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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發展實體經濟理論是經濟新常態下的理論產物，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指針。它的建構有其理論依據、歷史依據和現實依據，其主要內涵可以從制度基礎、戰略保障、實現路徑、外部條件等方面去理解和把握，這四個維度是相輔相成和有機統一的。科學認識發展實體經濟理論，有助于把握和解決新時代中國經濟向何處發展的問題，對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也大有裨益。

[關鍵詞]經濟發展；實體經濟理論；新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就對發展實體經濟高度重視，他曾多次在視察調研之時就實體經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10月，在黨的上還突出強調:“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1]習的系列講話和論述建構了其發展實體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

一、發展實體經濟理論的基本依據

（一）理論依據實體經濟主要包括農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通信業、文化產業、商業服務業以及教育、文化、知識、信息、技術、體育等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它始終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虛擬經濟是相對于實體經濟而言的概念，主要包括金融業、房地產業、體育經濟、博彩業、收藏業等，其運行具有內在的波動性，它的過度發展將會帶來泡沫經濟，給經濟發展釀成很多不可預計的后果。而實體經濟則是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大到一個國家、整個世界，小到一個地區、一個城市，實體經濟都是支撐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它決定著虛擬經濟的發展，關乎整個經濟社會能否正常運轉。黨的十八大以來，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問題，他深刻指出：“實體經濟是國家的本錢”[2]“我們的政策基點要放在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上，高度重視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增強實體經濟贏利能力”[3]。在黨的報告中，再次為中國經濟問題“號脈診斷”，他突出強調：“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中國是一個大國，而且是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要有實體經濟作為底子，絕不能本末倒置，忽視實體經濟而重視虛擬經濟，搞泡沫化經濟，從而給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二）歷史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的歷史明確告訴我們，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之本，尤其是國防之本和民生之本。時代主張“兩條腿走路”，提出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要均衡發展，但是把重點放在國防工業上，由此也建立了東北工業基地，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主義建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較為突出的工廠企業就有大慶油田、鞍山鋼鐵公司、沈陽飛機工業集團、大連船舶重工集團、長春的中國一汽等，這些企業均迅速地發展了新中國的實體經濟，奠定了深厚的國防工業基礎，為新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贏得了一個較為安定的外部環境。可以說，我們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改革開放以來，實體經濟發展迎來了“第二個春天”，一方面堅持以重工業發展為重點，另一方面則較之前更加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使人民生活狀況極大改善，解決了溫飽問題，進一步建設小康社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弊病也逐漸暴露出來，較為突出的就是改革之初，我們一心想迅速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經濟發展方式大多是以資源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粗放型發展，并且不自覺地以犧牲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為代價，導致如今出現了一些“后遺癥”，這些問題為我們當今的發展造成了障礙，所以必須著力加以解決。

（三）現實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世界局勢和國內形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經濟領域突出體現為我國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的復雜交錯階段。在深刻分析國內外經濟狀況的基礎上，高瞻遠矚地提出要“適應新常態、把握新常態、引領新常態”[4]。為實現這一目標要求、應對各種突如其來的經濟挑戰，我們必須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基本方針和“中國制造2025”重大戰略部署，堅持創新驅動和綠色發展，大力發展以產品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著力推動當前存在的經濟“脫實向虛”向“脫虛向實”的成功轉化，促進形成“虛實結合、以實為主、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經濟運行良好局面。針對當前出現的經濟增長乏力、經濟結構轉化動能不足等問題，必須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握好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的關系，積極推動“一帶一路”重大倡議落到實處、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為實現中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進而向創造大國的轉變、從經濟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走出困境、良性發展和世界經濟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創造更為優越的國際環境，實現友好合作、互利共贏。

二、發展實體經濟理論的主要內涵

（一）制度基礎：“兩個毫不動搖”基本方針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致分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兩大類型。我國實體經濟一直以來之所以能夠取得長足發展，首要就得益于“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方針，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5]，這為實體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前提。公有制經濟主要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其經濟運行主體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牢牢掌握著一國經濟的命脈，始終是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柱，國有企業在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時至今日，即使民營經濟的發展呈現出生機勃勃、勢頭強勁的發展趨勢，國有企業仍然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擁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深刻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6]近些年，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改以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開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相比之下，其不足之處逐漸暴露出來，主要體現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創新不足、競爭力差等方面。因而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新時代國有經濟還能否繼續存在下去產生了疑問，他們有些甚至認為應該盡快改變國有企業的性質，使其私有化，各種各樣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2018年9月，視察東北三省期間再次重申了“我們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基本政策，而且態度堅決地指出，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削弱，必須進一步鞏固和加強。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堅決地否定了懷疑、唱衰國企的思想和言論，一方面為新時代條件下國有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千斤頂”、注入了“強心劑”，另一方面為新常態下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壓艙石”。 

