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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對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結合的政策措施,經濟在2009年第二季度走向復蘇,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但是,隨之而來的政府主導的信貸擴大、貨幣投放加大和投資速度過快等一系列措施也可能會引發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政府投資、政府取代市場主體地位等風險。因此,在后危機時代,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應堅持市場經濟制度,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最優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政府應選擇積極退市,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其宏觀調控作用。再者還應積極尋求政府和市場的最佳結合點,平衡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保障和促進中國經濟平穩、持續、快速發展。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平衡;政府;市場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進而席卷全球,導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發生對于歐美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打擊巨大,中國經濟也受到重創。此后,奧巴馬政府投入7,000億美元救市,并且采取擴大政府支出和減稅的財政政策,以及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中國政府也投資4萬億元刺激經濟,擴大內需,并行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由于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采取的積極措施,整個世界經濟開始逐步走向復蘇,可以說正在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從2009年第二季度開始各項經濟指標的同比增長顯示出強勁的復蘇軌跡,全年GDP增長達到了8.7%。我們可以作出判斷: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后金融危機時代”。
此次中國經濟能較快從危機的泥潭中解脫出來,最大得益于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積極干預和刺激。但是,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在經濟發展中政府和市場作用是相輔相成的,政府作為“守夜人”其作用定位于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市場機制才是能使整個社會資源達到最優配置的真正主體。因此,在后危機時代,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討論又被推向風口浪尖。中國經濟發展中應該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一、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理論淵源及其發展
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之前,政府干預和市場自由之間就開始了分歧與爭論。1776年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提出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市場會自發調節經濟的運行從而使資源達到最優的配置,就此構建了西方國家市場自由競爭的神話。直到1929年~1933年經濟大危機的發生,經濟學家開始懷疑市場的萬能,凱恩斯提出了政府應干預經濟的理論,這一理論受到了當時西方各國的追捧并付諸實踐,指導西方各國從危機中解脫,并創造了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經濟大繁榮。此時,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自由競爭退出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到20世紀70年代自由主義思想在凱恩斯主義受到質疑時紛紛興起,芝加哥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傳統理論和自由放任的思想,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市場自由競爭更是盛極一時。最著名的要數貨幣主義代表弗里德曼,他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蕩遠遠低于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中國論文聯盟整理儲蓄和投資[1]。
在政府和市場的分歧和爭論中,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將兩者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各自扮]各自的角色,又相互作用、相互補充。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既堅持市場機制的自由競爭的自發調節作用,又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以保持經濟有秩、有序的發展。
二、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的措施及對經濟的積極影響
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在2008年第三季度加速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08年我國GDP增速連續五個季度下滑,第三季度的增幅首次回落到10%之下的9.9%,而9月份更是下降到9.0%,達到了近年來的最小增幅。面對經濟下滑,中國政府及時采取了應對金融危機的對策,主要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措施的實施很快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中國經濟快速步入復蘇的行列。
1.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采取的措施
(1)積極的財政政策。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政府立即做出反應,采取了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導的十項措施,包括鐵路、公路、機場、能源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加強教育衛生文化事業的投入、生態環境建設的投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入、自主創新、結構調整的投入、災后恢復重建的投入等,計劃到2010年底投資4萬億元。這4萬億元的投資將民生工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目標是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這些措施一方面為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二者兼顧。同時,國家運用稅收的政策工具調節經濟,實行了結構性減稅和推進稅費改革,采取減稅、退稅和抵免稅等多種方式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
