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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哲學外衣下的投射哲學：《貧困的哲學》的哲學

在分析《貧困的哲學》的哲學思想之前，有必要先對這本書的書名進行辨析，因為有關這一書名的不同理解直接影響到對其哲學思想的把握。這一書名的法文原文是SystemedesContradictionsEconomiquesouPhilosophiedelaMisere，翻譯過來便是“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也許是考慮到中文圖書書名盡量不出現逗號的原因，這本書取原文后半部分《貧困的哲學》作為書名，而舍棄了原文的后半部分“經濟矛盾的體系”，這就容易造成一個望文生義的情況，即以為這本書是要闡述一種“很貧困的哲學”，這種理解實則是錯誤的。仔細看一下原文的整個書名，便能夠發現它的真實涵義是“關于貧困的哲學”，因為“貧困”無非是經濟矛盾的表征和產物，蒲魯東的研究重點還是貧困問題，只不過這次是從哲學的角度來研究，或者說研究對象是貧困、研究方法是哲學。同時，這本書的目錄也明白無誤地顯示了這一點。第一章標題是“經濟學”，第二章是“論價值”，第三章是“第一個時期———分工”，第四章是“第二個時期———機器”，第五章是“第三個時期———競爭”，第六章是“第四個時期———壟斷”，第七章是“第五個時期———警察或捐稅”，……第十一章是“第八個時期———所有權”，第十二章是“第九個時期———共有制”，第十三章是“第十個時期———人口”，第十四章是“概述和結論”。不難發現，這些都是典型的經濟問題。可見，《貧困的哲學》的哲學追求對經濟現象的哲學式闡釋，是一種關于經濟的哲學，而不是“很貧困的哲學”，否則蒲魯東論證自己的哲學很貧困，就明顯違背了常理。明確了《貧困的哲學》的“哲學”涵義之后，就可以闡述蒲魯東經濟哲學的內容和特征了。在我們看來，蒲魯東的經濟哲學實質上是一種“投射哲學”，就是在懸擱經濟問題與經濟范疇之間相互關系的情況下，完全按照哲學的既定框架，對價值、分工、競爭、壟斷等經濟事物進行庸俗化地投射和套用。這里的哲學既定框架是黑格爾哲學的正反合三段式，蒲魯東把它命名為“系列辯證法”。蒲魯東認為：“辯證法就是思想從一個觀念前進到另一觀念，通過一種更高級的觀念而形成系列。”①辯證法的集大成者是黑格爾，因此他還表達了對于黑格爾的敬意：“只有運用這種方法，一種觀念，一個事實就會顯示出矛盾關系，并顯示出兩個對立系列的結果，從而得出一個預期中的新的綜合。這就是由三段論和歸納法的既對立又相結合而形成的新工具所遵循的普遍而變化無窮的原則。這種工具，古人只是有所預見，真正創造它的是康德，而使它發揮巨大威力和大放光彩的，則是他的后繼者黑格爾。”②黑格爾哲學體系的靈魂是自否定辯證法，正反合三段式只不過是自否定辯證法的外在表現。當蒲魯東只是抓住正反合這些黑格爾哲學形式方面的東西時，不過是舍本逐末的做法，這說明蒲魯東根本沒有理解黑格爾哲學的精髓。黑格爾哲學的自否定辯證法要求研究者必須進入事物自身關系的內部，從事物內部去發掘事物的矛盾關系，而不能只是在事物的表面和外圍轉圈。正是因為蒲魯東理解不了自否定辯證法，所以他只能夠按照正反合這一抽象哲學框架，機械地安排各種經濟事物的位置及其相互關系。