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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減輕稅負對于穩定我國經濟增長，擴大內需、促進消費都有著積極的意義。充分研究我國稅收結構性調整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將為當前我國稅收結構性調整指明方向。本文對我國稅收結構的整體現狀進行了分析，選取2005年至2015年10月商品稅、所得稅實際稅率、財產稅比重、居民消費支出、名義人均生產總值的相關數據，在固定效應下運用GMM估計方法構建動態面板、空間面板數據模型展開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商品稅、財產稅的調整擠入居民消費行為，所得稅擠出居民消費行為。本文提出了促進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結構性減稅的建議。

關鍵詞：

稅收結構性調整；居民消費行為；實證分析；政策選擇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到“三期疊加”的新常態階段，即經濟增速趨緩期、結構調整關鍵期、政策刺激消化期。在新常態背景下，以減輕稅負為主的結構性稅收政策是促進居民消費、穩定經濟增長的最好手段。我國居民消費水平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同時，近年來我國稅收收入呈現出調整增長的態勢，2006-2014年間稅收平均增速為18.47%，2015年前三季度稅收收入83842億元，同比增長7.6%。稅收是調節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在新常態背景下全面研究稅收結構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從而為本輪稅收結構性調整提出科學、合理的結構性減稅政策選擇，能夠促進居民消費意愿、擴大內需，使我國經濟發展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一、我國稅收結構整體現狀及問題分析

（一）推行商品稅和所得稅并重的“雙主體”稅制結構我國現行的稅收體系大致分為四大稅種，即所得稅、商品稅、財產稅、其他稅。長期以來，我國推行商品稅與所得稅并重的“雙主體”稅制結構，如圖1所示。第一，我國商品稅（間接稅）比重較高，且近年來呈現出小幅下降的態勢。商品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海關代征進品稅。長期以來，我國商品稅約占全國稅收收入的60%左右，如2014年我國商品稅稅收收入72229億元，占比60.08%。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商品稅收入50138億元，占比59.8%。同時，隨著近年來一系列的稅制改革，如“營改增”、消費稅調整等，我國商品稅的比重已呈現小幅下降的態勢。如2005年商品稅比重曾高達65%左右，近年部分年份已維持在60%以下。第二，所得稅是我國稅收體系的第二大稅種，近年來比重呈現上升態勢。所得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占全球稅收收入的比重為25%左右。如2014年我國所得稅稅收收入31281億元，占比26.02%。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所得稅收入22059億元，占比26.31%。盡管近年來我國個稅費用扣除額連續三次調整，已從1500元/月提高至3500元/月，但隨著居民收入提高、物價上漲等因素，依舊顯得調整滯后。總體而言，我國推行“雙主體”稅制結構，商品稅、所得稅比重合計高達八成以上。

（二）過分倚重間接稅而抑制了居民消費行為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間接稅的比重為59.8%，可以說，我國稅收結構過分倚重間接稅，不利于擴大內需、促進居民消費。縱觀全球，我國間接稅的比重不僅高于發達國家43%的平均水平，還高于部分發展中國家。如美國為38%，英國為41%，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為52%，巴西為49%。過高的間接稅將會抑制居民的消費行為，導致最終消費率處于較低水平，如2015年前三季度國內消費率為58.4%，而發達國家的最終消費率為75%左右。進一步分析原因，主要為三個方面：其一，間接稅通過商品消費轉嫁給消費者，加重了消費者稅負。通過稅收轉嫁機制，提高了商品的價格，從而抑制了消費。其二，間接稅產生替代效應，促使居民更青睞于儲蓄。征收商品稅，商品價格抬高，使消費者減少當期消費。其三，間接稅稅負呈累退性，不利于調節收入差距。對于居民而言，商品消費支出的增多意味著稅負的加重，不利于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平均消費傾向的提高。

（三）收入分配功能微弱而不利于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調節收入分配機制、縮小差距是稅收政策的功能之一。通常，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居民整體邊際消費傾向偏低，不利于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收入分配機制越合理，收入差距越小，對居民消費具有明顯的擠入效應。按照國際通行慣例，用基尼系數（Ginicoefficient）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狀況。2014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69，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對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進行調整，是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盡管近年來我國出臺多項稅收政策，如企業研發費加計扣減、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抵扣、取消利息稅等，但收入分配功能依舊顯得微弱。具體表現為：第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201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884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489元，城鄉收入比為2.75:1。第二，行業收入差距較大。2014年金融業收入最高，達到108273元，農林牧漁業收入最低，僅為28356元，差距為3.82倍。第三，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2014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上海最高，達到47710元，甘肅省最低，僅為20804元，差距為2.29倍。西部經濟發展滯后，農村居民收入更是偏低，如2014年甘肅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5736元。總體來看，稅收政策的收入分配功能微弱，居民收入差距較大，不利于消費水平的提升。

