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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低工資問題歷來是各國政府極為重視的問題之一，最低工資制度在減少貧困、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在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有必要對最低工資制度的現實效應做些研究。本文總結了幾個國內外最低最低工資制度研究的理論模型和理論成果，并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了最低工資制度的經濟效應，并對最低工資制度的實行提出了若干建議。

關鍵詞：最低工資勞動力市場就業經濟效應

工資問題是經濟學領域和社會學領域均涉及到的一個重要論題，也是普通百姓和行政高層所密切關心的重要內容。作為勞動力價值的貨幣表現，工資是勞動者生活的主要來源，維系著每一位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的生存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穩定的物質基礎。而最低工資制度作為國家以法律的形式強加給低收入勞動者群體的重要保障，世界上絕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都建立了這項制度。所以，我們有必要對最低工資制度的經濟效應展開研究，以促進勞資關系的和諧和社會的穩定。

一、最低工資制度的起源與發展

最低工資制度是指有關最低工資的確立與實施的一系列法律、條令、規定及辦法的總稱。它包括最低工資法、最低工資標準、實施范圍、水平調控及監督手段等內容。它是國家干預用人單位工資水平的一種法定形式。

最低工資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于新西蘭等國。20世紀20年代，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瑞士等發達國家也先后實行了最低工資制度。實行最低工資制度的最初目的旨在消滅“血汗工資制”和保護婦女、童工利益。二戰后，西歐一些國家和日本也建立了此制度。目前，最低工資制度已在包括眾多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推行。從實施的范圍上看，該制度以從最初僅限于苦、臟、險行業擴展到幾乎所有國民經濟部門與行業。

二、我國最低工資制度的發展現狀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于1993年11月以政令方式對最低工資實施做出了規定,1994年出臺的《勞動法》中更明確規定了實行最低工資制度。2004年我國政府又進一步補充、修訂了最低工資制度實施的有關條款,全國各地也按照規定提出并調整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近年來,隨著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提出,同時,受物價上漲和工資增長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呈逐年上調的趨勢。

最低工資制度建立至今，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均作了有效的調整，不同程度的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的幅度，有效地緩解了低收入者近年來由于物價水平上漲而帶來的生活壓力。筆者對全國各省會城市(除港澳臺)2008年最低工資標準作了調查。

注：一個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如果有幾個檔次，選擇最高值，并采用市區指標比較。根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指標，分為三類：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均以各省會城市為調查對象。

2008年全國31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最低工資標準值的平均值為664/月，中位數為636/月；而2001年全國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平均值為339/月，中位數為325/月,2008年最低工資標準額度幾乎為2001年的2倍，增長了近98%，可見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的加大和調整頻率加快。目前，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依然是上海，為960/月，最低的是西部地區的寧夏省會銀川和中部地區的安徽省會合肥，均為560/月。從統計的數據可知，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存在較大的差距，最高的仍然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東部的11個省、直轄市最低工資標準額度除哈爾濱、海口外，排名均在全國前10；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額度相近，沒有較大差距。最高的上海幾乎是最低的合肥、銀川的2倍，可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是決定最低的根本原因。

三、國內外對最低工資經濟效應的爭論

（一）國外關于最低工資的爭論

最低工資自開始設立起就在理論界引起爭議。支持者認為，這是確保工人得到最低生活工資所必需的，最低工資給工人提供足以購買基本生活品必須的收入，最低工資可以防止雇主剝削工人，維護社會的公平，最低工資可能會沖擊雇主，使其更注意技術效率，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傳統經濟理論所預期的失業后果。但是反對者認為，最低工資制度的實行最初曾備受經濟學家的指責，認為它增加了失業并帶來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最低工資將增加低技術工人的失業，最后反對者認為最低工資偏離了減少失業的目標，即大多數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并不生活在貧困家庭中。