例如，蒲魯東把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作為自相沖突的正反兩面，再尋找它們的合題：使雙方互相吸收、彼此協調的社會科學；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作為正反兩面，再尋找它們的合題：構成價值；從第三章開始，蒲魯東開始了他的宏大的經濟進化序列，即從既產生財富又破壞平等的“分工”，進化到能夠增加財富但又產生貧困的“機器”，再進化到上帝送來的“競爭”，而競爭又帶來了“壟斷”，這時作為壟斷的對立面的“警察或捐稅”又應運而生，但是“警察或捐稅”在實際上又變成了對窮人勞動果實的剝奪，因此經濟又進入了下一個階段：“貿易”，“貿易”能夠給勞動者帶來一些補償，但也使勞動者失去了工作和一些基本生活資料，因此“信用”作為幫助窮人的手段產生了，但“信用”又變成了對勞動者的金融剝奪，因此經濟進入了“所有權”階段，“所有權是占有權，同時又是排他權；所有權是勞動的代價，又是對勞動的否定；所有權是社會的自發產物，又是社會的解體；所有權是一種公平制度，同時又是盜竊。”③蒲魯東認為，“所有權”是以上所有方面的總的合題，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體系，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范圍內，是不可能解決勞動者貧困問題的。客觀而言，這一結論倒是比較準確，蒲魯東看出了資本主義經濟根深蒂固的不公平性和不合法性，提出了取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然而蒲魯東依靠“系列辯證法”所構建的經濟進化序列，完全來自于正反合抽象規律的機械投射。《貧困的哲學》表面上運用了所謂“矛盾”、“二律背反”、“系列辯證法”等哲學框架來闡述貧困之類的經濟問題，但在實質上，經濟問題只不過是他的抽象哲學的經濟注腳，只不過是哲學的經濟學運用而已，如果把貧困之類的經濟問題換成其他問題，那么蒲魯東也一定能夠完成那些問題的矛盾體系的構建，原因就在于發揮靈魂作用的只是哲學的正反合三段式，而不是經濟學。那么，蒲魯東的系列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自否定辯證法又是什么關系呢？它們確有相似之處，都試圖提供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并以這種思維方式將各自所處理的材料連貫成一個有機體系。蒲魯東特別強調“系列”的重要性，而脫離“系列”的孤立事物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只有運用這種方法，一種觀念，一個事實就會顯示出矛盾關系，并顯示出兩個對立系列的結果，從而得出一個預期中的新的綜合觀念。這就是由三段論和歸納法的既對立又相結合而形成的新工具所遵循的普遍而變化無窮的原則。”④這種重視經濟事物之間的聯系性和矛盾性的方法，使得蒲魯東的經濟哲學超越了古典經濟學家“事實就是真理”的實證視野，在一定意義上具有辯證法的色彩，所以馬克思才認為“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于辯證法”。然而，傾向于辯證法與真正掌握辯證法是不同的，由于蒲魯東“追求一種可用來先驗地構想某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式的所謂‘科學’，而不是去從對歷史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即對本身就產生了解放的物質條件的運動的批判的認識中得出科學”，⑤所以蒲魯東的經濟哲學就只是一種“追逐公式”的投射哲學，而不是通過經濟學場域體現出來的哲學；是一種借用經濟范疇作為棋子的形式哲學，而不是由經濟問題展示出來的哲學；是一種與經濟學處于外在關系的獨立哲學，而不是沒有經濟學就無法實現自身變革的哲學。就此而言，蒲魯東的經濟哲學具有虛假性質，它只是在形式上結合了經濟學和哲學，在內容上仍然缺乏經濟哲學的實質規定性，而馬克思對具有經濟哲學虛假性質的投射哲學持以鮮明的批判態度，這種態度集中地體現在他發表于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一書中。

