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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僵化的農村體制嚴重束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名為“一大二公”實為“一大二空”。農村集體經濟相當薄弱。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農村，用家庭分散經營取代單一集體統一經營，雖然極大地釋放了農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卻沒有帶動農村集體經濟的相應發展。這是合乎邏輯的演變過程。因為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農村，是為了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重構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以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由于舊體制以及附著在其中的單一集體統一經營被廢除了，集體經濟也就失去其賴以存在的載體。隨著農村經濟由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建立在分工與合作基礎上的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必然隨之建立與發展，集體統一經營與家庭分散經營是新型合作經濟不可缺少的兩個經營層次，集體經濟和家庭經濟也會隨著“雙層經營”體制的建立、完善不斷發展起來。這是破解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困境的根本途徑。

［關鍵詞］農村;新型合作經濟;重建

農村集體經濟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農村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大發展，農民群眾的生活也有了舉世矚目的顯著的改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農村集體經濟并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難以從困境中擺脫出來。本文除了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剖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為何發展那么緩慢，還進一步深入論證如何通過重構農村微觀經濟主體，因勢利導建立、完善集體統一經營與家庭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不斷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在發揮集體經濟優越性的同時，充分調動個人的積極性。有“兩個積極性”總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而且沒有個人的積極性，就不可能有集體的積極性。集體是由個人組成的。

一、農村集體經濟因何面臨危機

我國農村制度的建立，完全是主觀意志的產物，不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規律，給農村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挫折，理所當然要被徹底廢除。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廢除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兩種基本形式可供選擇:即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包產到戶是一種保留按工分分配的聯產承包制形式，即堅持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不變，實行生產隊集體組織統一經營、統一計劃、統一分配、統一核算，將土地按人口或人勞比例分配到戶，由家庭經營。實行定產量、定投資、定工分，超產歸己，減產賠償。在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下，生產隊集體仍然是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的經濟單位;同時承包戶收入的多少，不僅取決于其承包任務的完成情況，還取決于生產隊集體經營成果的好壞，集體經濟組織的存在，是不會受到質疑的。問題是，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過程中，許多地方普遍采用深受農民歡迎的包干到戶的形式。包產到戶與包干到戶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包干到戶，各承包戶只包向國家繳納農業稅以及向集體上交公共提留，其余的產品和收入全部歸農戶所有，生產隊不統一調節各承包戶的盈虧，也就是說，自負盈虧單位已經由生產隊轉向承包戶。后來國家取消農業稅，農戶不再向集體上交公共提留。作為集體經濟組織的生產隊的功能就逐漸消亡了。與其相聯系，“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制度隨之全面解體。農村之所以會被徹底廢除，是因為它實際上已經脫離集體經濟的軌道，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農民的集體所有權受到嚴重的侵蝕。從本質上說，它已經蛻變成國家控制農村經濟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頂層設計的指導思想看，之所以要創立農村，是源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獻，馬克思和恩格斯往往把他們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形式稱之為“公社”。

當時，還組織編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該書的編輯出版對最后決定把新合并起來的大社叫作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后來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一再向與會者推薦這本書。1958年12月10日，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在論述的優越性時指出，它是實現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較好形式。如果要用簡潔的語言概括的特點，就是四個字，即“一大二公”，“大”表現在組織規模大，“公”表現在公有化程度高。這種組織形式顯然嚴重超越我國生產力水平和所處的發展階段，之所以能夠維持若干年，依靠的是所設置的“政社合一”，即把國家政權直接滲透到內部，依靠國家政權力量控制著，并把它譽為具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在農村中還實行供給制，并把它譽為具有共產主義的因素。這就必然嚴重地挫傷農民群眾的積極性，給社會生產力造成嚴重的破壞。一旦國家放松對農村的控制，賦予農民群眾自主選擇權，這種體制土崩瓦解便是必然的。高度集中的集體經濟模式瓦解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還沒有建立起來，集體經濟的萎縮乃至空白便是必然的現象。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國農村微觀經濟體制改革，不是揚棄式的改革，而是否定式的改革，也就是鄧小平所指出的:“廢除，實行家庭承包”。首先廢除舊體制，爾后另起爐灶，重新創立新體制。因而只能采取“先破后立”的方式，即高度集中統一的舊體制“破”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新體制沒有也不可能隨之“立”起來。傳統的集體統一經營消失了，集體經濟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載體。況且，在實行舊體制階段，集體經濟本身就很不發達(1978年戶均集體資產僅值30多元)，舊體制被廢除后，絕大多數地區又把它分光到戶。這就存在著如何重建農村集體經濟的問題。我國農村因此普遍面臨著集體經濟危機的嚴峻挑戰。

