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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滿有運動興起的過程及背景

吳滿有曾經是邊區的一名難民，1935年冬參加土地革命分得了土地，由于他努力勞動，善于經營，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生活水平日漸提高，階級成分由貧農上升為新富農。1942年4月30日，時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解放日報》同時刊登3篇文章大篇幅地宣傳報道了“眾所公認的標準勞動英雄”———吳滿有，介紹他勤勞致富、優抗擁政的先進事跡，開創了黨報新聞史上典型報道的先河。5月1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在柳林區二鄉南莊召開獎勵吳滿有大會，授予吳滿有“勞動英雄”、“生產健將”、“勞動之光”等榮譽稱號。“吳滿有成了全邊區第一個模范勞動英雄。”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特通令各分區專員、縣長，要求他們廣泛宣傳吳滿有的事跡，引導廣大農民以吳滿有為榜樣，“創造更多的吳滿有!”這是陜甘寧邊區政府首次獎勵并宣傳吳滿有，號召邊區軍民向吳滿有學習，推動全民的農業生產。該年，“延安縣的春耕運動，由于吳滿有被選為勞動英雄，每區每鄉都因而增加了開荒的數目，都互相競賽，加緊耕墾。吳滿有本村去年開荒數目就超過原計劃百分之五十以上，本鄉的農民，都提出了口號:‘向吳滿有看齊!’”因之該鄉“多開了荒地180坰。”邊區政府號召邊區軍民向吳滿有學習，激發延安縣的民眾“向吳滿有看齊”的熱情，極大地調動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生產發展。這一事例引起了黨和邊區政府的關注，認識到開展吳滿有運動是一種動員和組織民眾生產的有效途徑。

二、吳滿有方向的討論與中共的農村經濟政策

但是，在《解放日報》發表《開展吳滿有運動》社論之后，有人提出疑問:吳滿有是一個富農，那么，開展吳滿有運動究竟是鼓勵農民努力生產，還是提倡富農方向?對此，《解放日報》編輯部于同年3月15日發表了《關于吳滿有的方向》作了詳細的解答，并進一步擴大對黨的農村經濟政策以及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的宣傳。《關于吳滿有的方向》一文首先指出“吳滿有是新民主主義政權下一種新型的富農，他與舊式的富農，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其次強調吳滿有式的富農經濟的發展“是邊區革命后必然的產物……對吳滿有式的富農經濟，應當把它看成為今天邊區應時而生的經濟之一部分，就是說，它與邊區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性質和目前邊區大量發展生產的經濟政策，不但不相違背，而且恰好正相吻合。今天邊區經濟的情況，顯然需要發展這種經濟，需要產生更多的吳滿有。”最后認為“吳滿有的方向是邊區全體農民的方向……這種方向，就是要全邊區農民都能努力勞動發展生產，使雇農升為貧農，貧農升為中農，中農升為富農，雖然不會有多數農民升為富農，但會比現在有更多的農民上升卻是無問題的，是必然的，必要的，對邊區經濟發展與革命發展有利無害的。”中共西北局也隨即指示各級黨委討論“吳滿有方向”，指出“按照當地具體情形組織‘吳滿有方向’問題的討論會或座談會，這對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性質和黨的經濟政策的理解執行，以及當前吳滿有運動的開展，都是有其實際的意義的。”在“吳滿有方向”大討論當中，黨和邊區政府對“吳滿有方向”持肯定的態度。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宣傳吳滿有的方向就是邊區農民的方向”。《關于吳滿有的方向》是繼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之后黨對新民主主義經濟作出的又一次重要闡釋，進一步深化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抗戰時期，黨在根據地的農村經濟建設上面臨兩個新的課題:第一，農民的發展方向是什么?第二，如何看待新富農經濟?吳滿有方向的討論以及吳滿有運動的開展是黨對這兩個課題作出的積極、成功的探索和實踐。首先，在土地革命時期，農民的發展方向尚不足以引起黨的重視。但是進入抗戰時期，根據地經過土地革命或減租減息以后，農村生產力得到提高，廣大貧雇農階級成分上升，由于“左”傾思想的長期存在，部分干部和群眾對于“能不能進一步擴大生產，能不能發家致富”心存顧慮，對未來的發展方向感到迷茫。在這樣的背景下就出現了“農民進一步發展的方向是什么”的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使黨逐漸認識到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而加強根據地經濟建設就必須鼓勵農民擴大生產、勤勞致富。因此，黨通過吳滿有運動引導農民朝著繼續擴大生產、勤勞致富的方向發展，推動農民群眾積極生產，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其次，新富農經濟是抗戰時期在根據地新出現的一種經濟成分。事實上，黨在抗戰初期就確立了“保存富農經濟”的方針，但是在實踐中出現“左”傾現象，未能區分富農經濟中的封建性質成分和資本主義性質成分，也未能區別新富農與老富農，以致部分地區新、老富農都受到沖擊。吳滿有方向的大討論以及吳滿有運動的蓬勃開展，旗幟鮮明地宣告了吳滿有式的新富農是全體農民學習的模范，吳滿有式的富農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部分。根據地的經濟建設需要產生更多的吳滿有式的新富農，需要發展吳滿有式的富農經濟。吳滿有方向的討論，讓廣大農民認清了吳滿有運動的本質，認識到吳滿有方向“就是實行貧的變富，富的更富的方向”，目標是要實現各階層的共同富裕，“獎勵富農經濟只是其中的一個內容”;明確了發展生產、勤勞致富和保存新富農經濟是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農村經濟政策;打消了人們發展生產的顧慮。“吳滿有方向”、“吳滿有運動”的口號在各抗日根據地廣為傳播，使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以及農村經濟政策得到廣泛的宣傳，激發了農民努力生產的熱忱，這對于大生產運動以及各根據地經濟的恢復發展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通過吳滿有運動的實踐進一步深化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

