，從老年設施、老年住宅設計、老年社區服務等多個領域為新一代養老模式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其次，要拓展老年產品和服務市場。不僅要從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領域滿足老年群體的商品需求，還應在醫療護理方面加強產品設計和研發投入。我國的老齡化問題已經顯現出高齡化的人口發展態勢，高齡群體的醫療護理和保健產品以及相關服務市場還處于萌芽期，因此應盡快提升老年醫院、家庭護理、康復中心等服務的市場化程度。再次，要對老年市場進行有效的市場規范。在鼓勵老年市場大力發展的同時，應保障其市場發展有法可依，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文件，出臺相關的管理條例，保證老年產業的有序發展。
(二)加速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第三產業轉型
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從勞動力供給、分配結構和消費結構等方面影響著產業結構，而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節奏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下顯得過于緩慢。人口老齡化對于產業結構的要求，不僅體現在三次產業的升級而且體現在各產業內部的優化上，即完成由“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向“高產出、高效率、低消耗”的轉變。在人口老齡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人口的老齡化趨勢將有力地促進勞動力向第三產業的轉移。目前這種勞動力的結構調整主要體現在通過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解決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上。不可否認，盡管 轉移至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多是從事門檻較低、投入資金少的服務行業，但在社區、家庭和個人服務等領域吸納的勞動力有效地緩解了我國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對于第三產業，必然經歷由傳統服務業向技術含量較高的現代服務業轉變。現代服務業要求用新的服務方式、新技術和新業態為生產和生活提供高附加值、高知識含量的新興服務，這個過程既包括對傳統服務業的技術改造也涵蓋了對不同環境下現代服務業的自我塑造。
(三)提升人口質量，重視人力資本作用
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數量的稀缺將通過勞動力市場價格的上漲表現出來，而企業出于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將采用更多的勞動替代性技術。因此，企業要求勞動者積累更多的知識技能以實現勞動力數量的節約，從而降低自身的生產成本。隨著老齡化對勞動者素質要求的提高，經濟發展也由對“人口紅利”的依賴轉向對“人力資本”的重視。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勞動者通過生產知識、管理技能和健康素質的提升而促進社會福利的增長顯得尤為重要。在人力資本的理論中，教育被視為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同時也是提升人力資本的重要手段。因此，衡量人口老齡化時代的生產力將由勞動力數量向掌握不同程度知識技能的人口質量轉變。
作者：紀玉山滕菲單位：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