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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體育經濟的發展,體育經濟的研究成為熱點,體育經濟領域的法律問題也特別引人關注。由于1995年頒布的《體育法》對體育經濟涉及較少,以及體育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實際,使得體育經濟立法變得十分迫切,現有的體育經濟法律方面的研究往往陷入就事論事的窠臼,難有立法宏觀上的借鑒意義。本文試圖從價值哲學的視角來分析體育立法價值取向的沖突,尋求體育經濟立法價值取向沖突的整合方法,以為我國體育經濟立法提供宏觀上的理論指導。

一我國體育經濟立法的現狀改革開放以前,體育幾乎是單純的福利事業,隨著改革的深入,體育中具有營利性質的體育經濟被發掘出來,我國體育經濟立法也相應地成為當前立法工作中的重點和熱點,并取得了較大成就。僅1996年以來國家和地方的體育立法中,有關加強體育產業和體育市場管理的法規和其他規章性文件就達30余部(件),并逐步向著系統化、配套化和專門化的方向發展。但我們也應當看到:體育法規的總體數量較少,體育立法的效力等級整體上較低。具體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1)體育經濟立法在總體上較為薄弱,水平不高,尚處于起步階段。娛樂健身業缺乏統一規范,存在多頭管理、無序發展的問題;電視轉播業的買賣雙方錯位,有明顯的行政壟斷色彩;體育經紀人行業剛剛興起,缺乏相應的管理法規和制度。(2)體育經濟法規配套性差,已有的法規可操作性低。《體育法》雖然對體育經營活動做出了一定的規定,但是缺乏與之相配套的體育市場宏觀管理、體育經營許可、體育經營活動管理和體育無形資產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范,使《體育法》的規定難以發揮作用[1]。

二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從體育法制建設的基本內容來看,體育經濟立法是健全體育法制建設的重要環節,是體育法制領域中“有法可依”的前提條件。體育經濟立法并不單純是國家制定的體育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純粹規則,而且還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統一體,其目的性表現為立法的價值取向。“價值取向指人們按自行的價值觀念對不同價值目標所作出的行為方向的選擇”[2]。法律的價值取向問題是法律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也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問題。美國現代社會法學家羅•龐德認為,法律的價值取向是指法律的評價標準,即在法律調整或安排背后,“總有對各種互相沖突和互相重疊的利益進行評價的某種準則”[3]。可見,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對體育本身至關重要。體育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作為國家基本的法律部門之一,具有一般法律國家意志性質,因而也就具有一般法律的價值取向,即公平、秩序、民主、自由等方面。但體育經濟不同于其他的社會部門,有著自身的特點和價值,因而,在體育經濟立法方面應當注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價值理念:

(一)效益第一的理念立法作為社會活動中一種特殊的價值取向,按照特定的價值取向實現自身的價值目標。從本質上講,立法就是一種對有限資源的利用過程,它本身要消耗一定的成本以取得立法收益。法律講的效益包括經濟效益、政治效益、社會效益和倫理效益,不同的法律,效益的側重點不同,這一點要加以明確。如果發生側重點的錯位,則會帶來立法成本的增加。體育經濟從根本上來說是營利性質的,因此,立法時應當側重經濟效益,以最小的立法成本換取最大的產出。例如,為了提高體育電視轉播的經濟效益,美國國會在1961年通過了《體育反托拉斯轉播法案》,允許橄欖球、冰球和籃球以整個聯盟的名義取得電視收入。當然,立法時同時要兼顧社會效益、政治效益和倫理效益,使立法收益最大化。由于任何體育企業是利益主體,在生產過程中會通過外部行為(常常通過增加社會成本來降低自身成本的行為)來獲取最大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機制對企業的外部行為(如環境污染等行為)不能有效抑制,這時需要立法來加以規范。單純一味地追求經濟效益,會極大地降低法律的整體效益。在體育經濟立法過程中,考慮整體效益將使得體育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

