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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率與公平的內在邏輯統一性

從本質上來說，效率與公平并不沖突。兩者在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這一共同目標時，不但不矛盾，甚至是相互促進的、互補的關系。例如：大規模的集約化生產又或者是自動化水平、工藝水平等的提高，這些新生產要素的投入會使得社會化大生產的效率大大提高，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促使社會財富激增，從而能夠在更高的物質水平基礎之上實現公平分配。同時，多種生產要素又會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分配中去，這種分配形式上的多元化促使各個獨立經濟體之間的公平競爭與分配，這樣既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又能激勵人們改進生產技術來提高生產效率。因此，無論是從效率到更高層次的公平，還是從公平反過來促進效率，最終必然會使整個社會資源實現優化配置，社會效益趨向最大化，進而逐步接近“帕累托最優狀態”。

二、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性及相應對策

雖然從理論角度已經論證了效率與公平具有內在的邏輯統一性，但是這一對范疇在現實中往往給人一種此消彼長，背道而馳的感覺。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目前并將長期處于生產力水平尚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社會關系的復雜性、交叉性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性等主客觀因素，導致“經濟人”參與決策時首先追求利己性，其次才會考慮將利己與利他融合。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經濟人”從利己角度出發，也會促使社會財富和效益得到增加，但這種受利益驅使的自發性市場行為往往會出現獨立經濟體之間的互損，或者說至少達不到最優的社會效率與最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鑒于效率與公平在協調過程中存在諸多現實問題，我國已經著手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來緩解矛盾。比如：讓更多的獨立經濟體參與到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的浪潮中。一方面引進市場公平競爭機制，深化分工與合作，提高社會效率；另一方面更多的企業和個人參與分享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紅利，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并且國有企業應更加注重其公益性和社會責任。一方面積極引導市場，投資那些資金需求大、周期長、利潤低但有利于社會公共利益的建設；另一方面將企業紅利按比例劃撥財政或者補充到社會保障基金中去，以體現社會主義制度中全體人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三、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模式

效率與公平的模式大概可以分為三種。1、公平為先，效率為后。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絕對平均主義”就是其典型的模式，歷史實踐也證明了這種吃“大鍋飯”所帶來的危害是不容忽視的。2、效率為先，注重公平，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是我國為適應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生產力發展要求而提出的創舉，它既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貧富差距過大。具體措施是在初次分配中重視效率，發揮市場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再分配時側重公平，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我國當前實行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制度就是這種模式。但是這種模式也并非完美，比如：在現階段，這種模式下衍生的“先富帶動后富”的思想未能很好的落到實處，從而不利于控制貧富差距的逐漸擴大。3、效率與公平并重。這并非是過于理想化的想法，我認為這是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模式的合理修正。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效率與公平在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過程中的融合點在哪里，當然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并非是不可認知的。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我們不應只片面追求高效率下社會財富的激增，而是要綜合考慮人、生態環境等整個社會效益是否趨向“帕累托最優狀態”；另一方面，我們也絕不是單純追求形式、過程、結果三個階段的完全平均主義，而是在不制約每個階段生產力發展的前提下充分實現公平。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應該努力把握契機，尋找最合適的融合點，將效率與公平從各種形式上的結合升華到本質上的融合。

作者：張楠 單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