(2)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危機之前,為抑制經濟過熱,中央銀行一直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效果顯著。危機襲來后,經濟出現下滑跡象,2008年9月份國務院改變策略,推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央銀行連續三次降低利率,兩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增加貨幣供給,適度放松信貸供給。具體包括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優化信貸結構、進一步發揮債券市場的融資功能、進一步改進中央銀行金融服務等。2009年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
2.政府政策的積極影響
在政府采取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作用下,中國經濟在2009年上半年開始復蘇。在經濟增長表現出拐點時,我們可以用GDP的同比增速來表示(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2008年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GDP的同比增長速度從11.3%下降到9.6%,降幅為1.7%,到2009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長速度達到最低位——6.2%,和2008年第一季度相比降幅達到5.1%,經濟增長已經達到最低,危機的負面影響完全暴露。到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拐點開始出現,同比增長速度開始回升,達到7.1%,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和政策效果的增強。此后2009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經濟增長明顯增強,到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同比增長甚至達到了11.9%的高位。可以判斷,中國經濟從2009年第二季度開始復蘇,并逐步持續增長,全面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在2008年~2010年經濟增長出現轉變的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積極作用功不可沒。
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為經濟復蘇做了很大努力,投入了數萬億元而且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政府的作用力越強,人們對政府的的信任會進一步增強,政府會被賦予一種想當然的角色應當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而相應的人們對市場所抱有的信念就會被削弱。而這種現象顯然會阻礙未來的經濟增長,并為宏觀經濟的發展埋下一些潛在的風險。
三、中國政府政策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帶來的風險
1.政府投資的過度擴張,在后危機時代會形成經濟增長對政府投資的過度依賴
縱觀政府的4萬億元投資的經濟刺激計劃,目標是保證經濟增長,投資的去向大多是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方面,與民生關系最直接的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資總額不足1/10,醫療、教育投資只有總額的1/100,這種投資分配方式對于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的作用較為明顯,但是對于增加居民收入的作用微乎其微,居民收入不能大幅增長,靠提升消費擴大內需的愿望就不會得到實現。由于世界經濟恢復速度較中國基本是慢半年,故我們通常所說的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的出口在短期內不會帶動經濟的增長。這樣看來,經濟增長對4萬億元的政府投資依賴就會加大[2]。
另一方面,如果考慮政府投資的擴大具有一定的慣性的話,政府會形成過度擴張。而隨著經濟走向復蘇,政府必然要退出支持措施,但由于政府的過度擴張,一旦政府退出,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將會不可估量,也會導致政府退出支持措施的難度加大。
2.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的貨幣供給過度增加、信貸規模大幅擴大,在后危機時代會削弱市場的積極能動性
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為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出臺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擴大信貸規模。2009年新增貸款總額高達7億元,M2增速接近于20%。2009年一年中貸款的環比和同比增速都大大上升,遠遠高于8.7%的GDP增長所需要的貨幣和貸款速度。這種巨大的貨幣注入在短期可以降低利率,起到刺激經濟的作用[3]。
但是,與此相對比的是,即使在后危機時代微觀經濟仍然相對低迷,企業自身投資的意愿仍然不強,此時,通過貸款增加來推動居民、企業投資增長有很大的困難。在經濟學理論中,市場經濟最核心的思想是市場機制自發調節經濟的運行,從而使資源達到最優化的配置。政府在危機發生的緊急狀態下干預經濟以避免經濟崩潰是合理的,但在后危機時代會形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而言,企業會過度依賴政府的外部信貸投資,主觀投資意愿受到限制,如果外部市場環境得不到改善,企業的市場積極性就不能得到充分發揮,特別是對增加就業有決定影響的中小企業不良影響更為甚之。
除此之外,在政府寬松的政策的刺激下,隨著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即人均GDP的增長,如果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保持不變,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必然會導致工資、原材料價格以及租金的增長,這一切也會導致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通貨膨脹的產生。也就是說,政府的干預在后危機時代會導致通貨膨脹的風險。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市場和政府的關系角度,政府的干預稍有不慎,就會產生政府主導市場的風險,因此,在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要警惕市場重新國有化的可能,要做到這點,必須平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四、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應平衡政府和市場