二、稅收結構性調整對居民消費行為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1.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居民消費行為具有跨期動態性，且遵循著效用最大化原則。由此，為防范數據實證研究的內生性及偏差，采用廣義矩估計法（SYS-GMM）構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2.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為研究我國稅收結構性調整是否存在空間效應，即地區外溢性是否體現，選用空間杜賓（SDM）模型。

（二）數據來源及主要變量定義數據時間跨度選擇2005年至2015年10月，基礎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網。數據橫截面選擇我國31個省份，并略去消費稅數據。根據中央與地方按3:1分成原則，Comtit（商品稅對數）為各省份增值稅的4倍與營業稅之和的自然對數。Inctit（所得稅實際稅率）僅考慮個人所得稅，根據中央與地方按6:4分成原則，為各省份個人所得稅的2.5倍。Protit（財產稅比重）為各省份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車船稅等之和與稅收收入總額之比。

（三）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1.實證檢驗結果。通過預先采用固定效應面板模型，得到我國稅收結構性調整下居民消費行為的動態變化更符合現實。模型1的實證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AR（2）統計量的P值為0.736，表明在5%臨界水平下動態模型差分方程誤差項不存在二階自相關。Sargantest統計量的P值為0.1432，表明在10%臨界水平下不能拒絕工具變量有效的原假設。即表明運用的GMM估計結果的可信度較高。2.實證結果分析：第一，居民上一期消費行為決定的本期消費“成長性”。Cosuit-1的系數估計值為0.82607，且在1%臨界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表明我國居民消費具有動態的自我增強功能。即上一期消費行為的“發育”對本期的消費具有一定的正向促進作用。第二，所得稅實際稅率與居民消費行為呈現負相關關系。Inctit的系數估計值為－0.12671，即所得稅實際稅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支出就減少0.12671%。近幾年，我國為提高居民個人所得，減少實際稅率，相續出臺了組合政策。如2006年、2008年、2011年連續三次提高工資薪酬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個稅起征點分別提高至1600元/月、2000元/月、3500元/月。2008年起暫停征收利息稅，2014年出臺職工年金在個人年滿退休時才納稅。但從實證結果來看，這一系列的個人所得稅政策并未有效改變稅負對消費需求的約束，且在一定程度上擠出了居民消費支出。然而，在所得稅的調整中，不能單純地立足于其經濟效應對居民消費的抑制，還要正視其在稅收結構中的地位與重要性。通過施行稅收結構性調整，促進所得稅與其他稅種統籌協調，共同刺激居民消費行為、調節宏觀經濟。第三，商品稅對數、財產稅比重與居民消費行為呈現正相關關系。Comtit、Protit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12368、0.34783，且在1%臨界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即商品稅收入、財產稅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支出分別提升0.12368%、0.34783%。結果表明，近幾年我國在施行稅收結構性調整后，商品稅、財產稅在一定程度上擠入了居民消費支出。尤其是實施財產稅的征收，替代效應明顯，增加了居民當期消費意愿。第四，名義人均生產總值與居民消費行為呈現正相關關系。控制變量Unit的系數通過了1%臨界水平下的t檢驗，系數估計值為0.06078。表明良好的社會發展程度與消費環境，給居民營造選擇范圍廣、消費品豐富的環境，能夠刺激居民消費行為，將更多的收入支出用于消費。

（四）空間面板數據模型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1.實證檢驗結果。首先對變量間的空間自相關性進行檢驗，得到莫蘭指數為0.28732，P值為0.0054，且在1%臨界水平下通過了檢驗。由此，確定模型2中被解釋變量居民消費支出存在著一定的正相關關系。隨后，對固定效應的空間面板數據進行實證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LR-test指似然比檢驗法，其P值為0.0000，小于0.05，說明接受模型存在空間固定效應，且優于隨機效應。即表明運用的SDM估計結果的可信度較高，且加入空間相關性后各變量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仍舊存在。2.實證結果分析。第一，WCosuit的系數估計值為0.12983，且在5%臨界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表明各省份居民消費行為存在著空間正相關性。即相鄰省份居民消費行為能夠刺激本省居民消費意愿。第二，WComtit、WProtit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14278、0.39287，且分別在1%、5%臨界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表明商品稅與財產稅的空間依賴性較強。即當相鄰省份的商品稅、財產稅發生結構性調整時，將正向促進本省居民消費意愿。居民會根據相鄰省份的消費環境、消費習慣、消費傾向，結合自身習慣調整最優消費組合。同理，當相鄰省份因價格波動、供需關系變化等而引發的稅負增加，本省居民會通過心理暗示更傾向于消費此類商品，以實現當期享有低稅負。第三，從空間外溢性來看，當相鄰省份居民選擇當期消費時，會促進本省居民的消費意愿。第四，模型2與模型1中控制變量WUnit的系數估計值同方向，均在1%臨界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表明在模型中加入空間權重矩陣后，名義人均生產總值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依舊存在。且相鄰省份經濟發展程度、消費環境能夠帶動本省的消費市場，促進居民當期消費。