(二)以人為本的理念體育經濟的根本是為了人們的體育物質文化需求得到最大的滿足,說到底是為了人的發展和完善。體育經濟的主體是人,而人又是體育經濟生產要素中的根本要素,體育經濟的一切運行機制又恰恰是作用在這一社會主體和社會生產的基本要素上。因此,在制定體育經濟法律法規時要牢記體育產品的生產要滿足人的需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關注人的健康,注重人的發展。例如我國相關法律就規定,保障專職從事體育勞動人員(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體育經營管理人員等)的基本權利。體育經濟立法應當把體育經濟活動引向正確健康的軌道,保證人們獲得健康優質的體育產品。如《深圳經濟特區體育市場管理規定》就明確規定:“鼓勵境內外的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依法在特區興辦體育經營活動項目,開展體育經營活動,扶持一切有益于健康的體育經營活動項目或活動,禁止和取締有損健康以及渲染暴力、淫穢、封建迷信的體育經營活動。”

(三)市場化的理念從我國體育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的弊病:一是規模經濟不明顯;二是行政性壟斷;三是低水平過度競爭并存,而且這種低水平過度競爭實質上是市場部分地開放條件下的行政性壟斷的產物。所以,當前體育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調整政府職能,打破行政性壟斷,樹立市場化的思想,使政府從壟斷經營者轉變為競爭性經營的組織者和監督者,政府可通過稅收等政策來進行宏觀調控。德國早在1990年就頒布實施了《體育俱樂部提供援助法》,將體育企業置身市場經濟浪潮之中,只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支持或幫扶。在加入WTO以后,體育經濟的國際競爭將變得更加激烈,在這種形勢下,體育經濟應當通過立法,實行市場化運營,釋放經濟活力,改變行政性壟斷,提高體育企業的競爭力[4]。

三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沖突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是體育經濟選擇的價值目標,它是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主體在對體育經濟及其發展施以法律規范的過程中,對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客體(體育經濟法律能夠滿足的體育經濟發展需求)所持有的價值企求,是立法價值主體對體育經濟發展需要的終極追求,體現了主體對體育經濟法律價值的向往和期盼,是體育經濟法律客體對主體利益滿足的最大化。然而,“法律的肩上背負著太多的價值負荷,而這些價值又有各自的內涵和規定性,在很多時候又是非此即彼的關系”[5],而要把它們集中到同一立法領域,體現和規定在同一部法律中,就會產生沖突。在體育經濟領域對立法取向的價值選擇上的沖突,就是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沖突。體育經濟立法價值取向沖突的本質,是一個由體育經濟發展引起的利益的矛盾問題,是一個“顧此”就得“失彼”的利益取舍問題。

(一)體育經濟發展與穩定體育社會秩序的價值取向沖突一般說來,體育經濟發展與穩定體育社會秩序的價值取向這兩者是可以相互并存的,一方面體育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體育社會秩序,而另一方面,良好的體育社會秩序會促進體育經濟的發展。但是二者之間也存在沖突。秩序目標是任何立法的最基本的價值取向,立法的本身就是創造秩序。“秩序是法的直接追求,其他價值是以秩序價值為基礎的法的企望;沒有秩序價值的存在,就沒有法的其他價值”[6]。體育經濟立法也是如此。它的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就是體育社會領域的秩序目標,它是通過對體育經濟行為模式的預先設置,來確認和保護社會的體育社會關系,使體育社會關系的產生和流轉有一個共同的規范和流程,從而達到秩序治理的法制目標。然后在此基礎上,再實現其他的立法價值目標。促進體育經濟發展是體育經濟立法的最直接的價值目標。然而,體育經濟的發展不斷地打破業已穩定的體育社會秩序,造成秩序目標與發展目標的沖突。例如,由于體育經濟領域出現的過度商業化,使得很多公共體育設施被擠占、挪用,大量的體育人才流失,一些體育賽事彌漫著商業“銅臭”味,從而玷污了體育比賽的純潔性、公正性。體育道德淪喪等方面的負效應,妨礙了我國競技體育事業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引起了一系列的體育社會問題。因此,是促進體育經濟發展,還是穩定體育社會秩序成為體育經濟立法價值取向沖突的基本的表現。