三、吳滿有運動與抗戰后期的大生產運動

在吳滿有運動中，通過把新富農的代表人物吳滿有樹立為典范，號召民眾向吳滿有學習，旗幟鮮明地宣傳和示范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農村經濟的新政策，打消了農民受“左”傾影響而不敢發展生產的顧慮，鼓勵廣大擺脫或初步擺脫封建束縛的貧苦農民努力發展生產，并且穩定了中農和富農的生產情緒。吳滿有運動作為農業生產的一種動員和組織形式，它首先把吳滿有樹立為努力生產、勤勞致富的典型人物，然后不斷地發掘和獎勵更多的“吳滿有”式的勞動英雄，再通過他們帶動所在的集體創造模范鄉村，并以勞動英雄為范例幫助農民制定生產計劃，進而開展大規模的生產競賽。1943年吳滿有運動全面展開之后，它逐漸成為大生產運動的重要動員和組織形式，為大生產運動掀起了自1939年之后的第二次高潮。吳滿有運動是源于發現了勞動英雄吳滿有，并通過獎勵、宣傳和組織學習吳滿有而形成的。吳滿有成了勞動英雄的代表人物，黨在各根據地開展吳滿有運動，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獎勵勞動英雄，鼓勵廣大農民爭當勞動英雄。1943年3月3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生產大競賽》，指出陜甘寧邊區的各縣、區、鄉都在發掘和獎勵勞動英雄，來推動生產運動，而勞動英雄的標準就是吳滿有。一時間，農民爭當勞動英雄蔚然成風，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吳滿有運動開創了勞模運動的首例，使之成為了黨在開展生產和各項建設工作中的一種經久不衰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開展吳滿有運動不僅樹立個人英雄，而且還向集體模范發展。創造模范鄉村也是開展吳滿有運動的一項內容。“在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期間，號召勞動英雄‘組織起來’，高崗同志號召每個勞動英雄要領導好一個村或一個鄉，成為團結和推動一個鄉一個村群眾生產的核心。吳滿有首先響應了這一號召，要把吳家棗園的生產經驗推廣到其所在的全柳林區二鄉，把二鄉變成模范鄉。吳滿有和區鄉干部研討了二鄉的生產情況，提出了生產計劃。他又在大會上提出創造模范鄉模范村的提案，得到了全體勞動英雄代表的熱烈響應，每人都要把他們住的村鄉變成模范村鄉，展開了全邊區蓬勃的模范村鄉運動。”