二、走向經濟哲學：《哲學的貧困》的方法論批判

當普魯東以哲學投射的方式為他自己的經濟學提供內在理論構架時，馬克思已經同傳統的一切哲學徹底決裂，在人類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創立了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的發現促使馬克思意識到：任何以某種抽象的哲學體系來投射現實的做法，都是必然要失敗的；任何脫離歷史的、現實的經濟哲學觀點和體系，都不具有科學意義上的合法性。因此，科學意義上的經濟哲學要求研究者必須充分占有大量的經濟學實證材料和經驗證據，嚴格按照經濟現象本身的歷史邏輯來發現經濟的內在規律，而不是以某種主觀的抽象公式來臆造經濟事實和經濟范疇。只有如此，研究者才能破解一系列經濟謎團和歷史謎團，在理論上指出人類解放的現實道路，從而這種研究就會展現出合理的經濟哲學意蘊。實際上，這種經濟哲學工作是在《資本論》中系統地完成的，而馬克思首先要對經濟哲學的方法進行闡釋，這一闡釋又是通過對普魯東《貧困的哲學》的方法論批判實現的。正如馬克思后來所說：“我們決定重新發表《哲學的貧困》（初版已售完），是因為該書包含了經過20年的研究之后，在《資本論》中闡發的理論的萌芽。閱讀《哲學的貧困》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可以作為研究《資本論》和現代其他社會主義者的著作的入門。”⑥可以這樣說，在馬克思完成作為經濟哲學典范形態的《資本論》的過程中，《哲學的貧困》因其經濟哲學的方法論批判而值得加以考察，這是我們將《哲學的貧困》作為考察對象的理由。具體來說，馬克思是從以下兩個方法論層面批判普魯東經濟哲學的：第一個層面，馬克思批判了普魯東對待經濟范疇的抽象做法，進而把經濟范疇歸結為生產關系的理論表現。根據《德意志意識形態》所闡發的唯物史觀，馬克思在與普魯東的論戰中堅持對經濟范疇作出唯物主義的解釋，以此為出發點，馬克思就能夠清楚地發現普魯東經濟哲學的錯誤，這種錯誤表現為普魯東經濟哲學的非歷史的、抽象的方法。“經濟學家們的論證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待資產階級對封建社會的否定，還能體現出一定的歷史性眼光，但是一當他們對待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實，這種歷史性眼光馬上就被抽象方式所取代。“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范疇。”

“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⑧而普魯東作為一名蹩腳的經濟哲學家，無批判地接受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點和做法，只是用他的哲學對經濟范疇編一下次序就可以了。“既然把任何一種事物都歸結為邏輯范疇，任何一個運動、任何一種生產行為都歸結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個結論，產品和生產、事物和運動的任何總和都可以歸結為應用的形而上學。黑格爾為宗教、法等做過的事情，普魯東先生也想在政治經濟學上如法炮制。”⑨眾所周知，“黑格爾為宗教、法等做過的事情”就是把宗教、法等各種事物的多樣性規定抽象掉，然后歸結為他自己絕對哲學體系的環節，同樣如此，普魯東的經濟哲學也是把經濟事物的多樣性規定抽象掉，最后歸結為一些邏輯范疇。馬克思指出：“在最后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為邏輯范疇”。瑏瑠普魯東的方法就是把商品生產的最高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抽象化，結果他得到抽象的“平等”，然后又把它變為“實體”，把現實存在的經濟事物看成是它的“樣態”。這樣，歷史就成了一部無人身的理性演變史。由此可見，普魯東根本無法理解：“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瑏瑡他把經濟范疇和生產關系完全割裂開來，不是把經濟范疇看作是生產關系的表現，而是把現實的生產關系看作是抽象的經濟范疇的實現。既然他忽視了生產關系的歷史運動，那么他就只能到“無人身的人類理性”懷抱里尋找經濟范疇的來歷了。第二個層面，馬克思批判了普魯東經濟哲學的“辯證圖式”，進而繼承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精神實質，把握住了辯證運動的實質。在《貧困的哲學》中，普魯東庸俗化地運用著黑格爾的辯證法，歪曲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精神實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理性的自我運動的辯證法，即理性進行自我設定，自己和自己對立起來，并且自己和自己的對立面互相均衡、互相抵消，從而形成一個新的合題。可見，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基于對立和斗爭的辯證法。但是普魯東和黑格爾不同，他否認理性、觀念和范疇的對立運動的可能性，認為經濟范疇都是從上帝的心里流出來的東西。那么，這些范疇又是如何產生出歷史的運動呢？普魯東認為這是一連串的對抗運動的結果，而這些對抗又各自分為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普魯東先生認為，任何經濟范疇都有好壞兩個方面。”“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害處加在一起就構成每個經濟范疇所固有的矛盾。”瑏瑢究其實質，普魯東是從處于辯證運動當中的經濟事實機械地劃分出好、壞兩面，而把好、壞兩面的對立和斗爭取消掉，這樣經濟事實的矛盾運動就停止了，由此出發的經濟哲學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例如，如果把封建主義的農奴制度、特權等壞的方面取消掉，那么引起斗爭的一切因素就會滅絕，資產階級的發展在萌芽時就會被窒息，因此歷史的發展也會一筆勾銷。馬克思指出：“為了正確地判斷封建的生產，必須把它當作以對抗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來考察。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一個代表著社會上壞的、有害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后成熟。”瑏瑣與普魯東不同，馬克思把事物內部的對立、斗爭和統一看做是辯證運動的實質，因此他在改造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證法的同時逐步創立了唯物主義辯證法，揭示了人類社會和經濟運動的真實的辯證法，這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展示經濟哲學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論前提。