非公有制經濟主要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非公有制成分，其經濟運行主體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扮演者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在提供就業崗位、鼓勵技術創新、繁榮商品市場、促進市場經濟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尤其是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民營企業不斷爆發出內在潛力和生機活力，為彌補原有的國有企業的諸多不足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信息時代的迅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弊病集中顯現，次生問題也衍化而來。主要體現為市場經濟的自發性、盲目性和事后性等特征，具體表現為勞動產品過剩、假冒偽劣產品橫行、只顧經濟效益以及相伴而生的自然資源浪費、生態環境失衡、市場秩序破壞、忽視社會效益和人的全面發展等。同樣地，由此也出現了相當一部分人，對民營經濟頗有微詞、持否定態度，他們大多認為現在中國市場產生的種種亂象很大程度上都是民營經濟引發的，因而也極力鼓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民營企業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民營經濟是時候退出歷史舞臺了，應該把民營經濟國有化。這些言論一度在國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很多民營企業家更是惶惶不安，阻礙了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在這重要的關頭，視察東北的一些重要民營企業，他特別指出，民營經濟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更是力撥千斤地強調“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保護民營經濟發展”[7]。這一提法較原有的“毫不動搖”表述更加突出了黨和國家對民營經濟所持的保護態度，一方面給民營企業家吃了“定心丸”，另一方面也為新時代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器”。

（二）戰略保障：“中國制造2025”重大部署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主體，是建國之基、興國之本、強國之器。工業文明以來的世界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興衰榮辱和血淚奮斗史，都雄辯地證明了：一個國家的崛起和強大必定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的蓬勃發展為基礎的。當今時代，國際產業發生著巨大的變革，中國產業形勢也發生重大變化，勞動力成本不斷增長、人口紅利逐漸減少，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地作出了“中國制造2025”的重大戰略部署，其根本目的是促進中國制造的水平和質量更進一步提高，使我國由“制造大國”邁入“制造強國”行列。“中國制造2025”戰略于2015年正式通過并印發執行，提出了“三步走”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中國制造2025”堅持“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優化結構、人才為本”的基本方針，其中創新驅動是實現由“制造”向“創造”轉變的最基本的方式，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第一支撐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是其重中之重；質量為先，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是實體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目標；綠色發展，生態、節能、環保是實體經濟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前提；結構優化，做好不同產業之間和產業內部的結構優化是實現產業升級最主要的工作；人才為本，人才是順利實現上述四點方針的根本主體。同時，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整體推進、重點突破，自主發展、開放合作”的基本原則。“市場主導、政府引導”，既要使市場在制造業發展中積極發揮其主導作用，也要使政府充分地展現其引導作用，以彌補市場的不足；“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一方面必須從一切實際出發，立足當前的制造業形勢和要求亟待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必須以長遠的利益為導向，做好宏觀頂層設計；“整體推進、重點突破”，既要有大局意識、推進整個行業的整體發展，又要分輕重緩急、有重點的突破，以“點”的突破帶動“面”的發展；“自主發展、開放合作”，一方面要以自力更生為主、以本國為主體，另一方面還要勇于開放、善于合作，不斷地促進制造業的高質量、高速度發展。

