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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和數據說明

本文運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進行研究。這樣既可以客觀賦權，使分析更為科學，在因子分析的結果上進行聚類分析，又可以使分析結果更加直觀和深入［6］。選取我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2005年—2012年的相關數據(因西藏自治區多個指標缺失，故未將其列入研究范圍)，原始數據均來自與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不能直接獲取的數據是通過相關公式進行換算求得。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之前，有必要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將實際值轉化為評價值，包括指標的同趨勢化和標準化處理。

二、實證分析

(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靜態分析通過運用同一年份數據資料，對我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之間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進行比較分析。以下根據2012年的數據運用因子分析和聚類方法，采用SPSS軟件和Arcgis軟件進行分析。1.因子分析:對各變量的適度性進行檢驗，通過計算得到的KMO值為P0.77＞0．5，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3701.008，P＜0.001，高度顯著，說明所選變量間的相關性強，因子分析的效度較高，滿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條件。根據因子分析原理，建立相關系數矩陣并計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4個因子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75.564%，已能夠代表原始數據的大部分信息，故提取這4個因子進行分析并對其進行命名，具體如下:第一公因子在每萬人廢氣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每萬人廢水排放量、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每萬人固體廢物產生量等4個指標上有較大的載荷，主要反映了污染物排放水平和能耗水平，體現了社會生產過程中有害物質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以及各省在減少污染排放方面的力度。可將其命名為“節能減排因子”;第二公因子在單位產值電耗、單位產值用水量、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等3個指標上載荷較大，主要反映了能源的利用、資源的再循環的水平，可將其命名為“資源循環利用因子”;第三公因子在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提高比率、總資產貢獻率增長比率等2個指標上載荷較大，主要反映了創新對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效益，可將其命名為“持續性創新因子”;第四公因子在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等2個指標上載荷較大，主要反映了生態化持續發展的一些基礎條件，可將其命名為“生態化潛力因子”。因子命名與之前構建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中的二級指標名稱基本吻合，可驗證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合理性以及因子分析結果的可信度。從表1中的各公共因子上看，對于節能減排水平，民營經濟結構較高級地區和資源能源較缺乏的地區排名靠前，而民營經濟結構較低級、資源能源較豐富的地區排名靠后，東部地區遠遠優于中西部地區。對于資源循環利用水平，循環經濟較發達地區排名靠前，循環經濟較落后的地區排名靠后，東部地區整體優于中西部，中西部地區差距不大;對于持續性創新水平，處于民營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的地區排名靠前，民營經濟扶持力度較弱的地區排名靠后，東中部地區差別不大，西部整體上落后于中東部。對于生態化潛力水平，生態環境較好的地區排名靠前，生態環境較差的地區排名靠后，東中西部地區之前的差別不大。從綜合因子得分可知，位列第1的北京市領先優勢十分明顯，其綜合得分比位列第2位的上海市和第3位的天津市高出了兩倍多，而處于發達水平的8位省市的均是東部省市。處于中等水平的13位省市幾乎為中部省市，而處于落后水平的省市除了山西均是西部省份。因此，可以看出，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發展不平衡，其生態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正相關性。2.聚類分析:以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綜合得分作為變量，對各省市(直轄市、自治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進行聚類分析。采用系統聚類法中的組間平均連接法，以平方歐式距離為度量標準的聚類方法，對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進行聚類分析。結果顯示:可將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可以劃分為四大類型:第一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領先區，僅包括北京1個地區，北京市在節能減排、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和生態化潛力方面都有較大的優勢，其因子綜合得分排名第一，具有絕對優勢。第二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發達區，在節能減排、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和生態化潛力上均存在一定的優勢，包括上海、江蘇、海南、浙江、廣東、天津、山東、江西8個省市。第三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中等區，包括遼寧、湖北、湖南、吉林、重慶、福建、四川、安徽、河南、河北、廣西、陜西、內蒙古13個省市(自治區)，這些省市在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節能減排和生態化潛力方面都處于中等水平。第四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落后區，包括貴州、黑龍江、山西、云南、寧夏、甘肅、新疆、青海8個省(自治區)，因子綜合得分排序也處于落后地位，在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生態化潛力和節能減排方面均存在較大的劣勢。

