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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論》的批判性

1929年大蕭條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大幅攀升，而正統經濟學（即以馬歇爾、庇古等經濟學家的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對失業的解釋是名義工資沒有及時得到調整，這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不能對當時的經濟危機提出對策。凱恩斯明確指出這是經濟學本身出了問題，在他給蕭伯納的信中，凱恩斯寫道他要寫一本書，要在未來十年的時間改變人們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這本書便是后來引發“凱恩斯革命”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可見，凱恩斯寫作《通論》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原有的經濟學，提出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凱恩斯把《通論》的最終書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個月，這本書便出現在了各大書店，引發了人們的熱議（King，2003）。概括講，《通論》的核心觀點是批判原有的經濟學忽略了貨幣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種實物經濟，而現實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貨幣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現實的貨幣經濟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實，《通論》并不意味著凱恩斯思想的突然轉變，而應該看作是他學術思想的自然演變。眾所周知，凱恩斯經濟學三部曲是《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三部著作題名都以“貨幣”作為中心詞，突出了凱恩斯對貨幣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視，也體現了凱恩斯經濟思想的連貫與傳承。

1933年，凱恩斯在《通論》的寫作過程中，闡明了現實經濟和新古典實物分析的經濟的區別，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工資經濟”，企業家雇傭勞動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獲得貨幣利潤。凱恩斯在《通論》中是在批判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他把傳統經濟理論稱為“古典經濟學”，內容實體是馬歇爾、庇古、埃奇沃思等經濟學家的理論，實際上是今天人們指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通過勞動市場上實際工資的變動決定就業量的就業理論和實際不符，因為現實中工人和企業簽訂的是貨幣工資契約，工人會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但鮮有聽說有工人因物價上漲導致實際工資下降而罷工的情況。在凱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轉而強調現實經濟最大的特征是不確定性，認為貨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現在和未來的聯系，進而強調企業家在決定就業和產出方面的主導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所在：我認為，傳統經濟學的捍衛者們大大低估了貨幣經濟狀態下的結論和簡單得多的實物交換經濟狀態下的結論之間存在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深遠，在某些方面，已經成為本質上的不同（凱恩斯，1930）。

二、IS-LM模型與新古典綜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舉辦的計量經濟學協會的會議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個簡單的圖表示這一模型。IS-LL模型作為對《通論》的解讀，立即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實際上，揚（WarrenYoung）指出，哈羅德和米德對IS-LM模型的貢獻同樣重要，但他們只用了聯立方程組而沒用圖形，使得他們的貢獻沒有得到廣泛認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質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強調多個市場同時均衡，用聯立方程組的方式求得最終均衡解。LM曲線代表貨幣市場均衡，貌似加進了貨幣，但卻是建立在貨幣外生的基礎上，其背后仍是實物分析的商品貨幣理論。IS-LM模型經過漢森的《<通論>導讀》的推廣，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迅速流傳開來。漢森的學生，薩繆爾森將凱恩斯的宏觀理論同新古典的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闡述經濟學，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綜合”一詞，1970年時，薩繆爾森在第八版《經濟學》中將“新古典綜合”改稱為“主流經濟學”（蔣自強、史晉川，2008）。新古典綜合派以“正統凱恩斯主義學派”的身份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初，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對《通論》的解釋和后來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賓等對這種解釋的修正，甚至曾一度達到了宏觀經濟學中除了“凱恩斯主義”，再無其他理論的程度。之所以能夠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綜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費函數、索羅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綜合派推論出的政策主張被認為和凱恩斯如出一轍，或者說人們認為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完美的解釋了凱恩斯的政策主張。此外，新古典綜合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戰后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事實。三是，新古典綜合派為勞倫斯•克萊因和考萊斯委員會（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規模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提供了基礎。這些計量模型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各種影響路徑（斯諾登等，1994）。