三、作為經濟哲學的《資本論》哲學

以馬克思一生的理論歷程來看，如果他早期的哲學仍然稱得上是對傳統西方哲學的變革，那么這種變革就還是停留在原則化和方法論的層面，尚缺少政治經濟學等經驗內容的充分支撐，直到馬克思中晚期的經濟學研究，即《資本論》及其手稿時期，馬克思哲學的早期革命才獲得實質性的豐富和充實，這是因為當馬克思還未能充分占有政治經濟學材料，還處在吸收和消化古典經濟學成果的過程時，馬克思還無法徹底走出實踐生活的抽象表達之路，而正是《資本論》的寫作，促使馬克思哲學不僅在形式、視野上，而且在內容、細節上真正地擺脫了哲學的抽象化規定。《資本論》哲學通過在現實資本主義社會層面上展現社會生活本質和人類自由前景的方式，完成了傳統哲學只能在抽象層面上才能展現社會與自由的任務，從而在科學理論的意義上實現了對特定社會形態的歷史性考察，這就是《資本論》哲學作為經濟哲學的獨特之處和重大意義。具體而言，作為經濟哲學的《資本論》哲學是通過以下幾個方面體現的：

第一，作為馬克思哲學之代表的唯物史觀是在《資本論》手稿的經濟學語境中闡發的。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哲學的代表，這一點已經得到學界的公認，而馬克思關于唯物史觀的兩段經典論述均是在分析以經濟問題為主的社會歷史關系過程中提出的。第一段論述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瑏瑤當傳統哲學家們同樣關注“某種范疇”、“觀念形態”時，總是從意識性的來源，如理性、感性、經驗等，或是從具有神秘色彩的來源，如理念、上帝、自然等方面，來尋找范疇的起源和發生過程。就任何理論形式和實踐活動無不與人的意識相關而言，哲學家們找到的這些來源以及發生發展過程當然具有合理性，但是問題在于他們滿足于這些來源，以為已經找到了歷史的真正出發點和起源。殊不知，哲學家們只是說出了事情本來面目的一部分，而忽略了這些所謂來源的來源問題。這樣，馬克思就在哲學家們止步不前的地方繼續向前考察，終于發現了歷史的真正出發點和起源地：物質生產，并由此開始重新解釋社會歷史和意識形態。可見，經濟問題的研究對于馬克思哲學的形成具有視角轉換、范式重建的意義。第二段論述是在《資本論》的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瑏瑥從這里可以明顯發現，《序言》時期的馬克思已經放棄了《形態》時期還在使用的一些傳統哲學和比較一般化的術語，如交往形式、市民社會等，而啟用了一批更能代表自己哲學的概念，如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筑等。在馬克思這樣嚴肅的思想家那里，概念演變從來都不是簡單的術語改變，而是意味著考察社會歷史的視角的深化和觀點的推進。眾所周知，《序言》時期的馬克思已經制定了剩余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從理論上闡明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規律和內在機制，正是在這些經濟學研究基礎上，馬克思才得出了唯物史觀的準確觀點，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生活制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方式的矛盾導致革命”等觀點。這些觀點不僅是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產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馬克思對哲學問題的經濟學回答，哲學（唯物史觀）和經濟學的高度融合已經成為《資本論》哲學的基本規定。

