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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碳排放隨經濟增長的變化

經濟增長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由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經濟規模在數量上的擴大,即商品和勞務產出量的增加。其衡量指標有國內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總量指標。近20年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根據經驗數據測算,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4%[3]。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GDP增長水平總體高于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這一時期,中國碳排放總量也呈現較快增長的態勢。從可以看出,1980—1997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快速時期,碳排放量增長也很快,到1997年后才逐漸降低。

由于碳排放受社會、經濟、自然、生態、技術等多方面的影響,因此,通過研究各主要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可分析未來中國的碳排放趨勢,并選擇合理的溫室氣體減排途徑。據徐玉高等[3]分析中國1970—1994年間各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經濟增長是中國20多年來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僅此一項引起的碳排放變化占總量的94%以上。采用相關分析方法對中國1980—2000年GDP和碳排放數據進行擬合,結果。可以看出,1980—2000年間中國碳排放量的變化和GDP的增長呈顯著相關(R2=0·9581)。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各因素中,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較大,與其他國家相比,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所占比重較大,這與中國剛進入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并長期以來實行的重工業發展戰略相關。這一方面造成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增加,投資的增加加快了重工業的發展,引起對能源、交通的需求也增加,碳排放隨之增加;其次,由于經濟的增長,人均GDP增加,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對碳排放的需求也增加,尤其在一些相對貧困的地區,工業化、城市化剛剛起步,碳排放增加速度很快;最后,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環境破壞,使得碳排放量隨經濟增長而增加。

但是,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會引起技術、制度的變革和經濟結構的演進,由此引起的經濟發展可能使碳排放量在一定時期減少。張雷[4]研究了國家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結果表明,經濟結構多元化發展導致國家能源消費需求增長減緩,而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發展則導致國家碳排放水平下降,兩者結構多元化的演進最終促使國家發展完成從高碳燃料為主向低碳為主的轉變。因此,為研究中國未來碳排放量隨經濟增長的變化趨勢,需要從經濟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出發,更深入地分析經濟增長各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

2中國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的原因

2·1經濟結構的影響

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著眼于短期經濟總量的增長,重視經濟增長的效率,而忽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增長的可持續性,使得經濟增長的效率低下,結果是對資源、環境形成無形的巨大壓力。分析中國的經濟結構可以發現,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高速發展的成就,但經濟結構并未取得明顯改進,工業所占比重約為40%~50%,服務業(即第三產業)僅占33%,服務業比重低于巴西約20%,并低于發達國家約35%~40%(圖4)。因此,中國的經濟結構依然是比較低下的。這與中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并一度強調重工業發展戰略不無關系,而重工業的特點決定了中國經濟目前仍為外延型和粗放型的增長,說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還要走漫長的道路,未來經濟的發展對能源和CO2排放的需求還很大。

2·2能源結構的影響

從經濟增長必需的能源看,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并未改變。2001年,煤炭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的62%,比世界平均水平24·7%高37·3%,而其他清潔能源如水能、核能、天然氣等所占比重不超過11%[5]。計算表明,單位標準煤炭燃燒產生的CO2是等標量石油排放的1·23倍,是等標量天然氣排放的1·75倍[3]。由于煤炭所占比重較大,故中國單位能源使用產生的CO2量高于其他國家。從能源利用效率看,雖然中國在過去20年取得了GDP翻兩番、能源消費僅翻一番的成就,但單位能源消費所產生的GDP仍低于其他主要國家(表2)。因此,改善能源結構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減少碳排放量,中國都將面臨極大的挑戰。

2·3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剛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如果不轉變目前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經濟增長方式,且繼續維持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碳排放量在未來還要持續增長,將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一般來說,根據庫茲涅茨(Kuznets)曲線,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EKC曲線),說明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會伴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惡化,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環境惡化會得到遏止并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好轉[6]。但是,溫室氣體的排放在本質上是人們的生存需要所決定的,且受人們的消費偏好等因素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水平尚處于由溫飽向小康過渡的階段,地區增長不平衡,滿足基本發展需求是第一位的,碳排放的需求仍很大,因此,經濟增長遠沒有達到庫茲涅茨曲線的閾值點,碳排放還會隨經濟增長而增加。在分析各國統計數據的基礎上,錢振為[7]探討了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在21世紀前20年,中國正處在能源需求增長較快的時期,單位GDP的能源消費難以大幅度下降,提高單位能源產生GDP的空間并不大,說明未來碳排放量還將繼續增長。

據Birdsall和Shafik以及Bandyopadhyay等人用更多的時序數據和截面數據估計,人均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間的Kuznets曲線關系是很微弱的;或者,人們接受轉折點遠遠高于現實經濟發展水平的Kuznets曲線,那么經濟發展達到轉折點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已遠遠超過了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水平[3,8,9]。2003年,中國人均GDP為1090美元,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未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仍需要巨大的碳排放空間。盡管1997年后中國碳排放量有所減少,但要達到Kuznets曲線的碳排放量大幅下降的階段,仍然有一段距離。在不損害經濟發展的條件下,GHG(GreenhouseGases,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是衡量減排效果的最好方法。GDP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指每百萬美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溫室氣體排放量[10]。中國是世界上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最高的國家,1990年GDP的CO2排放強度為1·56kg碳/美元,達到世界平均水平0·24kg碳/美元的6·5倍,美國的6倍,日本的16倍[11]。這與中國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水平還比較低下不無關系,而中國外延型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是主要原因。但隨著經濟的增長,技術會得到改進,經濟增長依賴于大量投資和能源消耗的現狀會得到改善,在改進人們消費偏好的基礎上,選擇一條低碳發展的路徑,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高于能源消耗的速度,CO2的排放強度總體上會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由此形成經濟持續健康的增長。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平均年增長率為4·3%,GDP的平均增長率為9·6%,能源消費的增長率遠低于GDP的增長率。在此期間,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強度基本未變。因此,1980—2000年,中國GDP的CO2排放強度平均年下降率為5·6%[12]。從這個意義上看,盡管未來中國經濟處于較快發展階段,對能源、交通的需求還很大,但單位GDP的能源消耗減少的空間還比較大。

3結論

按照目前的經濟增長和消費模式,中國碳排放量將隨經濟增長而增加,其中尤以工業增長排放CO2最為顯著。根據國際經驗,一國經濟進入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加快,交通、能源的消費需求增加,碳排放量將很快增長。如果不改變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沿著一些發達國家的老路去發展,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巨大挑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要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益,大力發展資源節約型產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這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減少未來碳排放量的首要選擇。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單位能源消費碳排放強度大的主要原因,這一方面是中國的自然社會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和中國的能源利用技術落后有關,因此,吸收國內外先進的能源利用和碳減排技術,改進中國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以減少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在中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應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國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將在很長的時期內一直保持下去,但隨著信息化、知識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一國經濟增長可以更多地依靠人才和科技創新以及制度的改進,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益和產出效益,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提升。而明顯地,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可以大大減少工業對碳排放的需求,并逐步改善人們的消費需求偏好,降低單位產值的碳排放量,保護環境。

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本文用相關分析方法探討了中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間的關系,認為二者有顯著的相關性,與現有研究結論基本一致。中國在現階段,隨著經濟增長,碳排放將有所增加。同時,本文又從經濟結構、能源利用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角度進一步探討了中國碳排放增加的深層原因,說明了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碳排放量的增加,這為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挑戰提供了政策參考。但由于影響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因素非常復雜,如消費偏好和一些地區的資源環境狀況等,因此,后續研究可以放在宏觀和微觀經濟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