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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前期人口持續增長，為生計所需廣泛展開了農業、工商業等生產經營活動，形成了人口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相互促進的機制，人口增長及資源的粗放式開發、利用成為農業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面，為保障民生而發展糧食生產的種種努力，愈發促進了人口增長，加劇了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清中葉以降，糧食生產能力近于極限而人口增長少有節制之下，民眾生活水平趨于下降，社會經濟在相當程度上陷入了“馬爾薩斯危機”。這一盛衰演替的過程在人口規模調控、資源利用方式等方面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關鍵詞：

人口增長；康乾盛世；民生；糧食生產；經濟增長方式

清代前期人口持續增長，由民生需要而興起了遍及邊疆、山區等地的移民墾殖等經濟開發活動，既促成了康乾盛世的繁榮發展，也導致種種資源損耗、生態環境惡化，巨大的人口壓力最終導致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社會經濟限于困頓。對于這些問題，中外學界現已積累了較為豐厚的成果，①但一些相關問題尚多有爭議，仍有深入探討的必要。即如對于康乾盛世的評價，肯定者譽之為傳統農業經濟的頂峰，否定者則強調其生產技術停滯、人口壓力嚴重等種種局限。②將二者綜合起來看，清前期的社會經濟事實上經歷了一個由盛轉衰的過程，而人口無節制的增長實為促成盛衰轉變的一大關鍵。關于清前期人口增長、移民的開發活動對于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論者已多，無需贅論。而與此相對的某些方面，如統治者保障民生的種種努力何以加劇了人口膨脹，偏重糧食生產的政策導向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多方面的影響和制約，學界對其關注、探討尚顯不足。為此，本文擬結合自己與諸賢的相關成果，詳人所略，進一步揭明清前期人口、經濟與民生三者的互動關系及其演變過程，對傳統社會的經濟增長方式略陳管見，以就教于方家。

一、互為表里的人口增長與康乾盛世

康熙十七年（1678），大規模的戰爭停止以后，中國人口合計約為1．6億。自此以后，中國人口走出明末以來的低谷，開始了長達百年以上的持續增長。從康熙十八年（1679）至乾隆四十年（1775）的近百年間，中國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約為6．8‰，略低于唐宋兩代的最高水平。迨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朝治下人口約為3．1億，大大突破了此前歷代的人口規模。［1］17－68清前期人口持續大規模地增長，實為多方面因素交相作用的結果，擇其要者而言之：①其一，長期安定的社會環境，避免了戰亂等不利因素的干擾、破壞；其二，清政府發展農業生產的諸多政策較為得力，如鼓勵墾殖、減輕賦役、興修水利等等；其三，遍及邊疆各地及廣大山區的移民開發活動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積，加上高產作物的推廣、復種指數提高等因素，促進了糧食增產（詳見下文）；其四，城市、市鎮工商業的發展吸納了大量的富余人口；其五，清代富有成效的荒政及社會救濟事業有效地保存了災荒之際的大量人口。②誠如清人所云“盛世滋生人口日眾”［2］，國力強盛、政治清明之際，為百姓生息繁衍提供了各方面的的有利條件，實為古代農業社會慣常的情形。從內地以至邊疆，億萬百姓出于生計所需，普遍開展了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生產經營活動，統治者也多有鼓勵、支持，竭力開發、利用土地、森林、礦產等各類自然資源。特別是在邊疆各地、南方山區，眾多移民以種植糧食或經濟作物為生，其他礦冶業、林特產業等經濟開發活動也頗具規模。各類豐富的資源由此轉化為各色產品，極大地豐裕了整個社會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不同地區、產業的大量人口對于糧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形成了可觀的消費需求。城鎮與鄉村，邊疆與內地、沿海，山區與平原水鄉，以其所產的農副產品（糧食、經濟作物、水土特產等）、手工產品（棉布、絲織品、鹽、鐵器等）互通有無，從而擴大了全國（乃至海外）市場，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呈現了堪稱盛世的富庶景象。［3］117－194綜上所述，清前期形成了人口生產與物質資料生產相互促進的機制，人口增長與大規模地開發、利用土地等各類資源實為農業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保障民食的巨大努力及其后果

