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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回顧

(一)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

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對民營經濟的政策經歷了曲折發展的道路。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始于土地革命后期，并在抗日戰爭時期逐步成熟起來。針對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以及經濟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的現狀，在1942年提出要“實事求是地發展民營經濟”，就是要保護民族工商業和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以克服財政上和經濟上的困難。當時的民營經濟就是一切私人的農工商業。抗戰勝利后，黨就明確提出了保護民營經濟的政策，“進入城鎮以后，必須堅決的執行城市政策”，“保護城市工商業”［1］，生產建設的方針是繼續保護和發展手工業，盡量幫助私人工業的發展，發展公營工業和公私合辦工業。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黨關于民營經濟的政策也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基于對民營經濟問題長期的理論思考和調查研究，分別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上，反復深入地闡明了民營經濟長期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要鼓勵其有利于國計民生部分發展的思想，對民營經濟采取了鼓勵發展的政策，先后提出和制定了一些具體的措施，這對于當時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支持根據地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黨認識到，由于歷經多年戰爭，我國生產力落后且發展不平衡，私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必然的，而且在一定程度內還是必要的，在國營經濟及合作社經濟力量達不到的地方，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此對于民營經濟要采取利用和限制并舉的方針，將必須要發展的私人資本主義，引導到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方向。在這一思想指引下，民營經濟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了很大的發展，1952年與1949年比較，資本主義工業的戶數增加了21.4%，職工人數增加了25.1%，總產值增加了54.2%;1952年同1950年比較，私營商業的戶數增加了6.97%，從業人數增加了2.24%，零售額增加了18.6%。這一時期黨關于民營經濟的政策是正確的，它保證了黨領導人民順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保證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增長。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被正式提入日程，三大改造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后，針對當時出現的“地下工廠”“地下商店”，對民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他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2］，“地下工廠”如果社會需要，就可以發展起來，還可以“雇工”。在當時倡導一大二公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背景下，這一思想無疑是一個巨大飛躍。“”時期，黨對民營經濟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對殘存的個體、私營工商業采取了更為嚴厲的政策。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全國個體經濟只有14萬人，私營經濟則為0。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認清國情的基礎上，重新審視和認識民營經濟，對民營經濟的政策也做出了不斷深化的調整。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決不允許把它們當做資本主義經濟來批判和取締”［3］，標志著從理論和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全面展開。在黨的歷史上，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第一次以正式文獻形式做出“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的論斷，會議提出必須盡快制定有關政策和法律，以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這是一次歷史性的突破，為民營經濟的發展亮了綠燈。1988年4月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第一次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私營經濟在我國的合法地位，之后，國務院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暫行條例》，民營經濟在法律上得到了社會的認可。這一階段是民營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1989年由于政治和經濟環境偏緊，人們對發展民營經濟的認識也出現波動，民營經濟出現了停滯和徘徊現象，個別地方數量甚至出現了大幅度下滑，之后兩年，民營經濟處于徘徊發展的階段。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掃除了理論和思想上的障礙。正確的政策是保證民營經濟正常運行和良性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黨的十四大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為民營經濟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發展機遇，民營經濟進入了加速發展時期。這一年年底，全國個體工商業戶(包含部分私營企業)已達1373萬戶。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又進一步進行理論創新。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上升為“一項基本經濟制度”，使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更具有長期性、穩定性和根本性。2001年黨把民營企業主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在十六大上，中國共產黨向民營企業家敞開了大門，指示，“把其他各個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由此在我國形成了一個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民營經濟發展的道路更加寬闊，中國民營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二、中國共產黨民營經濟政策演變研究

通過回顧和分析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民營經濟政策確立和逐步完善的過程始終與黨對國情、對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對所有制的重新認識并不斷深化認識的過程相一致，同時黨民營經濟政策的確立和逐步完善也是黨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必然結果。

(一)黨關于民營經濟政策的確立和逐步完善，是黨重新認識國情并不斷深化認識的必然結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經驗和改革開放以來新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黨對我國國情，尤其是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進行了新的探索。正是由于過去長期陷于“超階段”發展的認識誤區，對我國現階段經濟文化落后的基本國情缺乏科學的、清醒的認識，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盲目改變所有制關系，過早地消滅了各種民營經濟成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正確分析國情，作出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黨的十三大系統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黨的十五大從基本特征、發展過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幾個方面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了更加系統的論述。正是由于我國正處于生產力水平低且發展不平衡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基礎薄弱，文化科技教育嚴重滯后，人民生活困苦，國際上還面臨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的經濟及軍事威脅，我們必須實行國家集體和個人一起上的方針，使各種潛在的生產力要素變成現實的生產力，充分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利用各種資源，促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民營經濟由改革開放初期的“有益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毫不動搖”，由制度外到制度內，成了自家人。國家的相關政策也由“引導、監督和管理”變成“支持和鼓勵”。在黨和國家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理論政策的引導下，我國民營經濟快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生力軍。

(二)黨關于民營經濟政策的確立和逐步完善，是黨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并不斷深化認識的必然結果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排斥民營經濟，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公有制經濟，民營經濟是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新審視關于社會主義的某些傳統觀念，破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理解，以全新的視角，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4］373。鄧小平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出發，批判并拋棄了那種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搞“窮過渡”的錯誤觀點，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后，必須始終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大力發展生產力，以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必須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些論述，為黨制定正確的民營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三)黨關于民營經濟政策的確立和逐步完善，是黨重新認識所有制并不斷深化認識的必然結果所有制結構問題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基本問題。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里，民營經濟是沒有地位的，未來社會將實行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或全社會所有制。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也是按照這一模式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取締民營經濟更是順理成章的事。鄧小平指出，我國的所有制形式的選擇與確定，不能從主觀愿望出發，不能照搬別國模式，不能從對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個別論斷的教條式理解出發，只能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依據生產力發展相適應情況來確定。針對當時姓“社”姓“資”的爭論，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4］372“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4］373只要是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自此，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民營經濟也贏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黨的十五大引領了又一次解放思想，我們黨在所有制理論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沖破了姓“公”姓“私”的認識誤區。可見，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產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然產物，是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所有制結構調整的必然產物。

(四)黨關于民營經濟政策的確立和逐步完善，是黨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并不斷深化認識的必然結果鄧小平改變了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越大越公越純才是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觀點。他指出，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和建設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28，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標準。衡量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就是看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改革開放后民營經濟發展30多年的實踐證明，只有走出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理解的誤區，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在實踐中大膽探索和創新、才能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五)黨關于民營經濟政策的確立和完善是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必然結果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艱難的實踐和認識過程。民營經濟在艱難中起步，在曲折中發展，其經濟地位也不斷被重新認識和認同。今天民營經濟能夠合法、高速、健康、持續地發展，正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不斷堅持創新、沖破傳統觀念和理論束縛的必然結果。民營經濟的每一步重大發展，都進一步打開了人們進行理論創新的空間。理論創新始終伴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進程，始終伴隨著我黨對國情、對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對所有制理論的重新認識并不斷深化認識的進程。隨著我黨理論創新的不斷深化，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民營經濟增長率一直大大高于全國經濟增長率，它帶動全社會經濟效率的不斷提升，成為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