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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州經濟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分配結構的僵化制約了經濟結構調整的空間從總量數據看，1999—2012年，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均在35%—45%之間，遠低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比例。與此相對應，企業盈余所占比重長期保持在30%左右。資本憑借其強大的支配地位大量擠占了勞動者所應獲取的報酬，如圖1所示，除2004—2007年這一經濟較繁榮階段外，企業盈余與勞動者報酬間呈明顯的反向變動關系。此外，2007年后，生產稅凈額所占比重呈相對走高的趨勢，固定資產折舊呈不斷走低的趨勢，這表明資本利得的增加主要來源于對勞動者報酬和固定資產折舊的擠占，企業經營環境相對惡化。依據廣州統計年鑒的數據，廣州近800萬戶籍人口2007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萬余元，人均年消費17000余元；2011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萬余元，人均年消費28000余元。依據受教育程度的合理外推，2012年底，在廣州的800余萬外來務工人員中，有600余萬人均年消費在20000元左右。因而，截止2012年底的1600萬登記人口中，有近1000萬人口月均消費支出1000余元，這些低收入人口每月形成了100多億規模的低端需求，該消費結構嚴重制約了企業產業結構升級的空間。

（二）勞動市場的分割削弱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動力廣州經濟增長長期依靠勞動和資本的大量投入是個不爭的事實，并在客觀上引領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蔚為壯觀的春運和招商潮。通過對廣州“十一五”期間三大支柱產業內部結構和能源生產在整個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基本沒有變化這一現象的分析，不難得出“十一五”期間廣州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基本依賴資金和勞動的投入這一判斷。同時這一判斷也能通過廣州固定資產投入變動和人口數量變動的數據得到證實。由于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存在，廣州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必須依賴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經濟結構調整又離不開技術進步。沒有必要的技術進步，經濟結構調整就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由于中國特有的戶籍、人事和檔案管理制度，導致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嚴重分割，壓制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市場動力。這一點可通過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專利授權量的數據來展開分析。從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2006—2011年，廣州市專利授權量與深圳市相比，一路走低，從2006年占深圳市專利授權量的55.9%，下降到2011年的46.59%。而廣州擁有廣東三分之二的高校、集中了全省所有的國家重點高校和97%的國家級重點學科；匯聚了全省大多數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共有91萬專業技術人員。同時，從數據中，我們還能看到，北京市專利授權量除了2011年外，其余年份都比深圳市要低，而北京市幾乎集中了全國所有的頂級高校、頂級科研機構和極大多數院士。這表明，要素市場的分割和相對固化，導致專業技術工作人員與企業生產嚴重脫節，使生產領域的產業結構喪失了自我優化的力量，嚴重制約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政府的干預加劇了經濟結構的失衡主導產業的選擇和培育是政府干預經濟、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手段。從歷屆政府工作報告和“五年規劃”的實施效果看，近年來廣州市主導產業選擇和培育的效果不明顯。筆者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過度和天真地認為政府能引導資源發揮最大作用。能夠根據自己的意愿來選擇和培植主導產業。希望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來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實際上，只有遵循產業發展客觀規律，依據經濟和產業的發展階段來選擇和培植主導產業，并協調利用好政府和市場兩種手段，才有可能將規劃藍圖變為現實。通過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廣州市主導產業的選擇和培育具有明顯的資本彈性和稅收彈性。這種偏資本彈性和稅收彈性的主導產業選擇有利于經濟總量和稅收的增長。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來看，偏資本彈性和稅收彈性的主導產業選擇具有較強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偏向。

二、加快推進廣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對策思路

（一）廣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有全球視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城市和城市之間的競爭、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間的競爭。而城市和城市之間的競爭、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又是產業和產業集群之間的競爭。沒有產業和產業群支撐的城市，只能走向衰敗。美國曾經輝煌一時的鋼鐵中心城市匹茲堡、汽車中心城市底特律就是經典案例。因此，廣州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必須緊密結合廣州城市定位和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要擯棄過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立足現實、展望未來，在歷史的圖表中、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浪潮中、在全球城市競爭力的培育中定位廣州，并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未來、走向世界。

（二）廣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立足廣州工業化發展階段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和“拉美化”現象在全球的肆虐深刻地表明：任何超越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趕超都注定以失敗告終。因此，廣州要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必須科學界定廣州所處的工業化階段。雖然相關職能部門對廣州所處的工業化階段進行過多次研討，但筆者認為，目前廣州工業化階段的定位依然較為模糊，這也正是近年來廣州主導產業屢屢無法轉化為支柱產業的癥結所在。目前廣州是處在加速工業化階段，還是后工業化階段？這需要建立在嚴謹、科學的分析基礎上，要以真實數據和系列指標為依托。在目前各種真實數據依然處于相應密級的情況下，政府職能部門、高校及各種研究機構就只能處于自說自話的狀態。要從根本上解決廣州所處工業化階段的爭議，可以考慮在數據共享的基礎上成立三個層面的課題組。一個是以市委政研室、市發改委等一線政府職能部門為基礎的課題組，一個是以市社科院、市委黨校等介于高校和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研究機構為基礎的課題組，一個是以高校教師為基礎的課題組。以統一數據為基礎的三個獨立課題組的研究結果不管是一致的，還是存在巨大分歧，都將為科學界定廣州所處的工業化階段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

（三）廣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企業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角。廣州要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就必須實現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做到政府搭臺、企業唱戲。要實現這一轉變，政府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點要從目前制定產業扶持規劃、選擇扶持對象、確定扶持標準的做法轉到體制機制創新和提供相關要素等方面。要通過對技術教育、職業教育相關專業方向的指引和政策導向，為政府倡導的相關產業提供充足、合格的技術工人。利用國家事業單位改革的春風，將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長期脫離生產和產業的論文式科研轉化為圍繞政府倡導的相關產業進行特定技術攻關的產業式科研。為此，廣州市委市政府可以在市屬院校和科研機構中推行科研人員進企業戰略，讓有志于去企業檢驗自身研究成果的高校科研人員每3年或5年帶薪去企業工作一年，通過制度變革激活高校科研人員創業的積極性，推動高校科研人員和企業的有效結合。

（四）實現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要向“幫一把、扶一把、推一把”轉變，尤其是要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實現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本質上是實現生產要素向符合城市產業發展需要的方向流動、進而實現城市功能與生產要素有效匹配的過程。但現階段的廣州，要素的自由流動不僅受到這些市場經濟因素的影響，更受制于所有制、戶籍、教育、檔案、人事編制等相關的制度安排，還受制于正式就業與非正式就業之間的福利差異、體制內與體制外社會認知度不同等因素影響。嚴重扭曲的要素配置機制不是以價格引導生產要素向產業和城市發展需要的領域流動，而是以所有制、體制、人事編制來主導資源流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市場力量受到嚴重抑制。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干預力度和干預方式，就顯得至關重要。因此，廣州市委市政府應將對企業的直接干預轉向對相關產業的市場要素供給的間接干預；從對企業經營狀況的直接干預向“幫一把、扶一把、推一把”轉變。市委市政府經濟工作的重心要從“招商引資”、重點關注世界500強的引進，向培育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骨干企業的方向轉變，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實現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優化。

作者：章澤武單位：中共廣州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