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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GDP年均增長率接近10%的高增長，其中總消費對GDP的貢獻份額在60%左右，是帶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從最終使用的角度來看，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而居民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在”%以上，因此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中，居民消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人及消費發展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消費的規模不斷擴大，由1978年的1759.1億元上升到1998年的36921.1億元，年均增長16.44%。居民消費總規模隨城鄉居民收入的變化而發生階段性的波動和調整，而城鄉居民收入又受收入分配政策影響。1978年后，我國收入分配政策在很長時期內向城鄉居民個人傾斜，使得城鄉居民個人所得在GNP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由1978年的50.5%上升到1994年的69.6%，其中農民所得比重先上升后下降，1978一1994年間提高了1.2個百分點，而城鎮居民所得比重由1978年的20.1%上升到1994年的38%，上升了18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特別是城鎮居民)收入占GNP的比重顯著提高。與此同時，國家所得占GNP的比重顯著下降，由1978年的31.6%下降到1994年的10.9%。①由于消費是收入的函數，隨著城鄉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消費結構發生了多次轉變，(如80年代中期以前，消費熱點集中在吃、穿等溫飽型消費上;80年代中期后到90年代中期集中在家用電器和家具等耐用消費品上)，已成為前期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從90年代中期開始，居民消費趨向中高檔次(如城市居民新的消費目標是住宅、汽車、電腦等;而農村居民的消費熱點以提高家電占有率和改善住房條件為主)，這就要求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度的提高才能使新的消費對象真正成為熱點，然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不斷趨緩(見表1)，導致消費需求的增幅減小，從而使得生產下滑。生產的長時間下滑導致失業人員和下崗人員增加，這又使得居民收入增長率進一步降低。通過收入和支出的關聯效應，影響到市場需求，進而又影響到經濟增長，形成一個連鎖性的不良循環。

二、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經濟計t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消費的不斷擴張，導致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消費中居民消費所占的比重高達77%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趨勢(見表2)，因此居民消費的不斷擴張，必然導致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根據表2中數據，運用TSP軟件作居民消費對GDP的回歸方程:GDP=380.76520+1.1351489CI+3.1239971C2(1)(1.0284237)(3.9307262)(11.827819)擴=0.999447D.W.=0.862311F=16266.25S.E=621.9496GDP=320.92432+1.0674033CI+3.1974586C2+1392.22292(1.4750191)(56516575)(17.820974)(5.2696712)(2)RZ=0.999843D.W.=1.898285F=33934.47S.E=305.3632其中:GDP為國內生產總值;C1為農村居民消費;C2為城鎮居民消費;z為政策變量，93、94年取值為1，其他年份為氏方程(1)是未考慮其他因素影響的居民消費對GDP的回歸方程，方程中t一統計量為3.9307262，11.827819、F值為16266.25都足夠大，擴二0，999447接近于1，說明GDP與居民消費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線性關系，只是方程的D.W值為0.862311遠小于2，推斷模型可能存在一階自相關。因而在方程(2)中加了一個政策變量z，主要是考慮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居民消費不斷擴張，且逐漸顯示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加入政策變量后，t一統計量為5.6516576，17.820974，RZ為0.999843，F值為33934.47，這說明模型得到了優化，更主要的是該方程的D.W.值為1.898285接近于2，說明模型的一階自相關幾乎已被消除，該模型能夠很好的描述GDP與居民消費的關系。從方程中可以看出，城鎮居民消費每增加1億元，就會使GDP增加3.2億元，農村居民每增加1億元，就會使GDP增加1.1億元。很顯然，居民消費(特別是城鎮民成消費對經濟的拉動效果非常明顯，因此居民消費的擴張可以更快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從表2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居民消費整體上呈上升趨勢，但從1994年開始，居民消費(無是城鎮居民消費，還是農村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卻在逐年下降，且下降幅度較大。如居民消費的增長由1994年的32.70%下降為1998年的5.93%，5間下降了26.77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消費的增率由1994年的31.03%下降為1998年的1.32%，5間下降了29.71個百分點，城鎮居民消費的增長率由1994年的34.37%下降為1998年的10.54%，5年下降了23.83個百分點。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

l、平均消費傾向下降。改革開放以來居民的平消費傾向呈長期下降態勢。有資料表明，1978年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高達0.97，即城鄉居民將他們的所得幾乎全部用于當年消費，而1997年已下降至0.78，即城鄉居民平均起來只將收入的78%用于當年消費，這就表明居民用于即期消費的收入比例大大減少。