“中國制造2025”不僅在國內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實體經濟制造行業的高度贊譽，業內普遍認為此項計劃勢必為世界產業格局變革大潮下中國制造業大有可為提供可靠的戰略保障。而且在國際社會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認可，受到了德國工業4.0專家烏爾里希•森德勒等學者的高度評價，他們認為，“中國制造2025”計劃全面體現了新時代條件下工業革命的核心理念，是一個具有長遠意義的工業發展戰略。極其重視中國制造轉型升級并多次對其相關問題作出重要論述和指示，他在黨的報告中提出：“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8]現代制造業的發展要以傳統制造業為重要基礎，但絕不能僅僅局限于此，必須和時代新生事物緊密結合起來，推動形成“互聯網+實體經濟”“大數據+實體經濟”“人工智能+實體經濟”等新型實體經濟發展模式，在供給環節尤其是供給方式上和服務環節多下功夫，努力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創造經濟增長新動能。2017年12月，赴江蘇考察之際再次強調：“必須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壯大實體經濟，抓實體經濟一定要抓好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是制造業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強研發、加快發展，努力占領世界制高點、掌控技術話語權，使我國成為現代裝備制造業大國。”[9]可見國民經濟的重心在實體經濟，而實體經濟的重心則在制造業尤其是裝備制造業，我們必須堅決按照“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重大部署要求，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人才為本、質量為先，著力推進裝備制造業在科技研發方面捷報頻傳，進一步占領相關科技領域的制高點和主動權、話語權，從而為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基本路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階段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面臨著一系列的突出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供需錯位”問題，即中低端產品產能過剩，成為制約實體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無法滿足消費的需求，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其基本路徑就必須是也只能是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供給體系和需求側匹配錯位的現象，也指出：“一個國家發展從根本上要靠供給側推動。”[10]他還特別強調：“振興實體經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向振興實體經濟發力、聚力。”[11]實體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中以下面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為重點：產業結構問題、區域結構問題、投入結構問題、排放結構問題、動力結構問題、分配結構問題。第一，產業結構問題主要表現為“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和低附加值產業在整個實體經濟產業中所占比重過高，而綠色低碳、節能環保產業和高附加值產業所占比重過低，這樣一來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合理優化，整個實體經濟的發展也會受到嚴重阻礙。所以，必須加快核心科技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產業成果，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金融保險制度，逐步淘汰落后產業，促使產業結構更加優化合理。第二，區域結構問題主要表現為人口分布不夠合理，城鎮人口低于農村人口（尤其是戶籍人口），非城鎮戶籍人口相當一部分城鎮當地常住人口的福利政策都享受不到，這對于人才流動和發展都是不利的。再有，實事求是地講，不同區域之間政策的傾斜程度是不同的，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協調性甚至不公平性，有些地方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飛速發展，而有些地方則發展緩慢遲滯。因而，必須進一步大力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福利保障制度、行政管理體制和行政區劃體制等，促使區域之間協調發展、共同發展。第三，投入結構問題主要體現在過去幾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要素投入集中在勞動力、資源、土地等傳統產業要素上，導致工業產品以中低端產品居多且產品附加值低，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

所以，現在必須大力推動教育體制改革、人才管理體制改革和科技創新體制改革，加大在科學、技術、信息、人才等高端要素上的投入力度，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促使我國實體經濟投入結構不斷優化。第四，排放結構問題主要表現為我國排放結構中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致使我國生態環境所承受的壓力過大。因此，必須堅決貫徹一再強調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理念，改革和完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和破壞生態環境問責追責制度，推進形成綠色、低碳、節能、減排的發展模式。第五，動力結構問題主要體現為過去中國經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三駕馬車”尤其是投資來拉動發展。但是從根本上看，這只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短期動力，經濟發展要想取得長足發展，還必須依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產生的根本動力。所以，我們必須不斷深化制度變革、促進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以更加科學的管理制度、合理的產業結構、高配置的要素挖掘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增長動力。第六，分配結構問題主要表現在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等都相對較大，大多數社會財富集中于少數人手中，這種現狀不利于經濟社會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必須盡快完善和改善社會分配制度、產權制度、財稅制度，確保形成較為合理的分配結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應時而生的適應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政策舉措，將其總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12]當前，隨著各方面的改革進入深水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到了攻堅克難階段，較為容易的部分大都改革完成，剩下的都是改革起來有很大難度、需要下大力氣去改的部分。因此，必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基本路徑，進一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實體經濟產業結構，加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經濟發展新動能，促使實體經濟實現結構升級。