二、農村市場主體重構與雙層經營體制重建只能循序漸進

1958年至1978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農村體制，由于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嚴重挫傷了農民群眾的積極性，迫使領導層多次進行調整，包括縮小組織規模和下放基本核算單位，但是無論如何調整，始終沒有擺脫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制約。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這就要求必須重新塑造我國農村微觀經濟主體。如果說，計劃經濟體制是以“政社合一”的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的話，那么，市場經濟體制則是以享有生產經營自主權的農戶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必須把農戶塑造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即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主體。國內外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以農戶為基本單位的家庭生產組織形式，適應農業生產與再生產的基本特點，把權、責、利緊密結合起來，最有利于調動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它不僅在生產力水平低的自然經濟條件下長期存在，而且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國家中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產力水平提高了，就必須改變的問題。目前農業高度發達的歐美國家，仍然是以家庭為主要生產組織形式。家庭農場所占的比重，美國為90%，法國為82%。日本的農業現代化程度也很高，而其家庭農場所占比重高達92%。要使農村微觀經濟主體(農戶)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就必須使他們擁有屬于其所有的生產要素，包括勞力、土地、資金等。雖然土地的所有權是歸集體，但使用權卻長久歸農戶，而且農戶對土地的使用權帶有用益物權的性質。用益物權不僅具有明顯的排他性，其權益還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和抵押權等。這意味著從農村到家庭承包制(主要形式是包干到戶)，不僅僅是經營方式的變革，而且是所有制結構的改變。屬于農戶所有的包括勞力、資金、農具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再加上土地使用權長期歸農戶，這就有利于調動農民發展個體經濟的積極性。這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之所以能夠得到較快發展的重要原因。

馬克思曾經指出:“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誠然，這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以及其他從屬關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種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適當的典型的形式。”［1］廢除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民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成了生產資料的主人，為農民個性的充分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激發起農民前所未有的發展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初始目的，是為了調動農民發展個體經濟的積極性，這是不言而喻的。這和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是背道而馳的。或許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央文件對家庭承包制的認可程度，經歷了從“不許”“不要”到“三靠”(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吃糧靠回銷)的地區可以搞的逐步退讓政策。但是，小生產者的積極性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終究是有限度的。隨著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其局限性就會明顯暴露出來。對于這樣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并把它作為雙層經營的一個層次，其積極意義在于可以更好地適應農業生產的特點，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促進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而不是要削弱農村集體經濟。另一方面要認識到，集體統一經營與家庭承包經營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因為集體統一經營模式的建立和完善，可以更好地發揮其對家庭承包經營的管理、協調和服務功能，使家庭承包經營的潛力得到更充分的釋放。與此同時，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只有以最適宜的方式，與勞動者實現最佳的結合，才有可能獲得最好的經濟效益;集體經濟實力只有通過每個勞動者積極性的充分發揮，才能不斷發展、壯大。

正如習指出的那樣:在指導思想上，必須確立統與分的辯證觀。社會主義優越性在農村經濟上的體現，應該是集體優越性與個人積極性的完美結合。一方面，個人離不開集體，集體把每個勞動者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創造力。另一方面，集體是由若干個人組成的，不調動個人的積極性，也就不會有集體的創造力。集體與個人，即統與分，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賴、互為前提的辯證統一關系。只有使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生產力保持旺盛的發展勢頭，偏廢任一方，都會造成大損失。當然，也必須認識到，如何把農民發展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和壯大集體經濟結合起來，則需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演變過程。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與發展，和集體統一經營是相輔相成的。沒有集體統一經營，集體經濟就失去其賴以存在的條件。我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廢除高度集中統一經營的體制，建立以農戶為基本單位的分散家庭經營層次，家庭分散經營是建立在廢除舊的集體統一經營的基礎上。由于舊的集體統一經營被廢除了，與之相適應的微弱集體經濟大都分散到各家各戶，或被少數人化公為私。這就存在如何重建集體統一經營與集體經濟的問題。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廣大農民群眾的自發行動，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包產到戶是農民發明的。這意味著這項改革是在缺乏理論準備的情況下匆匆拉開序幕的，從而在實踐中存在著忽視發展集體統一經營與集體經濟的傾向，這就很有必要把建立和完善集體統一經營模式，以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擺在重要議事日程上。習指出，我們現在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才能使農村經濟既充分發揮集體的優勢，又不重蹈一大二公的覆轍;既能有效調動農民個人的積極性，又不使他們成為一盤散沙，從而把集體的優越性和個人的積極性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一起［2］。在我國農村建立、完善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雙層經營(集體統一經營與家庭分散經營)的經營體制，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任重而道遠。因為新的集體統一經營不是簡單復制舊體制下的集體統一經營，而是一種嶄新的集體統一經營，其功能主要是為家庭分散經營服務。只有家庭經營搞好了，家庭經濟發展起來了，集體經濟才能隨之發展、壯大。我國農村微觀經濟體制改革，面臨著重建集體經濟和集體統一經營模式的任務。

