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因素經濟增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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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慮環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長模型
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有：Dsgupta和Heal（1974，1979）、Solow（1974）、stiglitz（1974）、Baumol（1986）、Chichilnisky（1995）、England（2000）、WilliamA.Brok和M.ScottTaylor（2004）等。他們的觀點主要是運用新古典增長模型對自然資源的最優開采、利用路徑進行了分析，得出了對未來的比較樂觀的結論。如Dsgupta和Heal將使用CES生產函數，不可再生資源以原材料的形式進入生產函數來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研究還表明：如果勞動、資本及可再生資源等能夠再生的生產要素與不可再生資源的替代彈性小于1，即使存在哈羅德中性技術進步，產出的總量也會存在上限，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是不可能持續增長的。如果替代彈性大于1，則不可再生資源提供的原材料就不是生產的必要投入，這時可產生可持續增長。Stiglitz的模型考慮了人口增長因素，假設技術進步率為不變及資源邊際產量也為常數，則當資本和資源間的替代彈性大于1時，只要技術進步率與資源邊際產量的比值較大的條件下，即使人口增長，經濟也能保持不變的增長率。并且說明技術進步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可以被技術進步所抵消，只要保持足夠快的技術進步速度，自然資源將不會制約人類的經濟增長。Baumol得出結論：自然資源的物質存量是有限的，將隨人類經濟的增長逐漸減少，但技術進步將提高這些資源的經濟貢獻，因此，自然資源的經濟存量將不斷增長，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仍然是可行的。Chichilnisky（1995）年借助于包含自然資本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推導出了的“綠色黃金法則”，認為經濟路徑保持可持續增長的條件是自然資本和消費的邊際替代率等于自然資本的邊際更新率，而影響邊際替代率的主要因素是技術進步。還有許多經濟學家有同樣的認識。
2.考慮環境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因以Romer（1986，1990）、Lucas（1988）等為代表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出現。Bovenberg和Smulders等在Romer（1986）模型基礎上將環境引入生產函數的研究，而Hung、Chang和Blackburn等基于Romer（1990）的模型來研究環境與經濟間可協調發展條件。Gradus和Smulders以及Stokey等則通過擴展的“AK”模型來研究環境污染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問題。而Aghio和Howitt等將環境污染和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來分析環境與經濟可協調發展的條件問題。這些研究都強調技術進步在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中的重要性。
目前，一些經濟學家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解釋經濟與環境可協調發展條件的問題，其主要代表WilliamA.Brock和M.ScottTaylor（2003，2004）。他們是基于由Grossman和Krueger（1993）提出并由Copeland和Taylor（1994）所定義的經濟增長對環境的規模、結構和技術效應，提出經濟和環境之間關系的模型，分別利用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建立相應的模型。
國內學者對經濟與環境的關系理論研究晚于國外，基本上還處于跟蹤國外研究階段。從文獻來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多個方面對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進行定性的研究；二是考慮環境因素的經濟增長模型研究，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長和內生增長兩類模型。如：辜勝阻和魏珊（2000）、李善同等人（2001）、李崇陽（2002）、陳祖海（2004，2006）、何一農和胡適耕（2004）、岳利萍等人（2006）、彭水軍等（2006）等。
二、環境與經濟增長的實證述評
1.實證研究
環境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主要圍繞庫茲涅茨曲線（EKC）展開的。EKC假說最早是由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的，他們在對66個國家14種空氣和水污染指數12年的變動情況進行了研究，發現大多數污染指數與人均GDP間呈現倒“U”型關系。繼Grossman和Krueger之后，許多實證研究都表明，在大多數環境質量指標與人均收入之間的確存在一個倒“U”型的關系。如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Shafik（1994）、Selden和Song（1994）、Friedl和Getzner（2002）。他們幾位的研究都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許多污染指標與人均收入間的關系被稱為倒U曲線。環境庫茲涅茨倒U曲線假設的主要內容：環境質量隨著經濟增長，會出現先惡化后改善的過程，即在國民收入低水平下隨著經濟發展，污染水平也相應提高，環境質量惡化；在國民收入高水平下，隨著經濟發展，環境污染水平下降，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和提高。從接下來的十多年研究文獻來看，環境與經濟增長/發展間關系的實證研究基本上都是圍繞著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設而進行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實證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間演進是否存在EKC假設；二是對EKC從不同角度進行理論或政策解釋。
