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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學術界對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及差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區域經濟差異的研究中,多數是基于省級行政單元數據[12-14],這主要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省市區均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在全國各區域層次中,省級層次的利益沖突最為明顯[15]。因此,本文在借鑒區域經濟差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省級行政單元為研究對象,對1990—2002年大陸31個省市區的旅游經濟差異的總體特征及變化作了定量研究,試圖揭示區域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的分異規律,闡釋影響旅游空間差異的因素,提出縮小地區差異,協調地區旅游業發展的對策。

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測度,總是基于一定的指標,且指標能夠衡量各區域旅游經濟整體狀況。從經濟角度研究旅游,可選用的指標主要有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收入及旅游總收入等,但指標的選定首先要保證數據的可獲得性及區域間的可比性。本文選取旅游外匯收入作為我國省際旅游經濟差異的衡量指標,旅游總收入作為旅游經濟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分異性的衡量指標,主要原因是基于我國國際旅游統計指標體系相對比較完善[16],各省市區對旅游外匯收入的統計時間較早且統計口徑較為一致,保證指標的可比性和延續性。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旅游發展的思路是優先發展國際旅游,旅游外匯收入一直是我國旅游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故旅游外匯收入能較好地反映了我國旅游業的發展歷程和各省市區旅游業的總體發展水平,而國內旅游收入和旅游總收入等指標由于某些年份統計資料不全和口徑不一致,數據相差較大,如北京市和上海市在1996年國內旅游收入分別統計為359億元和11.6億元①,兩市間數據缺乏可比性,因而在分析旅游經濟區域差異的動態變化中未采用,在本文中旅游總收入主要用于分析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的分異性。本文用來分析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旅游統計年鑒(1991—2003)、中國旅游年鑒(2003)和中國統計年鑒(2003)。區域經濟的差異程度可以從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兩個方面來反映。絕對差異表示經濟總量水平方面的差異,會受物價水平、量綱的影響,因而不同時點之間可比性較差,相對差異本身是一個比值,沒有量綱,因而不受時間等因素的影響,具有廣泛的可比性[14],因而應根據研究目的和對象,選擇相應的測度方法,為了更準確地反映區域間的經濟差異水平,多數情況下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同時考慮。

2中國省際旅游經濟差異變化的空間特征

2.1省際旅游經濟差異的總體變化態勢

本文以旅游外匯收入作為區域旅游經濟差異測度的總體指標,測度1990—2002年中國省際旅游經濟差異總體變化水平。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總體變化趨勢是,絕對差異在不斷擴大,相對差異呈緩慢下降趨勢,但有一定的波動性。1990—2002年,反映絕對差異的標準差從1990年的176.79增加到2002年的1,053.81,增長了496.08%,年平均增長38.16%,然而,表現相對差異的變異系數從1990的2.131下降到2002年的1.763,僅在1991年、1994年和1998年呈現出略微上升趨勢,表明省際旅游經濟的相對差異逐漸縮小。區域經濟差異的上述轉變與我國各省市區旅游業的發展過程密切相關,隨著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漸增強,各地政府紛紛加大對旅游發展的支持力度,全國旅游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顯著提高,但由于各地旅游資源稟賦、經濟基礎、區位條件等因素不同,導致旅游經濟的發展基礎和發展速度不一致,區域旅游經濟總量的差距反而拉大,從而出現相對差異逐漸縮小,絕對差異卻越來越大的格局。

2.2省際旅游經濟差異變化的空間特征

展示了區域旅游經濟差異變化的總體輪廓,同時,通過對比各省市區旅游外匯收入與全國平均旅游外匯收入的比率,可以分析出1990—2002年區域旅游經濟差異變化的空間特征。總體而言,目前我國區域旅游經濟差異的變化主要表現為沿海地區的廣東、上海、福建、江蘇、浙江和北京等東部經濟發達省區與全國其它省區,尤其是與西部的西藏、甘肅、寧夏、青海等省區之間的旅游經濟絕對差異的擴大。全國除廣東、四川、新疆的比率基本保持不變,北京、廣西、海南的比率呈下降趨勢以外,大部分省市區的比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長,這說明我國大部分省市區與旅游經濟相對發達省市區的相對差異有縮小趨勢。顯示中國區域旅游經濟空間差異仍然較大。全國各省市區的旅游外匯收入僅有少數幾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從1990年的廣東、北京、上海、福建4個省市增加到2002年的6個省市,新添了江蘇省和浙江省,2002年這6個省市的旅游外匯收入約占全國的73%。比率低于10%的省市區從1991年的10個減少到2002年的4個,這說明各省區較重視旅游業的發展,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逐漸提高,旅游相對差異逐漸縮小,但西部地區仍是我國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為落后的地區,2002年比率低于10%的4個地區全部位于我國西部地區,它們是西藏、甘肅、青海和寧夏。1991年比率最高的廣東省與比率最低的寧夏自治區相差為8.926②,2002年比率相差最大的仍然是廣東和寧夏,兩者相差8.514,變異系數沒有多大變化。其中,上升和下降幅度最大的為上海市和北京市,變化比率分別為-2.720和1.033。

