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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經濟”的兩種基本含義

作為一個經濟時代的“金融經濟”“金融經濟”的第二個含義開始流行于21世紀初，是指金融經濟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因素，以致它不再只是一個經濟領域，而是開創了一個新的經濟時代，即以往的貨幣流通、信用活動還從屬于實物經濟，但現在已經轉變為實物經濟從屬于金融經濟，因而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德魯克教授(P•F•Drucker，1986)曾就世界經濟結構三大基本變化提出了著名的“德魯克第三命題”。該命題的基本觀點是:相對于商品和勞務貿易，資本轉移成了左右世界經濟的原動力，以資本轉移、兌換率、金融為特征的經濟幾乎獨立于商品及勞務的實物經濟，并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因素。同時，英國《經濟學家》(TheEconomist，Jan．9，1988)雜志也注意到了這一重大的結構變化，在一篇題為“GetReadyforthePhoenix”的文章中指出，1970年開始出現的世界經濟的最大變化在于，左右匯率的力量從商品貿易轉移到了貨幣流通。雖然這一變化最為明顯，但是最不為人們所理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原有的處于支配地位的經濟理論阻礙了人們去這樣思考。

中國學者黃亞鈞等認為:世界經濟已迎來全球金融經濟時代，與實物經濟相對的金融經濟和知識經濟、網絡經濟一起，構成世紀之交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征，以致用“全球金融經濟時代”描繪當前世界經濟更為恰當、更加符合當今世界經濟的實際，而且它與“實物經濟時代”相對應，更加具有科學性。［5］這些學者都肯定了“金融經濟時代”的來臨。與此同時，國內一些學者還探討了“金融經濟時代”的“史前史”。比如，李翀教授認為:從商品交換和資金融通手段的角度出發，可將經濟發展史劃分為實物經濟、貨幣經濟、金融經濟三個階段;實物經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至20世紀30年代結束;“貨幣經濟時代”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結束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20世紀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變得十分普遍，標志著“金融經濟時代”的開始。［6］而更早提出的一種觀點認為:“商品經濟”概念所要概括的經濟形態，乃是以市場力量來實現資源配置、完成商品交換的一個歷史階段，其實就是國際公認的“市場經濟”概念;從“交易方式革命”的角度來說，本該為之舉行“葬禮”的“商品經濟”概念，用來界定“物物交換”又可獲得“新生”;整個“市場經濟形態”的演化，可分為“商品經濟”、“貨幣經濟”、“信用經濟”和“金融經濟”四個階段，“金融經濟”乃是市場經濟的最高階段。［7］無論“實物經濟”、“貨幣經濟”、“金融經濟”的三階段論，還是“商品經濟”、“貨幣經濟”、“信用經濟”、“金融經濟”的四階段論，都表達了這樣一個理念:“金融經濟”包含著以往的貨幣、信用等“金融元素”，但又因某些革命性變化而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那么，“金融經濟”究竟是怎樣演化而來的?其演化如何展示著“全球性”與“民族性”的雙重特性?如何影響著世界經濟和不同民族國家的經濟?

二、“金融經濟”的全球性與民族性

(一)“金融經濟”的演化過程及其全球性“貨幣”、“信用”古已有之，并且東西方的商業資本、借貸資本都曾促成了很多富商。但是，近代以前的“貨幣”與“信用”，充其量只是一些“金融元素”，還不足于形成“金融經濟”。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傳統的貨幣、信用活動已經難以支撐范圍越來越廣、規模越來越大的商品交換，金融領域的革命勢在必行。“金融革命”包括如下主要內容:商業銀行的發展，信用工具的發展，清算制度的建立，中央銀行的建立，證券市場的形成，金融中心的形成等等。

一般認為，1844年《英國特許銀行法》的頒布，是英國乃至全球現代銀行體系形成的標志。但是，在此之前形成的“宗教革命”和“利率革命”或許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近代“宗教革命”的后果之一是，人們對貸款利息的逐步認可，從民間到政府的寬容態度使貸款供給不斷增加，也就使利率的下降成為可能。尼德蘭和安特衛普的公共貸款利率從1500年的25%降至1550年的9%;英國的利率從1500年的10%降至1624年的8%，1714年之后降至5%;荷蘭在17世紀60年代還可以借到利率低于4%的貸款。“利率革命的意義不僅在于利率的降低，而且在于建立了利率由資金供求來決定的機制，打破了其他封建的或行政的束縛，是近代金融制度建立的關鍵一步”。［8］隨著銀行業的發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匯票、支票等信用工具，重新得到了發展和完善，有的票據已經完全可以轉讓，并且可以像貨幣一樣流通。在商業銀行和信用工具發展的基礎上，銀行清算制度以及中央銀行制度也逐步建立。與此同時，隨著股票、債券的發行及其流通性的不斷增強，證券市場日益形成。盡管“密西西比泡沫”、“南海泡沫”等事件曾令人們“談股色變”，但證券市場還是日益發展壯大起來，并且成為“金融經濟”的最為引人注目的組成部分。商業銀行與信用工具的發展，清算制度與中央銀行的建立，證券市場的形成，以及銀行業和證券業“混業→分業→混業”的演化，都具有全球性影響。伴隨著世界貿易規模的擴大和國際資本市場的成長，倫敦、紐約等城市先后成為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英鎊、美元也先后成為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這樣，“金融全球化”得以形成，其具體表現包括:金融活動“游戲規則”的全球一體化，市場參與者的全球一體化，金融工具的全球一體化，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交易幣種的多樣化，利率的趨同化，金融風險的全球化。