三、促進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結構性減稅政策選擇

（一）降低商品稅稅率并減輕稅負，增加居民消費意愿商品稅最終轉嫁于消費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意愿。通過降低商品稅稅率，減輕居民部分負擔，能夠有效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同時，降低間接稅稅負能夠減輕企業，抑制商品價格上漲，降低居民消費成本。由此，具體可從以下幾條路徑展開：第一，降低增值稅稅率。我國增值稅施行17%的基本稅率和13%的低稅率，但這僅是名義稅率，其實際稅率達到24%左右。同時，在“營改增”的稅制改革下，增值稅擴圍后稅負也并未隨之降低。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經驗，適當將增值稅率降至15%較為合理。另外，13%的低稅率設置也較高。如歐盟國家的低稅率均在10%以下，如德國為7%，荷蘭為5%，盧森堡為3%。由此，可以與基本稅率保持同步，降低至13%。目前，我國已由生產型增值稅轉向消費型增值稅，即通過固定資產扣除、研發支出加計扣除等鼓勵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為社會增加就業崗位。適當降低增值稅，尤其是對小微企業實施減半征收，能夠有效降低商品價格，增加勞動者工資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第二，繼續適度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營業稅具有重復課稅、累計稅負的缺點，我國2012年啟動了“營改增”試點，并逐步擴圍，2014年1月、6月，鐵路運輸、郵政和電信業相繼覆蓋。后續，應加快建筑業、金融業的“營改增”試點，有效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第三，起征點改為免征點。自2011年起，我國已大幅提高增值稅起征點，但僅限于小規模納稅人。如2015年小規模納稅人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3萬，3萬以下則免征增值稅，3萬以上則按3%全額征收增值稅。將起征點改為免征點，并將優惠政策延伸至一般納稅人，能夠減輕增值稅納稅企業的稅收負擔。

（二）優化個人所得稅，增強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條例于2011年出臺，雖然對起征點、級次進行了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居民的稅收負擔。但居民稅負的減輕幅度較低，全社會貧富不均現象依舊嚴重。由此，必須借鑒國際先進經驗，進一步制定科學、合理的個稅征收方案，增強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建立個稅起征點的彈性機制。如將個稅起征點與物價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經濟指標進行聯動，每年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進行調整，避免滯后性，有效減輕納稅人稅負。第二，實施分類與綜合征收相結合的方式。我國現行的個稅征收實行“分別征收、各個清繳”，缺點在于收入來源多樣的納稅者繳納稅款較少，收入來源單一的納稅人繳納稅款多。尤其是低收入者收入來源單一，承擔的稅負相對較高，不利于收入分配調節。從美國、我國香港等地的經驗來看，實施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稅征收更為合理，能夠有效減輕低收入者的稅負，充分發揮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綜合征收模式以家庭為納稅單位，根據家庭總體收入確定納稅額，扣除相應費用，如贍養老人、撫養孩子，根據地區差異給予稅收優惠。

（三）完善財產稅的征收，提高居民消費傾向財產稅的征收能夠促進居民消費、提高消費意愿，尤其是提高高收入者財產的持有成本，增加當期消費。目前，我國財產稅體系還不完善，財產稅占比也相對較低，難以發揮對居民消費的調節作用，如2014年財產稅收入為10483億元，占稅收總收入的8.72%。由此，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擴大財產稅的范圍與稅基。增加財產的持有成本，對房產、無形資產、股票、銀行存款等征收財產稅，引導合理消費，優化消費結構。引導資金轉移到消費市場，減少儲蓄與投資，增加即期消費。尤其是在我國房價高漲的態勢下，對空置、閑置房征收房產稅，能夠減少投機行為，促進房價趨于平穩。第二，開征遺產稅與贈與稅，釋放富人的消費能力。目前，我國中產階層增速較快，征收遺產稅、贈與稅能夠有效改變力求節儉的傳統消費觀念，優化社會財富分配。同時，要對征收時機和征收方式進行科學評估，引導現代消費觀念的形成，增強居民消費能力。第三，開征物業稅，調節高收入者的消費結構。用物業稅替代房產稅，將土地增值稅、出讓金、契稅等合并，歸為物業稅，增加房產保有成本。適當降低房產購買環節的費用，有效降低剛性需求者的購房壓力。

（四）開征社會保障稅，有效提高居民消費信心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如房價、醫療、教育費用過高，嚴重制約了居民的消費信心。居民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更愿意通過儲蓄來防范未來的花費。當前，我國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政府提出的全面放開二胎、延長退休時間、提高醫療保障等政策是以應對老齡化問題。但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基金面臨著較大壓力，尤其是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收支矛盾將更為突出。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通過開征社會保障稅，能夠有效保障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康運行，緩解當前的資金壓力。同時，通過強制性、無償性的特點，能夠充分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尤其是通過設定全國統一的標準，能夠有效消除行業、地區收入差距，即便是低收入群體也能夠獲得穩定的基本生活保障。尤其要將農民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開征社會保障稅能夠釋放農村居民消費能力，提升消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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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平 單位：湖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