2.3省域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的分異規律

旅游業占GDP的比重是反映地區旅游產業地位的重要

指標。2002年,以全國31個省級單元計算,全國旅游總收入即各省市區旅游總收入之和約占各省市區GDP之和的9.5%,每個省市區的旅游經濟貢獻率③平均應為3.2%,以這2個數據為基準,各省市區的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和旅游產業地位被劃分為6個層次。各省市區旅游總收入占全國旅游總收入的比重反映本省市區旅游業在全國旅游業中的地位,即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圖1的縱坐標),分別為高(高于4.7%)、較高(3.8%—4.7%)、相當于全國平均發展水平(2.8%—3.7%)、較低(1.8%—2.7%)、低(0.8%—1.7%)、很低(低于0.8%)。各省市區旅游總收入在本地區GDP中的比重反映旅游業在本省市區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圖2中的橫坐標),分別為高(高于12.5%)、較高(10.6%—12.5%)、相當于全國平均發展水平(8.6%—10.5%)、較低(6.6%—8.5%)、低(4.6%—6.5%)、很低(低于4.6%)。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市區數遠遠多于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區域個數,這說明我國旅游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不高,旅游產業的總體地位不突出,全國旅游業的總體發展更多地受少數旅游經濟發達省區的高水平發展帶動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性嚴重。

大多數省市區旅游業的發展水平與其在本省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水平有一定偏差。僅有分布在中分線上的8個省市區,旅游發展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一致,但兩極分化嚴重,如北京、上海兩市在2002年的旅游貢獻率分別為10.6%、9.8%,而且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旅游總收入分別占GDP的37.0%和20.3%,可見旅游業在兩市發展水平高和重要性大。相反,甘肅、寧夏、青海、山西、吉林、新疆6個省區的旅游貢獻率之和僅有3.5%,旅游業發展水平和產業地位都低。處于中分線上半部的省市區,旅游業在全國旅游經濟中的地位要大于其在本省國民經濟中作用。這類區域的國民經濟水平比較發達,多數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相對而言,旅游業在地區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不突出,即旅游經濟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不相匹配。如山東省的旅游總收入占全國的比例為5.5%(全國平均水平為3.2%),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高,但只占本省GDP的5.8%(全國平均水平為9.5%),旅游業的產業地位低。處于中分線下半部的省市區,旅游產業地位要高于本省旅游經濟在全國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省市區的經濟基礎較為薄弱,且經濟總體發展速度相對較低,因而各省市區充分利用本區域獨特而優秀的旅游資源,大力發展旅游經濟,帶動和加快本省經濟的發展。如比較典型的海南省和云南省,兩省旅游總收入占全國的比例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僅為0.85%,但旅游業在兩省經濟體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分別占本省GDP的15.8%和12.8%,在全國位列第4位和第5位。上述研究表明,旅游經濟發展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在區域上具有一定的分異性。旅游經濟發展水平高,并不意味著旅游產業地位一定高;旅游經濟不發達的地區,旅游業也有可能成為本區域的支柱產業,而目前“全國有24個省市區將旅游業確定為本地區的支柱產業、龍頭產業和先導產業”[17],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凸顯,但一些區域沒有根據本區域的實際情況,提出將旅游業作為支柱或先導產業發展是不現實的,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探索。

3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的主要影響因素

3.1旅游資源稟賦

旅游資源,特別是高級別的旅游資源是吸引國外游客、發展入境旅游的物質基礎[18]。我國幅員遼闊,主要旅游資源地域差異比較明顯,空間分布不均勻,雖然伴隨著經濟發展,旅游資源的重要性有可能下降,但其仍是促進旅游經濟發展和造成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的重要基礎,旅游資源稟賦的空間差異對地區旅游產業的競爭力也將產生重要影響。從全國角度來看,旅游資源總體質量是南方優于北方,以華東地區最為突出,次為華北地區,主要表現在東部沿海省區、長江中下游的中部省區及黃河中下游,這些省區旅游資源種類多、數量大、豐度高、地域組合好,是我國旅游資源開發的重點地區和旅游外匯收入的重要基地[19,20]。

