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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移動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與此相關的利潤率平均化理論也是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所做出的重大的科學貢獻之一。馬克思在闡述這一理論時，提出了一個五部門的數字模型。本文認為，馬克思的利潤率平均化理論是科學的，但闡述這一理論的資本移動模型卻存在缺陷，必須加以修正；以此為基礎，本文進一步論述了資本移動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系。

一、馬克思資本移動模型的缺陷及修正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九章提出了資本移動數字模型以說明利潤率平均化理論。它有如下幾個假定：（1）假定社會上有五個生產部門，投在這五個生產部門的資本量都等于100單位，但各個生產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不同；（2）假定剩余價值率不變，并且可以任意假定這個比率，例如100%；（3）假定不變資本到處都是同樣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資本的年產品；（4）假定各生產部門的資本周轉時間都相同。在這些假定條件下，馬克思用下面的數字模型（見表1）來說明資本移動過程。

在這里，雖然不同的生產部門剩余價值率相同，但由于各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就會有極不相同的利潤率，若如此，等量資本就會得不到等量利潤。然而，馬克思對此指出，“問題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個會提供平均利潤的價格，即生產價格來出售商品。在這種形式上，資本就意識到自己是一種社會權力，每個資本家都按照他在社會總資本中占有的份額而分享這種權力”[1](P317)，“資本會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抽走，投入利潤率較高的其他部門。通過這種不斷的流出和流入，總之，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比例，使不同的生產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1](P218-219)；“競爭之所以能夠影響利潤率，只是因為它影響商品的價格，競爭只能使同一個生產部門內的生產者以相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商品，并使不同部門得到相同的利潤，得到已經部分地由工資決定的商品價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價。因此競爭只能使不等的利潤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利潤率平均化，利潤作為商品價格的要素必須已經存在。競爭不創造利潤。利潤的水平，在平均化過程發生的時候便形成了。競爭不過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創造它。并且，當我們說必要利潤率時，我們正是想要知道那種不以競爭的運動為轉移卻反而調節競爭的利潤率。平均利潤率是在互相競爭的資本家勢均力敵的時候出現的。競爭可以造成這種均勢，但不能造成在這種均勢下出現的利潤率。當這種均勢形成的時候，一般利潤率為什么會是10%、20%或100%呢？是由于競爭嗎？正好相反，競爭消除了那些造成與10%或20%或100%相偏離的原因。它導致某一商品價格，在這一價格下，每個資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潤。”[1](P979-980)

但是，遺憾的是，這一數字模型卻沒有體現上述的資本移動、供求變動、價格漲落等利潤率平均化理論的核心內容，因為這一模型假定在利潤率平均化前后各部門資本量一直是100單位。實際上，各部門資本量與資本有機構成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們對于資本移動、利潤率的平均化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馬克思也指出，“一般利潤率取決于兩個因素：1.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從而各個部門的不同的利潤率。2.社會總資本在這些不同部門之間的分配，即投在每個特殊部門因而有特殊利潤率的資本的相對量；就是說，每個特殊生產部門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吸收的相對份額。”[1](P182)馬克思假定社會上五個生產部門的資本量都等于100單位，這樣做似乎簡單明了，但卻使每個部門資本相對量的重要性在模型中沒有體現。這不能不說是這一模型的一個缺陷。與此密切相關的第二個缺陷是，這一模型沒有體現由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所帶來的部門生產規模的變化以及供求狀況的變化。例如，從部門Ⅰ來看，利潤率平均化以前，該部門生產價值等于110單位的商品量，利潤率平均化以后，仍然生產價值110單位商品量，供給狀況沒有任何改變，其他四個部門也是如此。然而，如果沒有供求關系的變化，又怎能說明這些部門的商品價格的變化呢？不能說明價格的變化，又如何說明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呢?遺憾的是，馬克思在隨后也沒有重新建立模型加以說明。第三個缺陷是，由于這一模型沒有體現資本轉移的具體情況，因此由資本轉移所帶來的各部門生產剩余價值的變化也未能予以體現，使得平均利潤率的計算被低估。具體說來，資本從有機構成高、利潤率低的部門移動到有機構成低、利潤率高的部門，在社會總資本不變的情況下，它所增加的剩余價值額要大于減少的剩余價值額，這就會引起剩余價值總量的增加。由此，考慮了資本移動情況的平均利潤率就比不考慮資本移動情況的平均利潤率要高。為了克服上述三個缺陷，必須建立完善的資本移動數字模型重新加以說明，首先對模型的假定進行如下修正：假定社會上仍然是五個生產部門，但投在這五個生產部門的資本量不是各為100單位，而是分別為各1500、1200、900、600、300單位；其他假定與馬克思的模型相同。在作了上面的修正之后，可用下面的數字模型（見表2）來說明馬克思的利潤率平均化理論：