全球化時代的“金融經濟”，不僅囊括了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貨幣經濟”與“信用經濟”的諸要素，而且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增加，以及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它發揮著前所未有的作用。一方面，“金融經濟”使資源配置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展開，從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的虛擬性乃至泡沫性越來越突出，“金融經濟”已經成為全球金融危機的溫床。如果說，“金融經濟”曾經只是服從于“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的一個經濟領域，那么，當它成為日益獨立的“虛擬經濟”以后，完全可以脫離實體經濟需要而變得難以駕馭。這個“虛擬經濟”可以促進世界的繁榮，也可以導致世界的蕭條。

(二)“金融經濟”的利益格局及其民族性“金融經濟”的全球影響，似乎體現了“全球性”而抹平了“民族性”。但事實上，全球化的“金融經濟”并非全人類的“大同世界”，并非各民族國家的“利益均沾”。相反，它使各民族國家成為金融資本的“利潤奶牛”，并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新一輪“馬太效應”的決定性因素。而最能展示現代金融力量的，莫過于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儲備貨幣;不同國家在其中的地位，體現了利益格局的“民族性”。

1.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作為跨國界和跨地區的金融資源配置中心，對區域和全球性金融資源具有集散和輻射作用，對金融產品的價格決定和金融創新具有引領作用。當今世界上影響力居前的金融中心主要是:倫敦、紐約、東京、香港、新加坡、蘇黎世、法蘭克福、悉尼、芝加哥、日內瓦。其中，紐約和倫敦始終是全球性多功能國際金融中心，它們主導著金融產品的定價權和話語權，并且從未停止過世界首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爭奪。比如，2012年7月，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操縱丑聞轟動全球，并且迅速演變成一場以英國央行和美聯儲為主角的對金融定價權、話語權的爭奪戰。畢竟，全球金融資產規模高達數百萬億美元，每年的金融交易量超過1000萬億美元。基準利率哪怕一個基點(0.01%)的變化，就可導致數以千億美元計的損失或盈利。［10］英美可以爭奪對金融的定價權、話語權，其它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只能望洋興嘆了。

2.國際儲備貨幣。從理論上說，黃金(并且是“脫去民族服裝”的金條、金塊)才能充當世界貨幣。而在現實中，如果一個國家足夠強大，那么它所發行的紙幣也能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樣的貨幣包括美元、英鎊、日元、歐元等，但只有英鎊、美元先后成為無以倫比的“世界貨幣”。尤其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美元憑借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占據了國際貨幣體系的霸主地位，美國金融業憑借“美元霸權”，形成了對全球金融乃至全球經濟的強大控制力。何帆先生認為，美國從美元霸權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好處是“鑄幣稅”。保守地估計，外國人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總量的60%，美國每年借助美元霸權向全世界征收的鑄幣稅達到120億美元;同時，美國還可過度發行美元向全世界征收“通貨膨脹稅”，并且，由于美元的貶值，美國既可以減少其債務，又可以促進其出口;此外，美元霸權使美國居民可得到更多的便利，更可使美國金融機構獲得巨大的經營收益。［11］這樣的格局，使美國通過“全球性”的金融舞臺，維護了自身的巨額經濟利益，也使其它民族國家或多或少成為美國的“利潤奶牛”。

總之，“金融經濟”越來越廣泛地影響著世界經濟，也意味著它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各國的民族經濟。“金融經濟”在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更大活力的同時，也增加了具有金融資本優勢的發達國家支配其它民族國家的話語權;并且，由于實物經濟與符號經濟的日漸分離，“金融經濟”還使當代世界經濟隱含了更大的風險，甚至還需要欠發達的民族國家為發達的民族國家“埋單”。

作者：孫健靈單位：曲靖師范學院中國銅商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