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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抑郁癥狀的影響機制。方法采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問卷、青少年負性生活事件量表、兒童抑郁量表對397名青少年進行問卷調查。結果①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可以顯著預測青少年抑郁癥狀（P＜0.05）；②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抑郁癥狀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③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抑郁癥狀中的中介作用中不存在性別差異。結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能通過負性生活事件的中介作用影響其抑郁癥狀，但在男女生群體中不存在差異。

[關鍵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抑郁癥狀；負性生活事件；性別差異

青春期是一生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抑郁發生的高峰階段[1]。在我國，青少年抑郁檢測率的范圍約是20%～44%[2]。世界衛生組織的一項研究發現，15歲青少年中49%的女生和34%的男生患有抑郁癥狀[3]。青少年抑郁不僅影響身心發展、學習成績、社會關系，還會增加青少年藥物濫用和自殺的風險[4]。因此，識別青少年抑郁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對于有效干預和治療抑郁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在影響抑郁的諸多因素中，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familysocioeconomicstatus，SES）是誘發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5-6]。家庭壓力模型（thefamilystressmodel）認為，家庭經濟壓力會增加父母的情感或行為問題，對父母的教養行為產生不良影響，從而對青少年的情感或行為問題產生不良影響[7]。此外，家庭投資模型（thefamilyinvestmentmodel）認為，高SES青少年的父母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孩子的生活，能為孩子提供更豐富的學習活動、更好的教養方式，從而對青少年的情感或行為問題產生積極影響[7]。Zhou等[3]對1068名中國青少年調查發現，青少年家庭經濟地位與抑郁癥狀顯著相關，當家庭收入減少時青少年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雖然已有理論與實證研究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抑郁有重要的影響，但其中的具體作用機制尚不清楚。既有研究表明，負性生活事件是抑郁發生的重要風險因素之一。負性生活事件越多，其患抑郁癥的可能性越高[8]。Matthews等[9]的儲備能力模型認為社會經濟地位低的環境與更有害或更具威脅的環境有關，相對于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會更頻繁地遇到消極的生活事件和長期的壓力事件，這反過來對個體的情緒有直接的負面影響。在美國白人中，青少年對事件的控制力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情緒中發揮了中介作用[10]。然而，在荷蘭青少年樣本中，諸如欺凌、沖突或疾病等個人壓力源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內化問題間沒有中介效應[11]。Tjitte等[12]對5398名女性的研究表明，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會增加消極生活事件對妊娠期焦慮和抑郁癥狀的不利影響。因此，針對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抑郁癥狀中的作用尚不一致。此外，有研究發現，性別可以調節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心理問題間的關系[6]。例如，社區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男性青少年的內化問題、犯罪和藥物濫用有關，而與女性青少年無關[13]。同時，性別也可以調節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癥狀間的關系[14]。但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討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抑郁癥狀關系中中介作用的性別差異。綜上所述，本研究擬探究中國青少年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抑郁癥狀中的潛在中介作用以及其中的性別差異。該研究不僅有助于了解抑郁的影響因素及作用機制，而且對建立針對性的抑郁治療方案也具有指導意義。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①假設1。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可以顯著預測青少年抑郁癥狀。②假設2。負性生活事件可以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抑郁癥狀中發揮中介效應（見圖1）。③假設3。性別在負性生活事件的中介作用中存在明顯差異。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采用方便取樣法，在山東省3所職業高中對397例職業高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被試的年齡在15～22歲（M＝16.95，SD＝1.62），其中男生158例（39.80%），女生239例（60.20%）。

1.2研究工具

1.2.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問卷：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調查包括家庭月收入、父親和母親的受教育水平和職業，共5項指標。本研究按照任春榮[15]的方法計算青少年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首先，對家庭月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職業進行賦值，然后選取父母受教育程度、職業上較高一方的值作為其在兩項指標上的得分；然后，對家庭月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職業及3個變量進行缺失值處理；最后，對3個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并計算其SES值。SES＝（β1×Z教育程度＋β2×Z職業＋β3×Z家庭月收入）/εf，β1、β2、β3為相應變量的因子負荷，εf為第一個因子的特征值。得分越高，代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越高。