(二)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動態分析根據上述劃分的四大類型，對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四大類型地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變動趨勢進行分析。選取了2005年—2012年共8年的數據，對不同年份四大地區民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發展的趨勢進行分析。以15個指標為分析變量，以所屬地區的指標值平均值作為每類地區每年的各指標值，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由相關系數矩陣計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四個主成分的累積方差貢獻率達到了88.399%，故提取了這四個主成分加以分析，計算出主成分綜合得分。動態水平分析結果顯示:自2005年以來每類地區的主成分得分呈遞增趨勢，這與現實也是相符合的，我國從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來，各地區已開始注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向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生態文明方向努力，從而使得各地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有所提升。從整體來看，領先區、發達區、中等區、落后區的總體格局未發生變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本文聚類結果的合理性。同時可以看出，在2005年—2008年間，四類地區的差距保持不變，但2008年—2012年期間，中等區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在逐步提高，領先區和發達區在波動中上升，落后區在曲折中略有上升，且與其他地區差距越來越大。通過上述實證研究，靜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各省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差異較大但是具有聚類性，可根據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差異特點劃分為四大類型:領先區、發達區、中等區和落后區;動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在波動中逐步上升，但四大類地區之間差異在逐步擴大。四大類地區之間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差距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從上述實證分析可得各類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基礎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思路存在差距、區域要素投入和國家相關政策等為主要影響因素。

三、提升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路徑

根據實證研究結果，本文認為應該從各大類地區的民營企業自身所處的階段和水平出發，有側重點地提高民營經濟轉型升級中的生態化水平，縮小民營經濟生態化發展差距，從整體上提高我國民營經濟轉型升級中的生態化水平，實現生態文明的目標。落后區地區的當務之急是要提高民營企業入駐的能耗和環境門檻。一方面是當地政府要嚴格控制高耗能項目，把能耗標準作為項目核準和備案的強制性門檻，構建低碳化產業結構。另一方面，當地的民營工業企業應積極調整其生產結構，逐步減少原煤直接使用，優化用能結構，提高其工藝技術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中等區地區應側重打造資源節約、低碳排放的循環經濟民營工業企業體系。中等地區幾乎都是中部地區，其資源優勢較大，高效利用資源，通過循環利用資源帶來收益和減輕環境污染是關鍵。一是要推進清潔生產，實現企業層面的集約生產。二是形成集約高效的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從水資源循環利用與水污染控制、固體廢棄物資源化及其再生利用兩個方面著手。三是延伸其生產鏈，發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產品，增加產品的附加值。發達地區應將技術創新與生態環境的持續性發展為重點。從靜態分析結果可知發達地區的A類地區持續性創新發展已進入瓶頸區，技術創新的高效率運用是突破該瓶頸的關鍵。一是要建立相關信息網，重視以技術專利、技術秘密使用權、工藝流程等為載體的軟技術的引進;二是建立和完善民營企業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長期合作機制，使企業獲得穩定的技術資源及產品信息;三是制定技術創新戰略，建立長效的創新激勵機制。而B類地區則應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裝備制造業，打造低碳產業體系。積極在民營工業企業中推進清潔煤技術、新能源技術、物聯網等的創新與產業化以推進民營企業結構的生態化升級。領先地區現階段應利用其優勢提高其生態融資水平。通過給積極從事生態技術創新的民營企業提供更充裕的資金，同時使污染型的企業在融資上變得相對困難，可以引導企業向生態化模式轉變，從而提高該地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一方面應加大生態專項補貼政策力度。有重點地以對生態化升級水平提升為根本目標的民營企業實施專項補貼，另一方面應支持社會中介機構參與貸款審理，為資質較好的民營企業爭取銀行授信，建立多種資金來源、多種組織形式參與、多層次結構的擔保體系，擴寬民營中小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

作者：陳曉雪胡曾曾單位：江蘇理工學院商學院青海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