在古代農業社會，因為災害頻發、交通條件限制、災荒之際地方官府限制糧食外銷等種種原因，糧食生產、供給不穩定乃至災歉、饑荒的情形在各地皆屬常見。清前期人口大規模增長之下，此種情況尤為突出，“承平日久，生齒既繁。縱當大獲之歲，猶慮民食不充”③。為了保障民生，統治者極為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采取多種措施鼓勵、支持百姓墾辟土地，提高糧食產量。種種努力之下，農業生產達到了空前的頂峰，但過度偏重糧食生產也導致了不少消極后果。發展糧食生產的主要途徑是開發土地資源，拓展耕地。內地各省的可耕地漸已墾辟殆盡，邊疆各地、生產條件相對較差的山區成為移民墾荒的主要去向。康熙五十一年（1712），皇帝認為自三藩平定以來，“人民漸增，開墾無遺；或沙石堆積、難于耕種者，亦間有之；而山谷崎嶇之地已無棄土，盡皆耕種矣。”④迨至乾隆五年（1740），諭令開墾零星田土永免稅課，務求“野無曠土”“民食益裕”，山頭地角、欹斜逼窄砂磧、間石雜砂瘠地等概不放過。⑤乾隆三十八年（1773），皇帝認為內地各省基本上已經開墾殆盡，“若求可墾之地，則惟新疆烏魯木齊等處地土沃衍，尚可招徠屯墾。至于內地開墾一說，則斷無其事，各省督撫亦斷不得以此為言。”⑥至此，全國耕地面積遠勝于以往，估計接近10億畝。［4］148－154在提高畝產量方面，主要是推廣高產作物和提高復種指數，倡導精耕細作。在南北各地推廣種植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南方推廣雙季稻和水稻與麥類、雜糧輪作，在北方各地推廣旱稻、豆類等作物，不少地區普及了兩年三熟制。［5］各地的糧食畝產量由此而有所提高，乾隆中期的全國平均畝產量接近310市斤（原糧），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①乾隆六十年（1795），皇帝總結自己愛養百姓的惠政，“為小民謀生計者，無微不至。”②就發展農業生產而論，其所言大體不虛。當時的全國糧食總產量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峰，為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統治者作出的巨大努力有效保障了民食民生，但如前所述，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口增殖，從而加劇了人地關系趨于緊張的局面。另一方面，過度偏重糧食生產、鼓勵墾荒的政策導向也產生了多方面的消極后果。首先，山區、草原等非宜農土地的開墾加劇了水土流失、荒漠化，森林、草原等資源不斷衰減，生態環境趨于惡化。再者，南北各地河湖淤淺且多遭圍墾、水利設施多有淤廢之下，水旱災害增多，土地沙化、鹽堿化導致地力減退，農業生產力衰退（詳見下文）。最后，糧食生產與其他產業爭地，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后者的發展。雍正、乾隆年間，朝廷、各地官府多有勸止民間種植煙草、果木，實行罷曲造酒，認為它們擠占糧田、糜費米谷，妨害民食。［6］75糧食作物與煙、棉、桑等經濟作物的競爭關系，勢必阻礙制煙、棉紡、絲織等產業的發展。據吳承明先生估算，清中期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占全部耕地的10％左右，［7］214其發展程度亦屬有限。而開墾草原的實質是人、畜之間爭奪生存資源，致使牧業經濟漸趨萎縮。凡此種種，對于經濟作物的擴大種植、農業內部生產結構的調整，以及城鎮工商業等產業的發展，都是非常不利的。