三、劍橋資本爭論與后凱恩斯經濟學

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通論》的解讀遭到了英國劍橋大學一批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這些經濟學家包括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爾多（NicholasKaldor）。除卡爾多外，其余幾位都是“劍橋學術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是凱恩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召集起來的當時劍橋大學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目的是為他的寫作出謀劃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通論》的合作者（Kahn，1984）。劍橋經濟學家批評新古典綜合派用新古典經濟學解讀凱恩斯《通論》，認為這有違凱恩斯革命的本意，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凱恩斯《通論》批判的對象。批判由瓊•羅賓遜發起，針對新古典綜合派的資本理論，但很快擴展至經濟學研究的方方面面。這場爭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理論爭論，史稱“兩個劍橋之爭”、“劍橋資本爭論”。當時幾乎所有一流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場爭論，有關文章也都發表在國際一流經濟學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承認新劍橋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綜合的邏輯批判是有效的，“技術再轉轍”和“資本倒流”等違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現象在異質品模型中會經常出現，從而不能夠當作反常現象來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國經濟學協會（AEA）的新奧爾良會議（NewOrleansMeeting）上，瓊•羅賓遜發表題為“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的演講，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綜合派的危機時刻到來了（Robinson，1972）。之后，羅賓遜出版了和她的學生伊特維爾（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書《現代經濟學導論》，試圖提供另一種經濟學分析范式，取代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經濟學》。但事與愿違，《現代經濟學導論》因其難度不適合初學者，而且選題和整體設計方面都有不足，從教科書流行的角度看，并沒有取得羅賓遜期望的效果，主導經濟學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綜合派觀點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羅賓遜夫人顯然是過于樂觀了。當時，新古典綜合派仍是主流經濟學，所謂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頂尖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仍是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他們不會僅僅因為受到邏輯批判就放棄自己的“經濟學陣地”。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羅賓遜、斯拉法、卡恩、卡爾多等劍橋經濟學家相繼去世，新劍橋學派一時后繼乏人，形勢陡轉直下，對主流經濟學批判的聲音大為減弱，甚至被完全湮沒。劍橋資本爭論被擱置，主流經濟學得以繼續使用遭受嚴厲批判的生產函數等理論工具研究經濟學。新劍橋學派后來多被稱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成為了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流派。羅賓遜夫人和她的劍橋同事們精心構建了其包含價值理論、分配理論和增長理論在內的經濟理論，拓展和完善了凱恩斯經濟學（王璐，2014）。

四、新凱恩斯主義與新-新古典綜合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綜合派因為不能解釋現實中的滯漲問題而遭到了貨幣主義的強烈批判。根據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這給政府留下了政策選擇空間，即政府可以選擇犧牲一定的物價穩定而謀求較低的失業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國經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同時高企的現實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弗里德曼等貨幣主義者轉而攻擊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認為政府根據凱恩斯主義推論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擾亂了經濟體系本身的自我調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業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適應性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認為人們會根據上一期的預期和實際的差距調整本期的預期，從而政府犧牲物價穩定謀求較低失業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長期則只會提高價格水平。如果政府頻繁使用擴張性的政策則會損害經濟體系本身的職能，提高自然失業率，造成長期來看物價水平和失業率同時上漲的后果。盧卡斯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則在弗里德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理性預期，認為政府的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無效的。無論是貨幣主義還是理性預期學派都是從經濟主體行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綜合派，進而“正統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基礎”成為學界共識。部分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開始努力構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引入不完全競爭理論作為凱恩斯失業均衡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說，即經濟行為人會利用自己掌握的關于經濟的信息和知識做出最優決策，同時經濟行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從而不會出現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場出清均衡。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完全打破了二戰后至七十年代之間的“統一”狀態，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在真實經濟周期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之間。但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出現了新的綜合和統一的狀況，誕生了“新-新古典綜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綜合融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跨期最優、理性預期和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有成本的價格調整等理論。至此，凱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轉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批判的新古典經濟學重新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流。

五、總結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經濟學界對現在的主流經濟學提出了質疑，并出現了倡導“回歸凱恩斯”的研究動向。其實不同經濟學家所倡導的回歸凱恩斯的內容并不一致，而這根源于《通論》出版后，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對什么是凱恩斯經濟學有著不一樣的答案。本文梳理了《通論》出版后，幾個不同版本的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脈絡。《通論》的寫作背景是，大蕭條后正統經濟學（從內容實體看即是現在的新古典經濟學）不能對現實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凱恩斯試圖指出經濟學本身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一種全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通論》出版后引發巨大反響，卻也因內容晦澀難懂引起了很多爭論。希克斯等經濟學家提出用IS-LM模型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并迅速流行開來，以此為基礎產生了戰后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學派——新古典綜合派。新古典綜合派對《通論》的解讀遭到了新劍橋學派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劍橋資本爭論，并孕育產生了后凱恩斯經濟學派。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后，新古典綜合遭到了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批判，演變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九十年代后，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開始融合，出現了新-新古典綜合派。基于這種認識，本文認為今后的經濟學研究應該回歸以后凱恩斯經濟學為主體的經濟學研究傳統。

作者：趙雷單位：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