2、社會成員收差距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但由于分配不公，導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低收入者，特別是占全國人口70%的農村居民，有較大的消費欲望而消費能力偏低，高收入者有消費能力，但現有的消費欲望卻已基本上得到滿足，而又無新的消費項目，所以缺乏新的消費欲望。總之，財富分配不均使得居民用于即期消費的收入大大減少。

3、五大改革措施的實施。近幾年來國家相繼出臺了住房、養老、醫療、教育、就業等五項重大改革措施，但由于配套措施的滯后，增大了居民預期的不確定性。居民為了應付將來的養老、子女上學等需要，不得不強制性地減少即期消費開支，增加儲蓄(盡管利率水平已經相當低)，這就使得居民消費收入中本來應該被消費的部分，也作為儲蓄滯留起來，從而導致消費需求不足。

4、居民消費信貸不足。由于失信，給銀行造成巨額的呆帳、壞帳，結果產生了銀行的“惜貸”行為，使得銀行雖然資金積壓沉淀很多，卻不敢將資金貸放給那些“無信用擔保”卻急需進行大件消費的個人，這就直接阻礙了資金的流暢，抑制了生活消費。同時我國居民由于受傳統的“攢錢消費”思想的束縛，使得居民產生了“不貸”行為，這也抑制了生活消費，從而制約經濟增長。

三、關于刺激居民消費的政策建議

消費需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是我國歷次經濟啟動中常用的手段之一，而居民消費是消費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筆者認為，在當前居民消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從刺激居民消費入手，具體如下:

1、加大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20年的改革開放，打破了傳統的分配格局，城鄉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得到了多倍的提高。但由于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擴大，絕大部分城鄉居民尚處于中低收入水平，消費能力不足，尤其是農村居民，其有效購買力嚴重不足，這直接影響經濟增長。同時，由于我國消費市場的主體部分在普通階層和農民手中，財富過度集中，使得社會平均消費傾向因少數富裕階層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速度加快而下降，直接影響總消費增長率。因而政府一方面要加強稅收的杠桿作用，加大調節力度，從而縮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要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實際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消費率，來擴大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2、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步伐，增加人們即期消費。由于五大改革政策的實施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滯后，居民對未來的預期不確定，為了應付將來的就醫、購房、養老等需要，就減少即期消費開支，增加儲蓄(盡管利率水平已經相當低)，從而導致目前消費需求不足。為此，建議政府拿出更多的財力專門用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居民的未來支出預期，增強失業者和在業者對未來的安全感，消除人們的后顧之優，從而提高居民的即期消費水平，啟動居民消費市場，推動經濟增長。

3、轉變觀念，發展消費信貸。一方面，政府應頒布保護銀行利益的各種法律法規，為提供消費信貸的金融機構建立保險機制，為金融市場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解除銀行的“惜貸”現象。另一方面，政府應借助各種新聞媒體引導居民消費，鼓勵他們進行多渠道投資(如住房、轎車、股票等)，轉變居民消費觀念，消除居民的“不貸”行為。同時，政府應擴大高階值商品信貸規模，增加品種和形式，使有穩定收入和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居民通過分期付款提前消費高價值商品，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購上不足，購下有余”的消費斷層間題，從而使中長期消費轉化為即期消費。

4、開拓以耐用消費品為主的農村市場，促進農村消費增長。經濟體制改革后，農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改善，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在加速增長，但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對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仍然偏低，差距在40一60個百分點左右。因此，以彩電、冰箱為代表的耐用消費品在農村還有相當大的消費空間，政府應以此為契機，把城市中積壓的耐用消費品運往農村，開拓農村耐用消費品市場，促進農村消費的增長，推動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