1.反對者觀點

(1)就業負效應一般觀

點斯蒂格勒1946年發表的《最低工資立法經濟學》是傳統最低工資經濟理論的代表，他認為為減少貧困制定的這種政策不僅對減少貧困未能起到作用而且扭曲了資源配置。之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相信，最低工資法是政府干擾勞動力市場的一種方式，而且最低工資高于勞動力均衡市場，就會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從而使失業人數增加.在完全競爭性的勞動要素市場。如果最低工資高于均衡工資，勞動力的供給會大于勞動力需求，企業愿意招用的勞動者人數少于愿意就業的勞動者數量，社會將會出現失業。隨后的理論界在此基礎上對最低工資的理論分析更為深入：如果政府采取擴展性的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并以此減輕失業的壓力。這些措施會導致價格水平提高使實際最低工資下降，就業增加；當物價上升，實際最低工資下降到一定程度時，政府不得不提高最低工資，結果形成如此循環.這一循環的代價是經濟和就業的波動，工人遭受失業之痛苦，價格水平螺旋上升。如果最低工資低于均衡工資，對就業不會產生影響，但是卻會嚴重損害勞動者的利益。

在雇主壟斷的情況下，即在買方決定的市場中，如果是非歧視性的雇主壟斷，理論界認為當最低工資過低時，它對就業沒有影響，恰當的最低工資會增加就業，但是過高的最低工資反而增加失業。總之，在良好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模式中，最低工資的經濟效應一般是減少就業，而在買方市場模式中，則要根據最低工資確立的水平來預言其對就業的影響。在存在歧視性壟斷雇主時，最低工資要么無效，要么減少就業，而不可能增加就業。

（2）最低工資的溢出效應

最低工資溢出效應理論認為：在兩部門的勞動力市場中，某一個部門企業適用最低工資規定另一部分企業不適用最低工資規定，如果最低工資標準高于不適用最低工資制度企業的工資水平，并促使適用最低工資制度的企業提高工資，這會導致適用最低工資制度的企業勞動力供給增加、需求減少，從而增加這一部門就業競爭的強度，使一部分勞動力溢出。而不適用最低工資制度的企業，由于工資水平不變，對社會就業無較大不良影響。

（3）最低工資的沖擊效應

理論界認為竟爭模型中的某些情況下，工資率的提高，將增加勞動的邊際產品，因而增加了勞動需求。這種可能性適用于強制實行法定最低工資的情況，其原因是：工資率的提高將沖擊廠商，使其從雇用低工資的勞動力轉到提高管理水平，使用更先進的技術，或者更有效的利用現有資本.從理論上來講，最低工資引起的沖擊效應能夠完全抵消任何對失業和資源分配的負面影響，但這種可能性很小。

2．支持者的觀點

很多學者從效率工資的角度出發，認為引入最低工資能產生有益的影響：由最低工資造成的失業對于抑制整個經濟中低工資工人的怠工將產生有效影響。由于最低工資造成了大量失業，因怠工而被解雇的工人找工作將更為困難，怠工的減少，意味著廠商能夠減少效率工資的支付，但仍然能夠促使其雇員付出最佳的工作努力，而較低的效率工資反過來減少了與較高的效率工資相關的均衡失業水平。可以想象，減少的失業數將超過因最低工資的增加而引起的增加的失業數量，因此，最低工資能夠減少總失業水平。

最近理論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比如企業對最低工資的反映模型。1999年Fraja認為最低工資的提高將會使企業給工人更加差的工作條件。在實施最低工資法后，企業會要求工人提供更多的勞動，而不一定解雇工人，這也能部分的說明為什么最低工資的適度增加并不一定出現明顯地失業效應。

3.最低工資經濟效應的實證研究

查爾斯·布朗(CharlesBrown)通過比較一定時期內最低工資的變動與青少年就業的變動研究了最低工資對青少年就業的影響，發現最低工資增長10%，青少年就業減少1%-3%。1999年，阿波德（Abowd）和克拉瑪茲(Kramarz）分別研究了法國和美國最低工資增長與就業的關系。得出結論：最低工資增長會引起就業的強烈變化。在法國，最低工資每增長1％就會減少男性工人1.3％和女性工人1％的就業；在美國，最低工資每降低1％，就會增加男性工人0.4％和女性工人1.6％的就業。