(二)體育經濟效益和體育公平競爭的價值取向沖突經濟效益和公平競爭作為體育立法的價值取向,一般說來并不矛盾。一方面,公平競爭的競技體育有助于體育經濟效益的增長;另一方面,隨著體育經濟效益的增長將帶來體育資源的豐富,必將促進整個體育環境的改善,體育水平的提高,進而使公平競爭在更大范圍和更高的水準上的實現成為可能。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為了效益的最大化,必然要犧牲一點公平;為了公平的實現,可能會犧牲一些效益。為此,兩者之間難免相互沖突。當商業利益作為首要考慮因素時,體育的社會利益就往往會成為犧牲對象,體育競爭的公平性將受到挑戰。隨著體育商業化的發展,體育運動演變為一種“金錢游戲”,金錢會腐蝕一些體育運動員、裁判員、教練員以及管理人員的靈魂,一些人無視法律、無視體育道德、胡作非為的事情時有發生。國內的足球聯賽發生的球員和裁判協同作弊的“打假球”事件,使得公平競爭的體育原則受到公然踐踏。各個足球俱樂部為了自身的經濟效益,將體育賽程安排得越來越密,使運動員身心疲憊,體育競賽也就很難公平地進行,體育競賽的精彩程度下降。最近幾年世界杯足球賽的總體水平就有下降趨向,所以有人說:“過分追求經濟利益,商業化將熔化世界杯”。還有就是體育賽事中的濫用興奮劑,興奮劑是商業化刺激的副產品,從競技原則看,興奮劑從根本上毀滅了公平競爭。

(三)“人的體育經濟”與“體育經濟中的人”的價值取向沖突“人的體育經濟”與“體育經濟的人”的價值取向沖突,也就是如何處理人與體育經濟之間關系的價值取向沖突。體育經濟立法是為了體育的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發展。為了人的發展是體育經濟立法的終極價值追求。因此,體育經濟最終是“人的體育經濟”。體育經濟發展了,人們可以從中獲益,比如人們可以欣賞到更多的精彩體育賽事,可以使體育人才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人們可以接觸到更多的時尚、實用體育產品,人們的體育鍛煉的意識也會增強等。但是,為了體育經濟的發展,體育經濟必須將人“物化”為工具。體育經濟的發展,需要體育運動員頻繁地參加體育賽事,在賽場上拼搏,需要體育經營管理人員的辛勤勞動。因此,人又是“體育經濟的人”。這樣說來,人的目的性與人的工具性都是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那么,體育經濟的發展究竟是取向人的目的性,還是取向人的工具性,這是體育經濟立法價值取向選擇的二難問題[7]。隨著體育經濟的發展,人的目的性在體育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被逐漸背離,出現種種不良行為,在巨大物質利益的驅動下,一些運動員就如一臺不知疲倦的機器,傷病時常困擾著運動員,運動員瘁死賽場的現象也屢見不鮮。

四體育經濟立法價值取向沖突產生的原因首先,法律本身就是社會矛盾發展的產物,沒有矛盾就沒有法律,法律是以調節者的身份來到世間的。因此,可以說法律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而任何關系都是基于特定的利益而產生的,關系代表著利益,利益制約著關系。因而,更確切地說,法律是各種矛盾著的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器。但是,法律的本質屬性決定了法律必須對矛盾著的利益關系作出選擇:是確認還是否認,是允許還是禁止,是保護還是制裁,這要求法的預先設置環節(立法)必須明確其價值取向。然而,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縱橫交錯的利益網絡,使立法價值取向產生一定的沖突是無法避免的。“只要有法的存在,法的價值沖突就不可能得到根本徹底的解決,法的價值沖突的消解是法價值研究中的永恒課題”[8]。一般的立法存在這一問題,體育經濟立法也不例外。其次,法律是實現人(統治階級)對利益需求最大化的工具。而利益需求的多樣性和無限性與利益需求資源的有限性是矛盾的。雖然體育經濟立法將正義、公平、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理念當作真理,但是法律的本質決定了法只追逐利益,而不追求真理,只有當真理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時,真理才被納入法律的視線。真理是客觀的又是惟一的,而利益是多樣的,利益需求是無限的,并且利益需求的資源又是有限的,這是立法(包括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產生沖突的重要原因[7]。五體育經濟立法價值取向沖突的整合機制