國內方面，吳玉萍、董鎖成（2002）使用12個質量指標研究了北京市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間的關系，發現存在明顯的EKC特征，認為北京施行了比較有效的環境政策。沈滿洪（2002）等用浙江的數據得出各類污染指標的N形曲線。彭水軍、包群（2006）利用中國的時序數據研究了經濟增長和六類污染物之間的關系，并通過簡化型模型，認為倒“U”型EKC曲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污染指標及估計方法的選取。李達、王春曉（2007）通過綜合簡化型模型，研究了三種大氣污染物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發現它們之間不存在倒“U”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2.計量模型設定與估計方法
EKC實質是收入增長（y）對環境質量或資源消耗（E）的影響，即E是y的函數。各個研究者從不同的假設條件出發，考慮不同的主導因子，設計出種類繁多的方程形式，方程形式有一般線性和線性對數形式兩種，最簡單常見的方程形式是收入與資源環境關系的二次方程，有的為了突出曲線特征形狀而使用收入取對數后的二次方程，得到明顯的倒“U”形曲線。三次方程（如Madhusudan等）顯示為N形曲線，說明現實中存在很多波動效應。Stern（1996）認為，EKC計量技術無外乎三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混合影響（FE）、隨機影響（RE）。另外還有計量經濟分析方法：單位根分析、協整分析、Granger因果檢驗、基于向量自回歸的動態分析、面板數據分析以及聯立方程模型的分析。總體看來，近幾年在計量方法上并沒有很大的進步，計量研究方法和模型的簡單化對EKC研究是一大限制。
3.理論解釋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對EKC現象的理論解釋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人們就經濟結構、規模、科技水平、國際貿易、機制和規制及政策等方面展開。
經濟結構及規模的解釋：Grossman和Krueger（1991）認為，經濟增長就是通過規模、技術和結構效應影響環境質量。規模效應是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將會導致污染排放的增加而使環境質量的下降；技術效應就是通過技術作用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如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以及提高污染減排，技術促使污染排放減少而提高環境質量，同樣Selden、Song、Markus、Magnus也得出相同的結果；而結構效應就是污染密集型的工業轉向輕污染工業的變化使環境質量改善，通過這三種效應所占比重的變化，環境質量隨著變化。特別是技術的變化一方面能使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能促進污染減排，環境質量提高。Panayotou、Lopez、Jean、David、Markus、Antonio等也從經濟結構的改變解釋EKC現象。貿易方面的解釋：Lopez、Copeland、Taylor、Suri、Roldan等從貿易對環境的影響研究EKC。污染企業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從高收入國家轉移到低收入國家，使發達國家環境質量好轉而發展中國家環境質量破壞更進一步破壞。市場機制解釋：Copeland和Taylor（1995）、Agras和hapman（1999）、Rock（1996）、Liddle（2001）等認為，價格機制就是通過提高自然資源價格使得經濟活動能自動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市場參與者作用就是通過市場參與者環境意識增強，使得經濟活動減排，提高環境質量。規制理論解釋：主要有Panayotou（1999）、Chichilinsky（1994）、Hettige等（1995）、Pargal和Wheeler（1996）等。包括正式規制、非正式規制以及產權，一方面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環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對自然資源或能源建立明晰的產權制度。環境質量會因這些制度的變化而變化。
三、啟示
中國正面臨著全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的經濟經歷了高速增長的階段，但依然沒有走出資源型經濟增長路線和傳統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質量、低效益、低產出”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為特征的發展方式，經濟增長與環境問題引發了人們對此問題的關注。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為主，體現的是一種新型的經濟與環境關系，是客觀認識環境要素、系統總結發展實踐的結果，是人類深刻反思經濟增長與環境關系作出的必然選擇。從理論上的探討主要涉及到宏觀經濟理論的前沿問題，而中國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前沿還在跟蹤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
從環境與經濟增長的實證關系來看，中國EKC研究起步較晚，主要是因為中國處于經濟發展初期階段，不具備完整的經濟發展方面的時間系列數據；但是環境問題的緊迫性促使國內學者開始重視這一問題，并且在實證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由于EKC的提出是沒有理論基礎的，除了進行大量實證研究外，還必須廣泛探討EKC在理論上的形成機理，并給出嚴格的證明。在理論探討的初級階段，可以借鑒其他學科成熟的理論，如系統論、熱力學理論等。
在政策的建議方面主要強調“經濟社會發展必須與環境保護相協調”。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在資源、環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今后一個時期，建設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中國必須實現經濟與環境的互利耦合，走環境友好、資源節約、社會和諧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