第二，正是哲學的研究方法，促使《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不再是純粹的政治經濟學，而是具備了哲學品格。關于《資本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辯證法、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方法等。在這些方法中，辯證法是靈魂和核心。馬克思認為自己的辯證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辨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瑏瑦然后又闡述了辯證法的兩個特征：一是唯物性，“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瑏瑧二是批判性，“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瑏瑨可以說，正是唯物的、批判的辯證法的實際運用，才使得《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證主義視野、經驗主義世界觀和工具理性主義，亦即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發財致富的科學”的本質規定性，從而在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實現了變革。鑒于學界已經對這些方法做過大量分析，在這里僅以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為例，對哲學方法如何被馬克思運用于經濟學研究做出闡述。在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中，“抽象”是指從眾多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質特征，而舍棄特殊的非本質特征的方法，這里的“眾多事物”當然是感性、具體的，因此抽象方法實際是具體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對于傳統西方哲學而言，抽象方法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方法，因為傳統西方哲學所做的就是將整個世界或社會歷史抽象化的工作。與此同時還可以發現，成熟于哲學領域的抽象方法，也被自覺地運用于古典經濟學領域。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深刻地指出：“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瑏瑩這里的“差別”正是抽象與具體的差別，或者說具體上升到抽象與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差別。具體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表現為“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表現為“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瑐瑠馬克思認為，抽象方法忽視了經濟范疇的社會歷史性和暫時性，把從資產階級經濟關系中抽象出來的范疇看成是永恒范疇，這與其說是解釋現實的經濟關系，不如說是掩蓋現實的經濟關系。而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則時刻注意到任何經濟范疇的社會歷史背景，始終把經濟范疇的抽象分析和歷史分析緊密結合起來，在對一個范疇的具體分析中展現其“多樣性的統一”。由于運用了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馬克思才能夠以經濟范疇體現的客觀矛盾之間的必然聯系為基礎，深入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機制，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透視。

第三，《資本論》的經濟學研究滲透著濃厚的價值導向，這里的價值導向主要是指對人的自由發展的訴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將經濟問題與人的問題緊密地聯系起來，既要透視經濟問題的人本意蘊，也要看到人的問題的經濟內涵，這一點構成了馬克思試圖綜合經濟學和哲學的第一次努力。不過，盡管馬克思此時的人本主義批判極其強烈，他還是很快就發現了這些批判所依據的人的“應有”的虛假性，這又會直接導致批判的無效，他于是放棄了從人本主義進行經濟學批判的視角，轉而對人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世界進行考察，考察的結果便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對唯物史觀的經典論述。在那里，馬克思自覺地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角度來發現人的發展的歷史路徑，從對經濟問題的冷靜分析來凸顯人的發展的歷史形態，這就將對人的思考落實到了對社會歷史的科學分析基礎上。能夠代表馬克思此時研究成果的當屬《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提出的人的發展的三階段理論：“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瑐瑡這段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資本論》時期的馬克思是如何看待人的發展問題的。一方面，馬克思始終追求人的自由發展和全面發展，并將人的發展具體地定向于人的自由個性，這是馬克思繼承了早期哲學研究時期的價值指針；另一方面，馬克思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從“人的生產能力”、“物的依賴性”等經濟視域來探索人的發展的現實道路，這使得《資本論》的價值導向建立在堅實的經濟科學基礎上。《資本論》關于人的問題的研究表明，人的發展既不能依靠人的美好的主觀愿望，也不能訴諸經濟運動的自然結果，而是一種需要人們在自覺把握歷史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努力加以實現的可能性。