(一)體育經濟立法價值取向沖突整合的原則1.優化的原則在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發生沖突時,首先要對各種體育經濟立法的價值取向進行成本測算,根據最優化原則,即總體效益最大化的原則,來確定價值取向的取舍,例如當體育經濟發展與秩序發生沖突時,我們要分別測算犧牲體育經濟發展和體育秩序兩者的成本,加以比較來確定效益最大化時的價值取舍,這里考慮的效益除經濟效益之外還包括社會效益、政治效益和倫理效益。2.均衡的原則均衡原則是指在進行價值沖突的整合時,必須對所犧牲的價值和所獲得的價值進行綜合考慮,以使這種整合有最佳效益,并且通過這種犧牲得來的收益應有利于被犧牲的價值的補償。均衡原則要求我們在進行整合時,必須找到沖突各方的均衡點,不能為了某一價值追求而完全犧牲另一價值追求。“根據需要和可能,使各類內容的法規及不同層次的法規之間、制訂時間不同的各種法規之間、現有法規和正在或將要制定的法規之間,配置得當,比例適宜,重點突出,避免交叉、重復和脫節,防止相互抵觸和沖突。同時,要與國家整體法制建設和體育立法同步,逐步改變我國目前體育產業立法中存在的失衡問題”[9]。

(二)體育經濟立法價值取向沖突的整合措施

1.立法內部整合法律的運行過程,主要有立法、執法和法律監督三個方面的內容。這三個階段,對于法律的價值取向沖突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解作用。所謂的立法內部整合就是,體育經濟法律在執行過程中,通過法律監督的評價和權衡,將出現的問題最后反映到立法階段,依據體育經濟立法價值取向沖突整合的基本原則,最終對法律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價值沖突進行廢止、修改和補充,從而促進體育經濟法律的完善和發展。例如1995年頒布的《體育法》第34條規定:“……體育競賽的組織者和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應當遵守體育道德,不得弄虛作假、營私舞弊。……”,條款中措詞模糊,“應當”不是規范的法律用語。而且,條款對違反這一規定也沒有十分具體的法律責任規定。這在執行過程中遇到很大問題,已引起有關機構的重視,正在醞釀修改。國家還先后出臺了十多件體育經濟方面的法規,對《體育法》進行補充。體育經濟立法的內部整合是解決價值沖突的基本方法。但是,這種方法有它自身的局限性,那就是周期長、程序繁多,很難及時處理體育經濟領域發生的突發事件。

2.立法外部整合法律和政策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兩種重要手段,“政策和法律是既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范疇。它們的聯系表現在對經濟活動都有調節作用;它們的區別在于法律調節的強制性和政策調節的導向性”[10]。法律雖然有其普遍性和強制性,但也存在“機械性”、“呆板性”和“滯后性”,而體育經濟政策則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體育經濟政策能夠結合具體的時間、具體的地點和具體的事由等實際情況而有針對性地制定。從內容上講,它們比體育經濟法律更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從制定的程序上講,也不像制定國家體育法律法規那么復雜、嚴格,可根據形勢變化的需要進行廢、立、改,因而具有更強的靈活性、適應性、時效性和導向性。《體育法》對體育經濟活動的規定很不具體,這給體育經營管理工作帶來很大不便。為此,各省人民政府、直轄市等部門都先后出臺了地方性法規,如《天津市體育經營活動管理辦法》、《山西省體育經營活動管理條例》、《江蘇省體育經營活動監督管理規定》等,現行的我國有效的地方性體育立法有207種之多,這些法律法規在解決體育經濟法律實施過程中的價值沖突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補充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外部整合過程中要按照“均衡”的原則來進行,注意相互協調和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