唐納德·迪爾(DonaldDeere)與凱文(Kevin)研究了美國所有州1990年及1991-1992年間青少年就業率與總就業率之間的關系，并與80年代末期的同樣關系進行比較，該研究發現，與總就業率相比，1990年青少年總就業率比以前降低了，1991年和1992年最低工資提高之后就業率更低。而另一項采用了與唐納德·迪爾同一資料的研究表明，與預期的相反，沒有證據說明1990年和1991年的最低工資增加降低了青少年的就業率。

國際勞工局1998年及1999年的報告分析了多個可能造成青少年失業的因素，包括青年人口﹑最低工資﹑總需求等，認為最低工資與青少年就業的關系尚未有定論，最低工資與總需求相比，后者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大。卡德(Card)和克魯格(Krueger)于1995年研究美國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快餐業個案顯示，最低工資的增加對就業率并無負面影響，甚至有正面影響。他們發現，1988年最低工資提高提高至4.25美元后，與其它美國州份比較，青少年工資上升了十個百分點，就業率反而下降了十二個百分點。紐馬克（Neumark）和沃雪爾（Wascher）于1996年使用不同的樣本重新研究新澤西州的個案，結果卻發現，在統計學來說，最低工資的改變對就業率有嚴重的負面影響。

（二）國內關于最低工資的爭論

第一種觀點認為政府不應該強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張五常(2002)就對我國實施最低工資制度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最低工資是一種價格管制,它降低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破壞工商業分紅制度,因此雖然最低工資意圖維護低收入者,但結果卻使得這些下層工人找不到工作。薛兆豐（2001）也認為最低工資法不可取。理由是,市場供求是勞動力價格的唯一決定因素。政府強行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會導致企業用工成本增加、競爭力削弱、勞動力大量失業等惡果。因而最低工資的規定要么得不到真正嚴格的執行,有等于無;要么適得其反,事與愿違。平新喬(2005)則指出,我國尚有65%左右的農村勞動力,在當前農民收入較低的情況下,他們會接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工作,從而使最低工資制度形同虛設。而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會提高民營企業用工的實際成本與違約成本,客觀上削弱城鎮就業量。張建武(2006)認為，勞動力市場是以工資作為信號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的，最低工資的做法本質上模糊了這種信號，使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常常陷入無效率狀態。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可能喪失一部分競爭優勢，并可能加速企業向技術和資本密集型方向發展，從而導致巨大的就業壓力。他還指出，政府消滅貧困和保護弱勢群體，應當通過社會低保政策﹑個人所得稅政策以及其它轉移支付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

第二種觀點支持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謝國忠(2006)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個好政策，他指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將會以兩種方式緩解貨幣升值的壓力，把收入轉向家庭從而支持消費支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劉軍勝(2006)也認為，當前我國各省市最低工資標準普遍偏低，低于它應有的標準，特別是東部以及其它經濟發達﹑生活費支出較高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低于它應有標準的幅度更趨嚴重。因此在最低工資標準的宏觀調控力度上，應該對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實施大幅度的提高政策；對經濟中等發達地區，實施適度提高政策；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實施放緩提高政策。童大煥（2007）認為，我國企業的主要成本不在勞動力成本上，勞動力成本僅占企業成本的一小部分，人工成本提高3到4個百分點，對企業的影響并不大，也不會影響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因此，目前我國不僅需要從法律上提高勞工最低工資標準，而且還應呼吁政府改革。新晨

（三）對最低工資爭論的評析

目前，國內外對最低工資爭論的焦點是在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上，他們形成完全對立的兩種力量：反對者認為最低工資不利就業，支持者認為最低工資能促進就業。筆者認為，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不能從一而論，最低工資政策是增加了就業還是減少了就業，還是對就業沒有影響，取決于某個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的具體情況。如果勞動力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的狀態，最低工資的實行可能會一定程度上降低就業；如果勞動力市場處于買方壟斷的狀態，而且最低工資水平適當，則有利于就業；如果雇主減少雇員的福利，這在客觀上會削弱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另外，國外大量的最低工資的實證分析結果也證明最低工資政策對就業的影響是雙向的。

因此，根據經濟學家們對最低工資的研究以及我國目前的實際，應該將最低工資研究的重點放在如何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制定后的執行和監督，以及各項工資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影響等問題上，而不是繼續停留在要不要實行這一制度的爭論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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