三、在合作與聯合的過程中逐步壯大

農村集體經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發揮雙重的作用:一是標志著計劃經濟體制在農村的一個重要支柱即“政社合一”的農村的解體;二是把我國農村合作制引入市場經濟軌道，開創合作經濟發展的新境界。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新型經營體制，把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農民，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我國農村經濟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變。廣大農民群眾一方面要求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另一方面又要求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實行新的合作與聯合。這種新型的合作經濟模式，與傳統集體經濟模式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如果說傳統的集體經濟模式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那么，新型合作經濟模式則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產物;如果說傳統集體經濟模式是單一的，那么新型集體經濟模式則是多元的:傳統集體經濟是依靠行政功能來維系，新型集體經濟則須依靠市場功能來維系。新型合作經濟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而形成的，是以聯合與合作為基本形式，這就要求其建立在專業化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有分工才有合作的要求，分工越發達，合作越廣泛。與其相聯系，在新型合作制中，農戶是相對獨立的微觀主體，或者說是以相對獨立的微觀主體參與合作的。這種性質的合作，其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既有生產合作，又有流通合作;既有產中的合作，又有產前、產后的合作;既有區域性合作，又有跨地區的合作;既有同一所有制的合作，又有不同所有制的合作;既有勞動的合作，又有資金合作、信用合作以及其他要素的合作;等等。從當前較為普遍的形式看，主要有三種合作組織形式，即社區性合作組織、專業性合作組織、綜合性合作組織。

1．社區性

合作組織這是一種在傳統集體經濟體制解體后重新建立起來的。由于土地的位置是不能移動的，這就決定了以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農村社區性合作組織的建立，具有客觀的必然性。這類社區性合作組織，在大多數地區相當于原來農村生產隊的規模。由于它是以土地為基礎的，圍繞土地經營開展經濟活動是其主要職能。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土地基本上承包到戶，社區性合作組織的職能基本上表現在:管理集體所有的土地，組織規劃農田基本建設，為農戶生產經營提供服務以及經營不適合農戶經營的土地和其他項目。當前全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除了作為行政組織的村民委員會，絕大多數地區新的合作經濟組織還沒有建立，而要建立新的合作經濟組織，就必須有合作的要求;分工是合作的基礎，沒有分工就不會有合作的要求。由于目前我國農村商品經濟不發達，社會分工也不發達，決定著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的建立與完善，還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要完善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統一經營職能，就必須以相應的集體經濟實力為基礎。缺乏集體經濟實力的集體統一經營，充其量是屬于管理型的，而不是經營型的。逐步壯大集體經濟實力，增強集體(合作經濟組織)可以統一支配的財力和物力，是完善雙層經營、強化集體服務功能的物質基礎。鑒于在前一階段農村改革發展過程中，忽視集體統一經營與集體經濟發展的傾向相當突出，客觀上要求必須把完善集體統一經營與壯大集體經濟擺在重要議事日程上。我們應當認識到，完善集體統一經營以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是不能以削弱家庭承包經營和家庭承包經濟為代價的。實踐經驗表明，凡是家庭承包經營和集體統一經營的關系處理得較好的地方，以及家庭經營積極性與集體統一經營優越性發揮得較好的地方，集體經濟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2．專業性

合作組織這是一種以社會分工與專業生產為基礎的合作。這種合作的鞏固與發展，必須建立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基礎上。商品經濟的內在機制，要求經營主體通過各種形式聯合起來，以增強自身的活力。如果農業部門缺乏社會分工，那么，彼此之間就不存在建立聯系、進行合作的要求。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農村通行的高度集中統一的集體化模式，之所以不可能產生新的生產力，就在于這種組織形式是為集體化而集體化，企圖越過商品經濟這一發展階段。隨著我國農村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農業生產布局也逐漸向規模化、專業化的方向演變。隨著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以往在一個生產單位完成的各個生產階段，就會分裂為獨立的生產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它們之間進行各種各樣的聯合，實行各種各樣的合作，而原有的傳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幾乎沒有社會化服務功能，這就必然促使農民聯合起來，發展各類專業合作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從事專業生產的農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以合作社社員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服務，并滲透到資金、技術、供銷等各個領域。農民專業合作的初級形式和中級形式，是以提供社會服務為主要內容，其高級形式還創辦經濟實體，為農戶進行加工、運輸、儲存等服務，以利于化解專業農戶的經營風險。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農民合作社是帶動農戶進入市場的基本主體，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新型實體。”“鼓勵農民興辦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類型合作社。”農業專業合作與農業產業化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農業產業化，主要是解決農產品加工問題，讓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而農民專業合作社則是聯結專業農戶和龍頭企業的紐帶。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中介，不僅有利于降低龍頭企業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提高專業農戶在交易過程中的談判實力，還可以通過各種形式參股入股，與龍頭企業結成利益共同體，逐步建立新型的、穩定的合作關系。黨的十七大報告因此把“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這三者有機地聯系起來。