四、解放戰爭時期吳滿有方向的重新確立與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的升華

解放戰爭時期，作為動員和組織農民發展生產形式的吳滿有運動已較少出現，但是，吳滿有方向所代表的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勤勞致富和保存新富農經濟仍然是黨的農村經濟政策。1946年，中共中央《五四指示》，部分解放區為了解決不徹底的問題，加強對地主階級的斗爭，打擊富農經濟。“左”傾的出現使得有些人認為“吳滿有的方向”只適用于延安，不適用于其它地區。吳滿有方向在部分地區已經出現了動搖。但是黨仍然堅持吳滿有方向，一方面保護新富農經濟，另一方面繼續組織民眾開展生產運動。1946年8月，晉察冀局提出:“對于抗戰后，由貧農、中農上升，朝著吳滿有方向發展的新式富農，必須把他們看作基本群眾(他們在政治上與舊富農有根本區別)，不得‘調劑’其土地，或用任何方式侵占其財產。”1946年9月，晉察魯豫局明確指示:“特別注意，不要損害中農富裕中農和抗戰中發展起來的新富農的利益。”同時要求，在土地問題已解決、群眾已徹底發動的地區，要“及時的組織互助合作，提倡吳滿有方向，轉入生產運動。”1947年4月1日，《冀熱遼日報》發表了《提倡向吳滿有方向發展》的社論，提出“今年開展大生產運動，有個問題還待很好解決，就是必須廣泛宣傳勤勞致富的思想，提倡向吳滿有方向發展。”總體上來看，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之后，雖然新富農的利益受到侵犯，新富農經濟有所觸動，但農村經濟的發展仍然堅持吳滿有方向。但在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之后，各解放區在中再次出現嚴重“左”傾偏向，明顯地模糊了消滅封建剝削和絕對平均主義的界限，新富農的利益受到嚴重侵犯，新富農經濟作為農村中一個新的經濟形式基本消失。1947年12月以后，中共中央結合糾正中“左”的錯誤，進行了一次重要的反對絕對平均主義、宣傳新民主主義農村經濟政策的教育。在再次宣傳新民主主義農村經濟政策時，黨一方面強調了堅持吳滿有方向對于鼓勵農民在后發展生產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強調了絕對平均主義對于在后農村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在講話中強調，在中應給新富農與富裕中農同樣的待遇，因為“過去我們鼓勵這種富農，例如吳滿有那樣的人們，發展其生產，對于穩定中農，刺激中農的生產熱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今后的政策，還是應當如此。”同年2月10日，林伯渠指出:“在農村中，由于工作沒有做好，有些貧雇農不滿意和說怪話(其中主要是不務正業的和因開會太多致影響生產的)，中農生產情緒低落，對勞動致富發生懷疑，故如何發動全體農民積極生產，是一件很艱巨的和非常重要的工作。”對于政策，他認為“在此間確定中農及新富農都堅決不動(吳滿有運動的成績是肯定的)。”

五、結語

抗戰后期，中共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政府發起了吳滿有運動，號召邊區全體農民向吳滿有學習，并宣傳吳滿有方向符合黨的農村經濟政策，以打消農民擴大生產的顧慮，動員和組織群眾發展生產，掀起了大生產運動的第二次高潮。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在中出現“左”的錯誤，農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黨繼續堅持吳滿有方向，以教育和組織群眾恢復生產。吳滿有運動的實踐為中共領導經濟建設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吳滿有運動集獎勵勞動英雄、創造模范鄉村、制定生產計劃和開展生產競賽等多種工作方法為一體，成為中共動員和組織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一種重要形式，尤其是開創了勞模運動的首例，使之成為了中共在開展生產和各項建設工作中的一種經久不衰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同時，吳滿有運動的實踐進一步深化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在抗戰初期，中共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吳滿有方向所代表的鼓勵全體農民發展生產、勤勞致富和保存新富農經濟，正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在農村政策方面的具體化，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在農村貫徹的縮影。通過實踐，中共認識到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它能夠充分地調動農村各階層農民發展生產，吳滿有式的新富農經濟是符合新民主主義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一種經濟成分，吳滿有式的新富農是農村生產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保存新富農經濟有利于帶動農村各階層農民發展生產。吳滿有運動是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共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探索，它留給我們寶貴的歷史啟示:正確認識農民的競爭與階級的分化，通過“先富”帶動“后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途徑;而企圖超越生產力發展的必經階段，通過改變生產關系來實現農民共同富裕則將誤入絕對平均主義的歧途，與科學社會主義背道而馳。這對于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此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得失利弊，包括20世紀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60～70年代的化運動以及改革開放以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都與是否堅持這個指導思想有關。（本文來自于《黨史研究與教學》雜志。《黨史研究與教學》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麥正鋒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