這個模型與前面的模型不同的是，將部門的資本量與資本有機構成進行了區分，它有助于說明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的轉移過程。在剩余價值率相同的情況下，由于各部門資本額、資本有機構成都不同，各部門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量不同，利潤率也不相同。五個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總量為750單位，社會總產品價值為5250單位，平均利潤率為16.7%。由于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不同部門利潤率的差別，必然引起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的移動。具體表現為資本從利潤率較低的第Ⅰ、Ⅱ部門向利潤率較高的第Ⅲ、Ⅳ、Ⅴ部門移動。這種資本移動，必然引起不同部門的生產規模、價值總量以及產品價格的變化。假定第Ⅰ、Ⅱ部門分別移出a、b單位，第Ⅲ、Ⅳ、Ⅴ部門分別吸入c、d、e單位，只要滿足a+b=c+d+e這一條件即可。但究竟移出多少資本，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要取決于以下條件“，那種在不斷的不平衡中不斷實現的平均化，在下述兩個條件下進行得更快：1.資本有更大的靈活性，也就是說，更容易從一個部門和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和另一個地點；2.勞動力能夠更迅速地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另一個生產地點。第一個條件的前提是社會內部已有完全的貿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壟斷以外的一切壟斷，即消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造成的壟斷；其次，信用制度的發展已經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會資本在各個資本家面前集中起來；最后，不同的生產部門都受資本家支配。最后這一點，在我們假定一切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營的生產部門的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時，已經包括在我們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數量眾多的非資本主義經營的生產部門（例如小農經營的農業）插在資本主義企業中間并與之交織在一起，這種平均化本身就會遇到更大的障礙。最后還必須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個條件的前提是：廢除了一切妨礙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轉移到另一個生產部門，或者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另一個生產地點的法律；工人對于自己勞動的內容是不關心的；一切生產部門的勞動都已盡可能地轉化為簡單勞動；工人拋棄了一切職業的偏見；最后，特別是：工人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支配。”[1（](P218-219）換句話說，資本和勞動力移動的靈活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平均利潤率的高低，但依據我們的設定，平均利潤率的變動空間是最低利潤率與最高利潤率之間，即10%與30%之間。假定經過一定的資本、勞動力轉移之后，形成資本移動的重新配置（見表3）：

其中，部門Ⅰ移出資本300單位，部門Ⅱ移出資本200單位。由于部門Ⅰ與部門Ⅱ資本大量移出，必然引起這兩個部門生產規模縮小，產品供給減少，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價格會上漲，利潤率上升。從表2中可以看出部門Ⅰ與部門Ⅱ原來分別生產價值為1650單位與1380單位的商品量，資本大量移出后分別只生產價值1320單位與1150單位，商品生產量大大減少，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價格會上升，這兩個部門的利潤率會隨之提高。根據表3數字，當第Ⅰ部門商品價格上升到按1420.8單位（大于商品價值1320單位）、第Ⅱ部門商品價格上升到按1184單位（大于商品價值1150單位）銷售時，這兩個部門的利潤率會從10%與15%上升到18.4%。反之，部門Ⅲ、Ⅳ、Ⅴ由于大量資本的涌入，必然導致這兩個部門生產規模擴大，產品供給增加，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價格會下降，利潤率降低。從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部門Ⅲ、Ⅳ與部門Ⅴ原來分別生產價值為1080、750與390單位的商品量，大量資本進入后分別生產1080、1000與780單位，商品生產量大為增加，在需求不變情況下，價格會下降，這兩個部門的利潤率會隨之降低。這三個部門利潤率會從20%、25%、30%降低為18.4%。總之，隨著資本在部門間的移動，利潤率最終將趨向平均化。