3．綜合性

合作組織我國最早組建的服務型合作組織，是農民生產者協會，并被定性為具有社會主義合作經濟性質的、農民自己籌辦的、同政府積極配合的、為發展商品生產服務的群眾性經濟組織，而且能夠進行自我經濟運轉且不受行政組織支配的實業單位。當前，要鼓勵農民以土地、資金、勞動、技術、產品為紐帶，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與聯合，積極發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合作，依法組建農民合作社聯合社。這種綜合性合作組織既確認家庭經營在農業經營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又解決了商品經濟條件下分散的家庭經營解決不了的問題。它比起專業合作組織，更有利于形成統一的供銷服務、技術服務、信用服務、咨詢服務等多功能組織網絡，發揮多種經濟功能，提高合作效率。與此同時，還有利于發揮政府聯系農民群眾的橋梁與紐帶作用。以統一、規范、綜合性為特征的農民綜合性合作組織，作為新型合作組織形式，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這是因為，如果每一種農用生產資料供應、每一種農副產品銷售以及每一種農業技術推廣以及信貸、保險等，都分別組建一個相對獨立的合作組織，各專業合作組織彼此交叉重疊，必然會增加管理費用，降低組織效率，而組建綜合性合作組織，有利于形成統一的服務網絡，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目前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都普遍采取這種形式。綜合性合作組織，要發揮多功能綜合性服務，就必須積累共有的財產，壯大和發展集體經濟。其服務功能是否健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集體經濟實力大小。四、股份合作制是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重要形式我國農村以“政社合一”為特征的傳統集體經濟模式，其產權關系是很不明晰的。這就必然嚴重地壓抑農民群眾的積極性，阻礙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名為“一大二公”，實為“一大二空”。

1978年我國農民平均年純收入只有78元。以落實權、責、利為核心的我國農村微觀經濟體制改革，通過廢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傳統集體經濟組織產權關系不明晰和勞動者對產權的強烈要求之間的矛盾凸顯出來，如何建立產權明晰的新型合作組織，便因此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農民不同于其他產業工人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他們或多或少占有屬于自己的生產資料和財產。由于這些生產資料和財產是他們自己勞動創造的，必須依法給予保護。這就存在著如何選擇適合農民要求的合作制形式。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的合作化過程中，在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階段，曾經遵循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書中所闡述的股份合作制，讓農民的土地和大型農具折價入股。可惜不到兩年的時間，就被“全盤集體化”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所代替。實踐經驗表明，股份合作制以入股的形式保護農民的個人財產權，這就有利于調動農民不斷追加投入的積極性。實行股份合作制，不僅資金可以入股，生產資料和投入基本建設的勞動也可以計價入股，經營所得的一部分利潤按股分紅。這種股份合作既不改變入股者的財產所有權，又可以把分散的要素結合起來，形成較大的生產經營規模，積累集體共有的財產。股份合作制是合作制與股份制的結合，它是以合作制為基礎，并吸收股份制某些要素，實行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相結合。

與股份制不同，股份合作制是遵循一人一票的原則，這就有利于保障農民群眾的民主權利。通過股份合作制，將勞動者納入勞動和資本雙重聯合的組織體系，明晰集體與個人的產權關系，這就有利于把集體經濟的發展和每個集體成員的投入(包括勞動和資本)報酬緊密聯系起來，在充分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同時，提高每個集體成員對集體資本經營狀況的關注程度，從而形成推動集體經濟發展的剛性約束機制。為了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還必須對存量的農村集體資產尤其是其中的經營性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我國傳統體制下的農村集體資產的產權關系是不明晰的，不僅嚴重挫傷農民群眾發展集體經濟的積極性，還導致農村集體資產的嚴重流失。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創新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機制。對于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其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把農村集體資產折股量化，讓農民變“股民”，成為農村集體的“股東”。對于農民擁有的屬于集體的經營性資產，除了賦予農民占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外，還應賦予農民有償退出、抵押、擔保和繼承權。

從當前情況看，絕大多數地區農民個人股權的流轉，還被局限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其主要原因是集體經濟組織改制后，每個集體成員所獲得的股權，具有較強的社會福利性質，承擔著重要的社會保障功能，不適宜在更大的范圍內流轉。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要素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應當允許農民個人股的自由流轉，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充分體現股權的市場價值，帶動集體資產的增值，從而有利于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0．

［2］．擺脫貧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196.

作者：許經勇 單位：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