對于后危機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而言,平衡政府和市場至關重要,這關系著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前途,因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1.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應堅持市場經濟制度,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
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政府積極采取措施挽救市場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發生了變化。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今天,各國經濟發展始終堅持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30年來中國經濟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也創造了值得驕傲的經濟繁榮。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發揮了長足的作用,但由于中國市場經濟經歷時間短,無經驗可循,加之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旦金融危機襲來,政府在計劃經濟時代的過度干預經濟的現象有可能太過明顯。但是為避免金融危機的危害所采取的政府的大規模投資并不意味著市場力量的弱化,相反,在后危機時代,經濟平穩發展之后,中國應繼續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堅定不移地走市場化道路[4],抓住由危機所提供的機會,構建更具競爭力、更有活力的市場機制。因為市場經濟制度的改革和西方國家的事實經驗充分證明了市場經濟的活力,市場是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即實現“帕累托最優”,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最優方式。
2.后危機時代中國政府應擇機退市,積極轉變政府職能
中國政府在危機來臨后果斷地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避免經濟下滑,無論是從決策還是實施力度上都表現出很高的效率。2009年第二季度中國宏觀經濟開始全面復蘇,復蘇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主導的信貸和投資干預的結果。如前所述,貨幣投放、信貸規模和投資總額已經過大,M2的增長速度也已達到高位,已形成貨幣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實體經濟的發展繼續疲軟,資產價格和實體經濟繼續脫鉤,這種經濟高漲的情況還會不斷持續。加之,如果結構性通貨膨脹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的話,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會進一步顯現,國際熱錢就會涌入國內市場,加大國內貨幣市場的流動性過剩。這些情況會為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帶來隱患。因此,在后危機時代經濟回暖階段,政府還是應該從把握經濟穩定的大局、抑制資產泡沫和預防通貨膨脹等方面選擇政策的調整和政府的積極退市,使經濟的發展還位于市場,讓市場機制發揮充分的作用。
就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而言,在后危機時代,政府積極退市后,應轉變政府職能,政府真正做到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具體表現在:一是調整產業結構,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二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變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過度依賴的增長方式,同時注重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問題;三是統籌城鄉發展,從根本上打破城鄉二元體制,推進城鎮化進程,走城鄉一體化道路;四是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強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5]。總而言之,政府應該在宏觀調控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3.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中應積極尋求市場和政府的最佳平衡點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市場是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最佳方式,因此,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市場又存在自身無法克服的自發性、盲目性等缺陷即“市場失靈”,所以市場規律并不能完全調節所有的經濟和社會關系,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就是市場失靈的結果。因此,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不可忽視。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主要表現在提供公共產品、采用宏觀調控手段維持經濟穩定、通過行政的手段維護經濟秩序、調節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并提供保障機制。一旦市場失靈發生,政府就應伸出“看得見的手”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將市場和政府很好的結合在一起。
后危機時代,中國的經濟開始走向復蘇,在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時,應積極尋找市場和政府的最佳結合點,將市場“看不見的手”和政府“看得見的手”結合好,吸取美國次貸危機中市場、政府作用混亂的教訓。中國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而且建立的時間只有短短的20年時間,經驗還很不足,在一些領域我們積極探索市場化道路,讓市場充分發揮調節機制,但在另一些領域,還不宜完全市場化,政府的宏觀調控不宜放松??傊瑧唧w問題具體分析,找準市場和政府的最佳結合點。
綜上所述,在金融危機襲來后,中國的宏觀經濟經歷了嚴峻的考驗,而政府的所為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交了一份相對滿意的答卷,但是我們也不能盲目樂觀,從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現實來看,中國市場經濟的道路任重道遠,市場和政府的博弈仍在繼續,中國經濟發展能做的就是平衡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及其位置——市場是主體,政府是引導。我們應該遵循市場機制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原則,并依據這些基本要素和原則,堅持走市場化道路,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化的發展更加完善,同時發揮政府真正的宏觀調控的作用,保障和促進中國經濟快速、持續、穩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