3.2基礎設施

交通、郵電通信等公共基礎設施是一個地區旅游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先決條件,其中旅游交通尤為重要,發達的旅游交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本地區不利的區位條件,增強旅游景區點的可進入性和吸引力,從而擴大客源市場規模,優化客源市場結構。由于鐵路和公路是我國最主要的交通載體,其中,公路的評價主要考慮對旅游者具有重要意義的高速公路和一級公路,這里以兩者的密度(長度/面積)為主要依據來評價交通條件。通過計算發現,2002年,區域內部交通設施水平仍表現為明顯的東、中、西地帶間差距,京津滬3市交通設施最佳,其次是如廣東、山東、浙江、江蘇和遼寧等東部沿海地區,而相對于東部而言,中西部地區的交通條件除寧夏尚好外,普遍較差,若將各省市區的交通密度與旅游外匯收入進行對比,二者的區域差異曲線具有較強的吻合性,表現為交通條件與旅游經濟水平間有較強的正相關性。

3.3區位因素

從空間相互作用理論來看,區位是區域發展的基礎,是發展地區旅游業的一個重要因素[21],它既影響到本區域對游客的吸引力,又影響游客進入的可達性。陸大道先生根據各省市區(省區以省會城市代表)到最近的樞紐海港的距離以及到香港、上海和北京3個主要經濟中心的相對距離,對各地區區位條件進行了評價,現階段區位條件最好的5個省份是上海、廣東、福建、江蘇和浙江,北京、天津、山東和河北列于其后,海南、遼寧和廣西的區位條件在沿海省份中是相對較差,但仍優于內地省份,西南和西北各省區區位條件總體上都比較差[22],從評價結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國旅游業的發展水平與區位條件現狀總體上比較一致,同樣通過相關分析,旅游市場的實際占有率與資源、區位潛力相當,且區位因素的邊際效率大于資源豐度[23]。

3.4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其變動狀況對經濟增長和各產業的發展狀況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三次產業中,西部地區第一產業的比重高于東部地區,而第二產業的比重又低于東部地區,雖然西部地區經過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調整,第三產業比重逐漸上升,但是從絕對數字和相對速度而言,都與東部維持著比較大的差距,并且相對于東部而言,西部第三產業或服務業的發展在指標上明顯處于劣勢[11]。旅游業作為第三產業中的重要組成,它的發展需要其他產業尤其是交通運輸、商業、餐飲娛樂等第三產業的支持,上海、北京、江蘇、浙江、山東等東部沿海地區較發達的工業基礎增強了對基礎設施和旅游設施的投資能力,帶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優化了產業結構,進一步促進了旅游業發展,而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由于不利的區位條件和相對薄弱的經濟基礎,旅游業的發展主要依靠獨特的旅游資源稟賦,旅游業的發展受到經濟基礎和產業規模的限制,從而與東部地區的絕對差距逐漸拉大。因此,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產業發展階段的差異,是構成省域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的重要因素。

4對策分析

本文定量研究了1990—2002年中國省際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差異變化,結果表明:①省際旅游經濟的相對差異逐漸縮小,變異系數從1990年2.131下降到2002年的1.763,而絕對差異在不斷擴大,標準差從176.79上升到1,053.81。2002年,全國各省市區的旅游外匯收入僅有廣東、北京、上海、福建、江蘇、浙江等6個省市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中國區域旅游經濟空間差異仍然較大,主要表現為東部沿海地區與全國其它省區,尤其是西部省區之間的旅游經濟絕對差異的擴大,同時,大部分省市區與旅游經濟相對發達省區的相對差異有縮小趨勢。②區域旅游經濟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存在一定的分異性,即大多數省市區旅游業的發展水平與其在本省整個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水平有一定偏差,全國僅有8個省市區的旅游經濟水平與旅游產業地位一致。③旅游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區位條件及產業結構是影響旅游經濟空間差異和旅游產業地位的重要因素。

旅游經濟差異變化的空間特征反映了各區域旅游經濟發展差異的現實格局。為了全面提高我國旅游經濟效益水平,縮小地區之間的差距,促進我國旅游業整體水平的提高,根據本文對我國旅游經濟差異變化空間特征及影響因素的分析,建議:①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力度,繼續實行已有的對中西部地區發展的促進政策,促進東、中、西部和我國各省市區旅游經濟的協調發展。②東部地區應充分利用其社會經濟、區位等各方面的優勢,以市場為導向,深度開發旅游產品,提高服務和管理水平,發揮我國旅游經濟的龍頭作用,帶動其他省份旅游業的快速發展。③中西部地區要依托自身豐富的自然旅游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挖掘內部潛力,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中部省份提高旅游資源開發利用水平,努力擴大旅游產業規模,加大產品創新力度,形成具有中部特色的旅游產品,西部省份應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加大旅游開發力度,全面挖掘旅游資源潛力,樹立精品意識,使旅游業在西部大開發中發揮先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