三、糧食生產能力的局限

康乾盛世將農業生產力提升到了傳統社會的最高水平。但頂峰也意味著極限，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幾乎已將糧食增產的潛力挖掘殆盡，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變得異常艱難。與山林、草原、江河湖海爭地的情形愈演愈烈，開發土地資源已近于極致，耕地面積再難有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提高糧食畝產量的努力也受到種種自然、社會條件的限制，成效終究有限。在推廣高產作物、復種制方面，盡管清前期頗有進展，但普及的范圍、程度畢竟有限。南方各地連作或間作水稻比單季稻提高了產量，但要求也高。除了適宜的氣候、優越的水土條件，還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因而難以普遍推廣，主要分布于一些人多地少的精耕區。種植三季稻則僅限于海南、臺灣等地。在北方，水稻的推廣受氣溫、雨量等限制，其種植范圍至清中葉已近于極限。黃河流域的少數地區可一年兩獲，近半數地區推廣了兩年三獲制，但直、晉、陜北部及東北、內蒙等地皆為一季收種。［5］各種高產作物、復種制能增產的程度高下不等，但畢竟有其限度。雙季稻的產量較單季稻一般可增加約50％，稻麥兩熟較一熟稻通常可增產25％左右，北方的兩年三熟田比一年一熟一般可增產近20％。［8］至于玉米、番薯的增產作用，據吳慧估計，有玉米加入輪作復種，一般可增產30％左右；如果種植番薯，北方可增產約50％，南方更高達80％以上。［9］185－187但這兩種作物在清代的種植面積和總產量似亦有限。迄至民國初年，玉米的播種面積近1億畝，占總播種面積的7．6％。［7］199吳慧估計，乾嘉之際兩種作物的總產量僅占全國糧食產量的4．6％。由此看來，清代推廣玉米、番薯的程度亦屬有限，對其增產作用似乎不宜估計過高。迄至清中葉，北方、西南等廣大地區依舊習于廣種薄收、相對粗放的耕作方式，糧食畝產量普遍不高。黃河流域開發既久，且多為旱作區，農業增產的條件和潛力頗為有限。盡管各地不乏賢良官吏倡導轉變生產習俗、精耕細作，但僅憑一己之力，實際效果想必有限。到嘉慶年間，陜北延安一帶的民俗仍舊是“水可以灌田而惰于疏浚，閑田可以樹木而惰于栽植，女惰蠶桑，男惰經營，而常憂衣食之艱”［10］卷39，習俗，276。類似的情形各地絕非少見，其農業生產相對落后，恐怕更多是受制于某些自然環境、社會經濟條件。綜前所述，清前期農業生產的發展主要體現在邊疆、山區開發、番薯和玉米等高產作物的推廣、復種指數提高等方面。其他生產工具、耕作制度、水利、肥料等方面基本上停留在宋明時代的水平，少有顯著改進。［11］242總體上看，清前期的農業生產技術并沒有重大進步，這就從根本上限制了糧食生產能力的提升，傳統農業在日趨沉重的人口重負之下終將陷入困境。

四、“馬爾薩斯危機”與盛世之終結

從乾隆后期至嘉、道年間，中國人口繼續增長，至道光三十一年（1851）攀升至4．3億的空前頂峰，比康熙十七年（1678）增加了近1．7倍。［1］690－707人口規模不斷膨脹之下，糧食增產的成果被增長更快的人口完全抵消，人均糧食擁有量明顯下降，人口與資源的關系日漸緊張，表明“盛世”的終結和經濟、社會危機的深刻化。主要靠擴大耕地面積以解決民食的傳統模式，至清中葉漸已陷入窘境。早在乾隆初年，不少人口稠密地區的形勢已不容樂觀。湖南已是“生齒日繁，生計日蹙”，“縱盡水濱山涯皆為民業，猶恐有限之地不足以養滋生之民”①。乾嘉之際，人口規模之巨近于極致，耕地、糧食緊張成為影響百姓生計的一大問題，“天下田土止有此數，而生齒日繁，斯民雖逢樂歲，生計常苦不足，非民不能謀也”［12］卷2。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農業技術進步滯緩之際，不少地區因為水利設施淤廢、水旱災害頻發、生態條件惡化等種種原因，地力趨于衰退，糧食畝產量開始下降。據學者研究，自乾隆朝以降以至民國時期，南北各地水稻、小麥、雜糧的畝產量率皆呈下跌之勢。［13］149－208大約從乾隆中期以后，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增長漸已不及人口增長的速度，人均糧食擁有量逐漸減少。據估算，清中期北方地區每年人均擁有糧食約592市斤，除去種子、飼料、加工為精糧的損耗、社會儲備等消耗，僅余284市斤左右，平均每人每月不足24市斤。［14］南北各地人多地少、耕地緊張的情形日漸突出，小農種糧所得往往不足以養家糊口，“田收僅足支民間八月之食”。②越來越多的農戶不得不依靠各項副業收入來貼補家用，“以副助農”的謀生手段在鄉村中日益盛行。

