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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八大以后，我國進入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宏觀經濟政策主要以微刺激和結構調整為主，在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還要控制通貨膨脹在合理區(qū)間。作為衡量通貨膨脹的重要指標，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被廣泛應用于宏觀經濟穩(wěn)定性的分析。針對廣義貨幣供應量(m2)對cpi波動的影響，國內學者多采用線性回歸方法，研究結果難免會忽略M2對CPI的影響是否真正存在對稱性。擬以非線性的平滑轉換回歸(STR)模型深入分析M2對CPI的影響效應。研究結果表明:M2對CPI的影響存在明顯的非線性、非對稱性特征，目前低CPI狀態(tài)下，國家應適度制造通貨膨脹。

關鍵詞:

廣義貨幣供應量;居民消費價格水平;STR模型;非對稱性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階段，經濟增速相對放緩，控制通貨膨脹在合理區(qū)間的任務更加艱巨。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運行狀況可以發(fā)現，CPI過高和過低對經濟發(fā)展都有很大的危害。改革開放初期，生產力水平低下，供給嚴重不足，造成CPI大幅度上升，1989年更是達到了18．5%。由于治理通貨膨脹經驗不足、宏觀調控不到位等原因，我國發(fā)生比較嚴重的結構性通貨膨脹，CPI一直居高不下。1994年，CPI同比增長又達到了27．7%的歷史最高值。進入21世紀，經濟過快增長和國際環(huán)境等方面的壓力使得我國出現持續(xù)、全面的通貨膨脹，2007年CPI同比增長4．5%，遠遠超過3%的國際警戒線。通貨緊縮也同樣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面對突如其來的沖擊，我國開始實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2002年底，物價水平到了緊縮期，雖然這期間貨幣供應量有所增長，CPI同比依然出現負增長。2008年至2009年的經濟危機期間，我國CPI同比出現負增長，直至2009年底才由負轉正。這期間央行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擴大商業(yè)銀行貸款總量，使得通脹率又節(jié)節(jié)攀升。近三年國家政策趨于平穩(wěn)，CPI增幅放緩，重回“1”時代。十八大以后，大規(guī)模刺激經濟的情況不會再出現，微刺激和結構調整是主要形式，國家力求實現“精準調控”，防止政策錯位違背初衷。控制通貨膨脹率在合理范圍一直都是世界各國高度重視的話題。通脹率高意味著社會分配不公，價格體系遭到破壞，如果通貨膨脹過于嚴重，可能會引發(fā)社會問題。另外，如果治理通貨膨脹力度不夠，很有可能引發(fā)經濟危機，對經濟體系產生毀滅性打擊。通貨緊縮會使企業(yè)利潤下降，降低其生產積極性，同時公眾預期消費也會萎縮，造成失業(yè)率上升，生產停滯。因此，穩(wěn)定物價對于經濟系統的健康運行至關重要。如何正確認識、有效預防、科學治理通貨膨脹一直是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努力的方向。對通貨膨脹的定量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研究重點，央行在實施一項貨幣政策之前必須對于政策的作用效果有一個明確的認識，確保精準調控的實現。本文旨在研究廣義貨幣供應量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影響的定量問題，討論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來維持通貨膨脹率在合理區(qū)間。具體來說，就是從驗證長期條件下廣義貨幣供應量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非線性、非對稱性著手，探討M2對CPI的影響機制，為定量分析貨幣調控政策與通貨膨脹水平之間的數量關系提供參考，從而幫助貨幣政策更有效地制定和實施，實現“精準調控”。

二、文獻綜述

貨幣主義學派認為貨幣供應量超過了貨幣需求量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該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Friedman，1963)認為如果貨幣供給數量增加的速度大于所能購買的商品和服務項目的增加速度，那么就會發(fā)生通貨膨脹。基于這一思想，Moroney(2002)在搜集了80個國家1980－1993年的樣本數據后發(fā)現，多數國家的通貨膨脹率波動圖形與這些國家M2的波動圖形都十分吻合，并且在實證之后得出結論:在一些通貨膨脹率較高的同時貨幣供應增長率也較高的國家當中，M2增長率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系數接近于1，這意味著M2對CPI的波動有明顯的對稱性效應。Milas(2011)通過搜集英國多年的經濟數據，發(fā)現英國通貨膨脹的產生在長期的狀態(tài)下與貨幣供應的增長并沒有顯著的關系，如果說是貨幣供應的增長誘發(fā)了通貨膨脹，就英國而言，只有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超過10%后，才可能出現。而在這之前，OkinaSharakawa和Shiratsuka(2001)從理論上分析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有非對稱性效應。他們認為在經濟蕭條時期，由于投資者的悲觀預期明顯強于樂觀預期，風險規(guī)避者大于風險偏好者，這種不對稱的投資者心理預期會使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存在非對稱性。Ball和Mankiw(2002)從實證角度研究貨幣供應量對CPI的作用機制。他們對美國的貨幣政策進行實證研究，發(fā)現與通貨緊縮相比，在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對CPI的影響更大，即M2對CPI波動有非對稱性效應。

我國關于貨幣供應量對CPI波動的作用機制研究相對起步較晚，最近的一些研究中，范從來(2007)研究發(fā)現貨幣供應量的穩(wěn)定性是決定中國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水平之間關系的主要原因，不穩(wěn)定的貨幣供應量會引起物價水平的波動。張成思(2012)把內生性貨幣供給理論引入模型中，實證研究1978－2011年的貨幣供應量對CPI波動的影響，結果發(fā)現，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M2的增長會顯著促進CPI的上升，M2對CPI波動的影響存在對稱性。而曾智、王勝(2015)采用MSVAR模型分析M2對CPI的動態(tài)非對稱性效應，他們得出在通貨膨脹期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遠大于緊縮期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研究，由于采取的計量口徑、樣本數據的區(qū)間以及計量模型的不同，針對貨幣供應量與通貨膨脹之間關系得到結果也是存在爭議的。但是他們在研究貨幣供應量對通貨膨脹的作用機制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旨在采用非線性的平滑轉換回歸(STR)模型研究我國貨幣供應量對CPI波動的影響機制，引入開關函數，實現變量在兩個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實證分析我國M2對CPI的非對稱性影響機制，為進一步改善貨幣政策提供決策參考。