1.2.2青少年負性生活事件量表：該量表由27項可能會給青少年帶來心理應激的生活事件組成，包括人際關系、學習壓力、受懲罰、親友與財產喪失、健康與適應問題及其他6個維度[16]。施測時讓被試回顧每項事件最近1年內是否發生，若未發生，則評分為1，若發生過則根據事件發生時的心理感受分1～5級評定，即①無影響、②輕度、③中度、④重度或⑤極重，本研究采用了生活事件得分的總分，得分越高代表生活事件對青少年的影響程度越高。該量表已廣泛應用于我國青少年，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17]。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1。

1.2.3兒童抑郁量表：該量表共有27個條目，包括快感缺乏、負性情緒、低自尊、低效感和人際問題，共5個維度[18]。每個條目有3個描述不同抑郁癥狀程度的選項，分別計為0～2分，其中0表示抑郁癥狀程度最輕，1次之，2表示抑郁癥狀程度最重，量表總分54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以往的研究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19]。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7。

1.3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3.0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使用Mplus7.4進行中介效應分析和性別差異檢驗。參考以往研究，本研究在進行中介效應分析和性別差異檢驗時將是否獨生作為控制變量[20]。以x2/df、CFI、TLI、RMSEA、SRMR為模型擬合評價指標。

2結果

2.1研究變量的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的結果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負性生活事件、青少年抑郁癥狀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負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癥狀之間顯著正相關。此外，相對于男生，女生的抑郁水平更高

2.2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癥狀間的中介效應檢驗

采用Mplus7.4對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癥狀間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根據溫忠麟等[21]建議的中介效應檢驗流程，首先構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為自變量，青少年抑郁癥狀為因變量的無中介模型，將性別、是否獨生作為控制變量，然后加入負性生活事件為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模型。中介模型的路徑回歸系數見圖2，采用Bootstrap法（抽樣1000次）對模型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見表2。結果表明無中介模型擬合良好，為飽和模型（x2＝0，df＝0，RMSEA＝0.00，CFI＝1.00，TLI＝1.00，SRMR＝0.00），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顯著預測青少年抑郁癥狀（β＝-0.10，P＜0.05）；中介模型也擬合良好，為飽和模型（x2＝0，df＝0，RMSEA＝0.00，CFI＝1.00，TLI＝1.00，SRMR＝0.00）。各系數的檢驗結果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顯著負向預測了負性生活事件（β＝-0.12，P＜0.05）；負性生活事件顯著正向預測了青少年抑郁癥狀（β＝0.40，P＜0.001）；同時，加入負性生活事件為中介變量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抑郁癥狀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09，P＞0.05），表明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癥狀之間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2.3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癥狀間的中介效應的性別差異檢驗

首先，對男、女生樣本分別進行中介模型檢驗，將是否獨生作為控制變量，結果顯示模型在兩個樣本中擬合良好，都為飽和模型（x2＝0，df＝0，RMSEA＝0.00，CFI＝1.00，TLI＝1.00，SRMR＝0.00），可進行跨組比較。其次，設定限制模型（M1）具體為限定男、女生兩組被試負性生活事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抑郁癥狀之間的結構路徑系數相等。再次，設定自由估計模型（M2）對路徑未設限。模型比較（△x2＝1.378，△df＝1，P＞0.05，△CFI＝0.000），表明負性生活事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抑郁癥狀之間的路徑系數不存在性別差異。采用上述同樣的方法進一步檢驗兩組模型每條路徑系數的性別差異。結果顯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預測抑郁癥狀不存在性別差異（△x2＝3.163，△df＝1，P＞0.05，△CFI＝0.000），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預測負性生活事件不存在性別差異（△x2＝0.804，△df＝1，P＞0.05，△CFI＝0.000），負性生活事件預測抑郁癥狀亦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x2＝1.435，△df＝1，P＞0.05，△CFI＝0.000）。