人均糧食擁有量趨于減少，加上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分配制度等因素，勢必導致下層民眾的貧困化以及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嘉慶年間，直隸長垣縣，“生齒愈繁，田畝猶是，設遇歲歉，絕少蓋藏。”［15］卷7，田賦書，521－522道光年間，招遠縣，“耕耘收獲，除完官稅外，大率不足糊口。”③南北各地的貧苦百姓對于雜糧、粗糧等相對粗劣的食物漸已習以為常。乾隆年間，山西武鄉縣，“中人日僅再食，歲不登則糠榆木屑悉以充腹。”④直隸沙河縣，“邑人多用高粱、豆莖加以粗細糠秕，并窩窩、餅子之類以作饗餮。其貧者春月采野菜，凡柳絮、榆葉、榆錢、苜蓿、樗葉嫩時，皆和雜糧以為食。”⑤乾隆后期，開始在全國推廣番薯、玉米，以資“濟歉”“救荒”。⑥下層民眾時常面臨饑餓的威脅，其生活水平顯然已趨于惡化。早在乾隆后期，“深思熟慮的一代中國人已開始為從該世紀最初數十年來已習以為常的生活水準明顯的下降所震驚”［16］317。作為傳統農業經濟基礎的廣大小農趨于貧困化，社會經濟的發展業已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人均糧食擁有量減少，意味著供應城市、市鎮等大量非農業人口的商品糧數量趨于萎縮，糧食的供需矛盾加劇。早在18世紀前期，南北各地的糧價已普遍開始持續上漲。乾隆十三年（1748），江南、福建多處城鎮為此相繼爆發了搶米風潮。君臣之間就糧價上漲的各種原因多有討論，很多地方大員都認為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長。

［17］56－70乾隆前期，歷來盛產糧食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供應東南沿海各地的余糧漸已不敷需要，而清廷的多種措施也最終未能扭轉糧價上漲的趨勢。乾隆帝在其晚年不得不承認，人口的空前增長已使“家給人足、比戶豐盈”變得不可能，②而舉國上下為了民生所需作出的巨大努力也并未使得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有所改觀。億萬民眾在生計需要驅迫之下開展的農業、手工業等生產活動中，對各類自然資源往往過度地開發、利用，導致資源損耗與生態環境破壞。對山區、草原等非宜農土地資源的開墾，常常陷入“越是收成歉薄越是擴大墾殖”的惡性循環。③自清中葉以降，人口膨脹與有限的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愈發走向極致：凡此種種，在在表明，從攀升至盛世之頂峰繼而走向低谷的過程中，中國社會日益深切地感受到了“馬爾薩斯危機”的威脅———傳統農業經濟業已不堪人口之重負，難以維持數億民眾的生活水平；如果科學技術、生產力及資源利用方式未能出現重大變革，社會經濟難以全面轉型，勢必發生普遍的經濟、社會危機。正如英國馬嘎爾尼使團在康乾盛世末葉所觀察到的一派衰敗、困頓的景象，“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而發展，而是社會停滯于農業”。［18］554學者龔自珍所描述的衰頹世相同樣宣告了盛世之終結：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概乎四方，大抵富民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19］卷中，西域置行省議，34

五、余論：傳統社會經濟增長方式之局限

綜上所述，清前期盛衰演替的這一歷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傳統社會經濟增長方式的一些共性———人口增長、對土地等資源的粗放式利用往往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這兩個方面一旦接近極限，人口與資源的關系漸趨緊張，又轉而限制了經濟的持續發展。總體上看，清前期的農業、手工業在技術上進步滯緩，⑤生產力水平相對不高，因而難以充分、合理地利用相對有限的各類資源。在此條件下，加劇了清中葉資源緊張、民生困窘局面的另一癥結顯然在于人口的持續增長。對此，盡管統治者已有頗為明確的認識，卻始終未曾加以必要的政策干預。另一方面，最晚從乾隆中期以后，南北各地民間以溺嬰、墮胎、避孕等手段節制生育、控制家庭規模的情形漸趨常見，⑥江南地區甚至借此實現了人口的低速增長和經濟的持續繁榮。［20］但這類節制生育的觀念和技術似乎僅限于少數地區或群體，在全國范圍內遠未普及。⑦換言之，清前期（乃至晚清）的人口總體上仍表現為無節制地增長，因而終究未能擺脫“馬爾薩斯危機”。這個結局，想必是一心講求“愛養子民”的統治者所始料未及的，誠如何炳棣所云：回顧這些，我不禁想到一個很大的歷史嘲弄：作為人口增長的推動力之一的康熙、雍正的“仁政”卻播下了大清帝國衰落滅亡的種子，并在很大程度上間接導致了近代中國的經濟困難。［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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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兵 單位：河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