三、STR模型介紹

STR(SmoothTransitionRegression)模型能夠允許時間序列在兩個機制之間實現平穩(wěn)過渡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引入了轉換函數。在進行非線性檢驗時，首先對方程設定原假設:β1=β2=β3=0(線性)，若拒絕原假設，則認為存在非線性。Granger和Terasvirta(1993)構造服從F(3p，T－4p－1)的F統計量，比較F統計量的觀測值和臨界值來判斷是否接受原假設，從而為本文考察M2對CPI線性或者非線性影響提供檢驗依據。

四、實證分析

這里選取了1996年1月到2015年10月的M2的實際值和同期CPI同比數據作為樣本數據建模。M2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CPI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

1．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wěn)性檢驗。對于時間序列的數據，通常要求數據是平穩(wěn)的，否則可能會出現“偽回歸”現象，使得回歸結果出現偏差。如表1，從ADF檢驗結果可以看出，CPI原序列平穩(wěn)，M2的原序列是不平穩(wěn)的，但是其一階差分平穩(wěn)。故采用M2的一階差分序列與CPI原序列進行實證分析。由于所取M2數據是實際存量，因此其一階差分可以描述為增長率，這樣也可以與CPI的計量口徑相同，具有現實意義。

2．模型估計。(1)滯后階數的確定。在模型估計之前，首先要確定變量的滯后階數。設定模型滯后階數為8，根據HQ和SC準則，從最高階依次比較，本文選出比較理想的滯后為3。(2)轉換變量和STR模型形式的選擇。由于變量存在滯后期，故首先得確定最優(yōu)的轉換變量。從檢驗結果(表2)可以看出，以M2的二階滯后變量為轉換變量可以體現出模型的非線性，建議的模型為LSTR1，即轉換函數的形式。(3)模型的參數估計。首先根據JmulTi軟件采用BFGS迭代法對初始參數γ和c設置初始區(qū)間分別為［0．50，10］和［－1．5338，3．7258］，最終模型擬合的γ和c的初始值分別為10．00和0．3788。之后取步長為1/100，即等距離地取出100個可能的參數值，構造一個二元網格，把每個數值帶入開關函數，確定一個最優(yōu)的結果。經過多次調整，最終得到估計結果(表3)。(4)模型檢驗。在JmulTi軟件所提供的各項對于STR模型的檢驗中，自相關檢驗、剩余非線性檢驗、參數穩(wěn)定性檢驗和異方差檢驗結果均表明模型的非線性擬合比較合適。表4給出了自相關和異方差檢驗的數據。由數據可知，統計量的p值均大于0．1，說明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1．結論。第一，上述模型擬合結果可以說明，我國M2對CPI波動的影響存在非線性非對稱性特征。第二，開關函數G(γ，c;st)中γ=13．3396，說明轉換速度不是很快，符合平滑轉換的特征。c=0．3737為轉換時點，當m2_d1t－2等于該值時，G1=0．5，非線性關系不存在，M2趨于正無窮大時，模型表現為快速增長的線性關系，M2趨于負無窮大時，表現的是受到抑制的線性關系，趨于二者之間的部分即加入了非線性部分的模型。可以看出，該模型很好地刻畫了兩個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形式。第三，由γ=13．3396可以知道，在長期內CPI對M2的反應速度較慢，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對CPI的影響存在時滯。由于存在非對稱性，在央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減少流動性的情況下，模型的非線性效果增強，使得CPI波動加劇，因此在當前通貨緊縮壓力下，政府應適度制造膨脹。

2．政策建議。十八大以后我國政府實行微刺激和結構調整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大規(guī)模的刺激經濟的情況不會再出現，對于治理通貨膨脹來說，由于M2對CPI的影響存在明顯的非對稱性，因此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并非治理通貨膨脹的良策，我們在面對通貨膨脹的同時必須考慮到各種復雜因素對我國的沖擊，這樣才能夠把握全局作出決策。對于刺激經濟來說，擴張性貨幣政策對于刺激經濟效果也不顯著，而且會帶來通貨膨脹，因此不能單單通過貨幣層面來解決復雜的經濟問題。第一，建立健全通貨膨脹監(jiān)測機制。不能單一地把通貨膨脹作為中介目標，須建立多元監(jiān)測機制，系統地監(jiān)測宏觀經濟運行狀態(tài)。第二，密切關注貨幣的流向。由于貨幣供應量對CPI波動存在非對稱影響，過多的流動性對經濟系統來說弊大于利，這要求央行密切關注各個市場的資金情況，在釋放流動性的同時要保證資金的合理配置。第三，堅持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適度制造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向“穩(wěn)健”之后，最近幾年CPI的波動一直很穩(wěn)定，政策效果初步達到預期目標。然而，貨幣供應量對CPI的非對稱性說明政策的執(zhí)行還有一定的局限。我國貨幣政策操作仍處于發(fā)展期，行政干預手段在控制物價乃至宏觀經濟運行方面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可以人為地制造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在堅持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要加快結構改革，落實政策的執(zhí)行，合理調控價格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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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其波 趙怡 王化舉 丁智宇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 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