隨著資本在不同部門間的轉移，它不僅引起不同部門生產規模、產品價格以及利潤率的變化，同時還會引起不同部門剩余價值生產的變化。更為重要是，它會引起全社會剩余價值生產總量從而社會總產品價值總量的增加，剩余價值總量從750單位增加到830單位，社會總產品的價值從5250單位增加到5330單位。這就揭示了為馬克思資本移動數字模型所沒有揭示的一個重要內容，即利潤率平均化過程不僅是不同部門資本家重新瓜分剩余價值的過程，同時也是社會資本的優化配置過程，這種社會資本的優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經濟總量的增加。資本在部門間的轉移，特別是從利潤率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向利潤率高、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轉移，為什么會引起剩余價值生產量的增加呢?主要是因為，同一資本，投在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與投在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相比，同量資本用在可變資本的部分較多，從而雇傭的工人較多，在剩余價值率相同的情況下，創造的剩余價值也較多。在發生資本轉移后，平均利潤率就不能按照資本移動前的剩余價值總量除以社會資本總量來計算。正確的做法是根據資本轉移后的剩余價值總量除以社會資本總量來計算。

但是，利潤率的平均化只是表明一種趨勢，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不過這一切總是歸結為這樣的情形：加入某種商品的剩余價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種商品的剩余價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產價格中包含的偏離價值的情況會抵消。總的來說，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一般規律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趨勢，始終只是以一種錯綜復雜和近似的方式，作為從不斷波動中得出的、但永遠不能確定的平均數來發生作用”[1](P181)。所以，上述模型所體現的資本移動從而利潤率平均化過程，決不能理解為是一次完成的，而應該看作是在一定時間內、經過無數次資本移動之后出現的一般趨勢。

在一個平均利潤率形成之后，一個值得接著討論的問題是，假若擴大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那么商品價格的波動對原有生產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會產30生怎樣的影響？可以肯定的是，此時商品的買賣必須以生產價格為中心進行，而不是以原有的價值為中心進行。這樣，所有的原生產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都會提高，因為高構成部門（主要是生產資料部門）按一定的比例提高價格，而低構成部門（主要是消費資料部門）也按一定的比例降低降低價格，由此導致每100資本內部的有機構成普遍提高，而最終的結果會導致整體的利潤率下降。因此，下一次的平均利潤率縱然有提高的可能，但整體的趨勢是下降。

此外，不斷變革生產方式，從而提高生產力以獲得超額利潤是資本的內在沖動和經常趨勢。而這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剩余價值率的提高，一是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普遍提高，顯然前者的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后者則是無限的。因此，總體上而言，整體利潤率呈下降態勢，盡管有起反作用的因素。把上述兩個方面的因素綜合加以考慮的話，可以看出，平均利潤率的變動呈現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但總體下降的錯綜復雜的“之字形”或“波狀形”軌跡。