3討論

本研究基于家庭壓力模型、家庭投資模型和Matthews等[9]的儲備能力模型，考察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負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癥狀的關系。結果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通過負性生活事件影響青少年抑郁癥狀，但該中介路徑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

3.1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抑郁癥狀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抑郁癥狀有顯著預測作用，研究假設1成立。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作為一種消極的家庭環境，對青少年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22]。本研究結果與家庭壓力模型和家庭投資模型的觀點相一致。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青少年的父母更有可能為孩子提供豐富的學習活動，表現出對孩子更多的關愛和尊重，更少的體罰或限制。孩子也有更多的機會獲得書籍、雜志、玩具、游戲以及音樂和體育等領域的課外課程；他們的家庭環境更安全、更干凈、更寬敞[7]。而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青少年，由于所能獲得的物質條件有限，可能會妨礙其身心的積極發展，從而使其容易產生情緒問題。這一結果與殷華敏等[23]的研究是相似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青少年，其自尊也較低，而自尊較低的青少年也容易導致心理疾病。

3.2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癥狀關系中發揮完全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僅能夠直接影響青少年抑郁癥狀，還能夠通過影響負性生活事件間接影響青少年抑郁癥狀，與假設2一致。本研究結果與Matthews等[9]的儲備能力模型的觀點相一致。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低的青少年，其所處的環境可能與更有害的或威脅的環境有關，并且和更少的回報性的或潛在有益的環境有關，他們會遇到更多的消極生活事件和長期的壓力性事件，甚至會把模棱兩可的事件解釋為更有壓力，而這些壓力反過來影響了他們的抑郁等情緒問題。這一結果與Sumner等[24]的研究是相似的，他們發現在134名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中，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可以通過感知壓力預測其抑郁癥狀。

3.3中介作用的性別差異

本研究通過性別跨組比較發現，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癥狀間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性別差異，研究結果不能支持假設3。而且，本研究未能發現負性生活事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癥狀每條路徑的性別差異，這可能與教育環境的改善有關。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高職院校越來越注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強了學生調控情緒和適應環境的能力[25]，可能導致性別差異在后天教育的幫助下減少。然而，已有研究表明，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維度（如家庭月收入、受教育水平）、負性生活事件的不同維度（如家庭壓力、人際壓力）以及不同的壓力應對方式或許能夠調節該中介路徑中的潛在性別差異。如Back等[26]對4165名65歲以上老年人調查發現研究發現，財富與男性的抑郁癥狀顯著相關，而教育和收入與女性的抑郁癥狀顯著相關。吳曼等[27]對512891名30～79歲成年人的研究發現，負性生活事件與抑郁的關聯存在性別差異，家庭相關事件對女性的影響更大。牛更楓等[28]對5765名大學生研究發現，應對方式在負性生活事件和大學生抑郁中的中介作用存在性別差異。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考察這些因素對該潛在性別差異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相比以上研究，本研究樣本量較少，未來研究可以擴大樣本量，并嘗試考慮從多種不同類型的學校納入研究對象繼續考察該性別差異。

3.4研究的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橫斷研究設計，無法推斷研究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未來研究可以采用縱向設計進一步探索負性生活事件、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癥狀間的因果關系。此外，本研究采用了青少年自評的負性生活事件來評估青少年的壓力。但壓力是一個復雜的、多層面的概念，與社會經濟地位的關系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包括壓力源的來源、持續時間、嚴重程度，以及是否評估壓力暴露（如客觀事件）、經歷（如壓力感知）或反應（如主觀壓力）[22]。未來研究可以考慮采用訪談法全面評估壓力的作用。

4結論

本研究探討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負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的關系，發現負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青少年抑郁間發揮了完全中介效應，但該中介作用不存在性別差異。本研究啟示我們，對青少年抑郁癥狀的干預應從多方面入手，不僅要優化青少年的家庭環境，更重要的是盡量減少負性生活事件發生的頻率以及影響，廣泛開展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詢工作，尤其是對家庭經濟地位較低的青少年，提高他們應對負性生活事件的能力，這對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尤為重要。

作者：孫可馨 單位：山東大學護理與康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