（四）外部條件：“一帶一路”重大倡議當今世界正發生復雜深刻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深受各方面問題的束縛而難以實現經濟轉型期的實體經濟較好發展。“一帶一路”是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深刻分析國際局勢的基礎上提出的重大倡議，為中國以及沿線各國乃至世界經濟走出低谷、實現經濟轉型和實體經濟長足穩步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對發展實體經濟提供有利的外部條件。第一，探尋新的經濟增長之道。“一帶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由以中國為首的后發國家倡議并積極參與的，是特殊時代條件下的產物，是符合沿線各國根本利益的重大倡議。在“一帶一路”落地生根的過程中，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把自身具有的產能、資金、人才、技術等突出優勢在沿線各國轉化為市場與合作的優勢，可謂優勢互補、一舉兩得，既幫助沿線各國建設和完善了基礎設施、為推動區域實體經濟發展注入活力、促使當地民生條件得到改善，又為中國結交了新的經濟合作伙伴。同時，中國改革開放的紅利也可以更加廣泛和更大程度的惠及沿線國家，對沿線國家盡可能的給予支持。另外，中國幾十年的發展經驗和教訓也可以與他們共同分享，為沿線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國家迅速擺脫經濟困境提供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促進形成平等互惠型的經濟合作關系。第二，實現全球化再平衡。傳統的全球化是以海洋作為中心，導致海洋國家和沿海地區更容易獲得發展的先機條件，從而迅速崛起和騰飛，這也在世界近現代的歷史上形成了內陸落后于沿海、東方落后于西方、農村落后于城市的固有不平衡局面，國際經濟政治同樣以西方為中心。

如今的“一帶一路”絕非翻版的“馬歇爾計劃”，它不是為了中國一己之利而發起的，也不是憑中國一己之力就能實現的，是旨在推進亞非歐國家以及世界經濟共同發展而發起的由各國自愿參與共同建設的重大倡議。指出：“‘一帶一路’建設不應僅僅著眼于我國自身發展，而是要以我國發展為契機，讓更多國家搭上我國發展快車，幫助他們實現發展目標。”[13]“絲綢之路經濟帶”橫貫亞歐非大陸，致力于向西開放。從國內看，有利于進一步深化西部大開發戰略；從國際上看，為蒙古、俄羅斯和中亞、西亞、歐洲等國家進一步利用優勢資源、擴大對外開放搭建了合作平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而且還將和亞歐非大陸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形成一個閉合環形，更加能為沿海、沿線國家帶來千載難逢的發展契機，這也極大地促進了形成平衡的全球化秩序和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由此可以看出，“一帶一路”一方面為中國以及亞非歐沿線國家實體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探索出了更為有效的發展路徑，另一方面也為沿線各國實體經濟能夠在一個相對公正平衡、和諧包容、互惠互利的環境下安心發展打造了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對中國、對亞非歐沿線國家乃至對世界經濟發展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共建“一帶一路”，我們“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釋放各國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14]，真正發揮其作用為各國人民造福。各國之間應該保持最基本的信任，努力開創發展新機遇，積極謀求發展新動力，不斷拓展發展新空間，促進生產要素自由便利流通，建構多元的合作平臺，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開放、包容、合作、互惠的外部條件，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和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

三、發展實體經濟理論的重要意義

發展實體經濟理論是習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在經濟新常態下發展中國經濟的偉大實踐中形成的經濟理論，該理論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問題導向、注重統籌協調、內涵豐富而深刻，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意義在理論方面，發展實體經濟理論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向何處發展以及如何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南。特別是在學術研究方面，發展實體經濟理論為實體經濟的研究給予了大量的科學論斷和闡述，這些都是研究者從事相關探索的重要資料來源。2003年以來，中國知網（CNKI）上關于實體經濟的研究有23502篇文章，其中2013年以來的相關文章有16296篇，占到總數的69.3%。①不僅是數量可觀，從質量上看，也出現了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文章，這些都很大地推動著實體經濟的研究乃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進入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二）現實意義在實踐方面，發展實體經濟理論為新時代中國經濟朝著正確方向持續前進作出了重要的頂層設計，即：以“兩個毫不動搖”基本方針為制度基礎、以“中國制造2025”為戰略保障、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基本路徑、以積極倡導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創造良好外部條件。發展實體經濟理論必將“強化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筑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堅實基礎”，[15]進而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雄厚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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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黨中央毫不動搖地支持民營經濟發展[N].人民日報，2018-9-28.

[11]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12-17.

[12]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5-10.

[14].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7-5-15.

[15]王蘭軍.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N].光明日報，2017-11-28.

作者：廉昌 單位：中央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