二、資本移動與市場結構失衡

依據上面的論述，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條件下，資本移動、平均利潤率的實現過程實際上也是商品市場供給和需求變動的過程，正是由于高資本有機構成部門的利潤率低導致資本的移出。反過來，又由于資本的移出導致高有機構成部門的商品供給減少，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市場價格必然上升，從而獲得平均利潤（不考慮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情況）。而低資本有機構成部門的利潤率高，由于資本的大量移入反而導致商品供給的增加，在市場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市場價格則必然降低，它們只得到平均利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競爭消除了那些造成與10%或20%或100%相偏離的原因。它導致某一商品價格，在這一價格下，每個資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潤。”[1](P979-980)因而，資本移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商品市場，包括生產資料市場和消費資料市場商品供求失衡、價格波動的過程，沒有商品市場的供求失衡、價格波動，資本的社會權力就不可能實現。由此可見，正是由于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的差別，使得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常態成為資本不斷從高構成部門移到低構成部門的運動過程，而商品市場的常態則呈現不斷地失衡的局面。這一點似乎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卷的論述相悖。但是應當指出的是，在《資本論》前兩卷的論述中，馬克思假定資本不發生移動、供求一致、商品按照價值買賣，不過這僅僅是一種假定，正如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樣“，供求實際上從來不會一致；如果它們達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現象，所以在科學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經濟學上必須假定供求是一致的。為什么呢？這是為了對各種現象在它們的合乎規律的、符合它們的概念的形態上來進行考察，也就是說撇開供求變動引起的假象來進行考察。另一方面，是為了找出供求變動的實際趨勢，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把這種趨勢確定下來。”[1](P211)但從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具體總體來看，還必須拋開這個抽象的假定，回歸到它的現實狀態，那就是，整個社會的資本不斷移動、供求不斷失衡與經濟不斷波動。從結果來看，在現有的條件下，一旦平均利潤率得以形成，供求的變動將調節著市場價格圍繞著生產價格上下波動，價值理論從而得以進一步的展開。另外，與此相關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是擴大的再生產，所以從理論上講，有必要在利潤率平均化的基礎上重新討論兩大部類的平衡問題，換句話說，在利潤率平均化的基礎上對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數字模型作出修正。對資本移動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任憑資本的自由移動的結果必然是資本為了追逐高利潤率，從高構成的部門瘋狂涌入低構成的部門，從而造成低構成部門的商品嚴重地供過于求，這樣不但不能實現高的剩余價值以及高的平均利潤率，反而會造成低構成部門商品的嚴重地生產過剩，而其剩余價值乃至資本則有可能損失。而另一方面，高構成的部門由于資本的大量移出反而導致本部門商品嚴重地供不應求。這兩個方面的結果使經濟發生嚴重的危機。對于經濟危機，縱然可以從機器大工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相對過剩人口、固定資本周期更新、兩大部類比例失調、商品生產無政府狀態、有效需求不足、商業投機以及金融投機等方面去解釋，但是由資本移動所導致的供求失衡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因，甚至也只有依此才能從根本上說明經濟危機的原因。而每一次的生產過剩都會導致低構成部門（一般是消費資料部門）的剩余價值和資本損失，與此相聯系的是，高構成的部門（一般是生產資料部門）由于低構成部門的生產需求減少，反而導致商品價格先升后降而得不到平均利潤，從而整個社會的生產陷入倒退。而每一次危機過后，生產要么在原有的資本有機構成的基礎上重新開張、復蘇，要么由于危機使得同一生產部門的劣質企業的淘汰而導致生產在較高的資本有機構成的基礎上復蘇，在上述模型中就會表現為五個生產部門的資本以更高的有機構成進行生產。

三、經濟波動與宏觀經濟調控

根據我們的分析，資本移動、供求失衡、經濟波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常態，以此來衡量現代經濟學的以保持社會總供給等于社會總需求為目標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只能是一種美好的設想。現代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前者主要是對社會總剩余價值的調控，后者主要是對社會總資本額的調控，然而這兩種調控都無法改變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存在差別這一客觀事實，而其正是資本移動、供求失衡的根源，因此商品市場供求失衡、經濟波動乃是必然的。除非政府宏觀調控者能夠準確地計算出社會的平均利潤率，據此計算出各個不同生產部門的應得平均利潤，然后通過向低構成部門依比例多征稅收，向高構成部門依比例發放等額補貼，進而保證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資本則不發生移動，供求則保持平衡，經濟則平穩增長。但是如果考慮到平均利潤率計算的困難以及征收稅收、發放補貼所造成的巨大成本，這一設想也是難以實行的。那么，是不是說政府在應對資本移動、經濟波動問題面前沒有一點作為呢？答案是否定的，從理論上講，政府完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改變社會總剩余價值的分配比例，增加投資與消費，也可以通過貨幣政策控制社會總資本額的流動，以緩和經濟波動的幅度。

總之，根據上面的模型分析，經濟失衡與波動乃至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狀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經濟波動乃至經濟危機是資本移動的結果，當然，經濟的復蘇也是經濟體自身自組織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