四、經濟哲學的理論定位及其走向：以狹義經濟哲學為例

通過對《貧困的哲學》書名的辨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貧困的哲學》中的“哲學”是一種關于經濟的哲學，然而再深入分析這一關于經濟的哲學，會發現蒲魯東的方式不過是把經濟作為哲學的腳手架而已，這種做法只能算作是經濟與哲學的“非此即彼”，還無法實現經濟與哲學的“內在融合”。由此看來，要從事經濟哲學的工作，不能僅僅滿足于運用哲學理論或哲學方法來探討經濟問題。那么，經濟和哲學的結合究竟采取怎樣的方式才能成為真實意義上的經濟哲學？我們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問題是厘清經濟哲學的三種不同的理論定位。具體來說，經濟哲學研究不能停留于泛化的廣義經濟哲學上，而應當同時開展相對廣義經濟哲學研究和狹義經濟哲學研究，通過應用哲學和理論哲學的互動，實現經濟哲學的可持續發展。鑒于狹義經濟哲學具有重要意義而學界對其認識又明顯不足，因此下文將以狹義經濟哲學為例，著重探討中國當前經濟哲學的理論定位及其可能的走向。首先，狹義經濟哲學不是哲學研究領域中的部門哲學，而是哲學研究的一種視野、維度和范式，因此中國當前經濟哲學應當深入開展哲學范式意義上的經濟哲學，以期為哲學研究開辟新的視域和生長點。在西方哲學發展史上，物質生產等經濟問題向來是被哲學家鄙視的低賤活動，哲學家們根本不愿意從生產、勞動當中發現什么具有哲學意義的東西。直到普魯東和馬克思的著作，經濟哲學才算開始，標志便是他們都不再從純粹哲學的角度來闡發哲學思想，而是徑直地從經濟問題的角度來闡發哲學話語。首先來看蒲魯東，雖然他所構建的“經濟矛盾的體系”存在各種各樣的硬傷，但是他已經開始了將經濟學和哲學相結合的努力，他力圖在哲學高度上解決經濟問題的嘗試也有積極意義（盡管從某種意義上看又具有虛假性）。然后來看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代表的馬克思哲學思想基本都是從經濟學語境中提升出來的，有些思想甚至直接地就是經濟學思想，經濟學和哲學在馬克思那里已經是“水乳交融”、“不分你我”的狀態了，也難怪馬克思的哲學觀點往往被理解為“經濟決定論”，這一情況可以看作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的另一種證明。通過以《資本論》為代表的一系列經濟著作，經濟哲學的具體規定性已經顯示出來，這就是通過經濟問題的研究來闡發哲學思想，通過經濟問題的解決來推進哲學的發展和突破。這就對中國當前經濟哲學的發展提供了啟示，即經濟哲學不能停留于研究領域的層面上，而應當提升到哲學范式的層面上，以經濟學研究來深化對傳統哲學的概念、命題、方法和結論的理解，從而為哲學研究開辟新視角和新方式。其實，相比于那些在思辨和觀念領域探討世界、本原、真理等話題的哲學，經濟哲學的特征并不是不再探討這類話題，而是從經濟或經濟學這樣一個嶄新的維度重新探討原有話題，這樣就能夠帶來哲學范式的轉換。其次，狹義經濟哲學不是經濟問題的哲學思考，而是哲學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因此中國當前經濟哲學應當重視哲學研究的經濟學路徑，注重從經濟學中發現哲學問題和實現哲學理念。相對廣義經濟哲學和狹義經濟哲學都表現為經濟學和哲學的結合，但是就兩者的比較而言，前者側重于經濟問題的哲學闡釋，它走的是一條從經濟學“上升”到哲學的路線，后者側重于哲學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它走的是一條從哲學“落實到”經濟學的路線。作為哲學博士的馬克思，當他走上經濟學研究道路時，他的哲學思想才能夠逐步擺脫其他人思想的束縛，也才有了屬于他自己的哲學思想。在馬克思那里，經濟學和哲學的結合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一種努力，而是關系到馬克思哲學能否根本性地變革傳統西方哲學、能否實現哲學的“改變世界”使命的重大事情，因為馬克思通過經濟學研究，已經深切領會到這樣一點：根本的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而在欲以改變的這個世界中，經濟活動是最基礎性、最具奠基性的活動，其他一切活動都是在經濟活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范圍，并給予應有的重視。”瑐瑢經濟活動對于哲學的意義體現在，哲學要實現改變世界的目標，就必須首先關注經濟領域，研究經濟問題，通過經濟學研究來獲得改變世界和理解世界的切入點。在這種意義上，《資本論》的經濟哲學便是馬克思對經濟活動的“全部意義和全部范圍”的理論探索。很明顯，這是一條從哲學“落實到”經濟學的路線。這一點對中國當前經濟哲學的啟示便是：如果不深入研究甚至是無視每個人眼前的活生生的經濟現實，如果不以人類歷史中的經濟運動為基礎和背景，那么任何旨在改善人類處境的經濟哲學言說都將歸于無效。因此，經濟哲學欲對社會生活發生積極的影響，就應當把個人的自由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文明的高度發展等命題和現實的經濟問題深刻地關聯，通過經濟學研究發現人類生活的客觀規律、敞開人類解放的現實道路，這樣的經濟哲學研究才能在把握生活真實的同時實現哲學的真理。

作者：鮑金單位：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