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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馬斯指出，馬克思對資本的分析所得出結論同樣表明，資本主義的階級統治采取了雇傭勞動與資本的相交換的非政治形式。也就是說，在哈貝馬斯看來，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勞動與資本的結構性矛盾，盡管會導致經濟系統的周期性危機，然而階級矛盾的潛在沖突也相應的轉移到系統控制層面上來。進而到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有著顯著的結構性變化，寡頭壟斷市場的出現，用國家干預來彌補和部分取代市場機制。但是國家總體計劃依然受到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限制，國家干預不可能改變資本的運行規律，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市場自發的運行方式。因此，危機仍然無法避免，“危機傾向依然是由價值規律，即雇傭勞動與資本交換在結構上的必然不對稱所決定的。”

我們可以看出，哈貝馬斯并沒有回避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不可避免的會導致經濟危機。然而，在其社會學系統理論的分析視域下，經濟危機并不必然與階級斗爭相聯系，而且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階級統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會匿名化所取代。哈貝馬斯盡管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認資本主義社會通過革命而解體。他的結論是，“重新組織經濟既無必要，也不可能”，他認為徹底變革經濟基礎的革命只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逐步演化成一種改良的理論，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站在了革命的對立面，成為了資本主義的辯護人。

由系統控制危機到社會規范危機的轉換過程

上文中我們肯定了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盡管這一根源對于他的危機理論來說似乎無足輕重。因此，我們有必要搞清楚哈貝馬斯“危機”概念的真正內涵，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其危機理論的實質。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一書開篇之處是這樣論述“危機”范疇的:“我們把危機與一種客觀力量的概念聯系起來，這種客觀力量剝奪了一個主體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們把一個過程說成是危機，這樣也就賦予了該過程一種規范意義:危機的克服意味著陷入危機的主體獲得解放。”

可見，哈貝馬斯一開始就是從控制與規范之間關系開始構建其危機理論的。哈貝馬斯首先介紹了社會科學范疇的系統論危機概念，從這一角度講，危機就是系統整合的持續失調。但哈貝馬斯認為，只有系統控制危機使社會整合岌岌可危時，也就是社會規范結構的共識基礎受到破壞時，才會形成社會危機。因此，哈貝馬斯強調:“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該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關系。”為此，哈貝馬斯引進了“生活世界”這一范疇，并將生活世界與系統這兩個范式聯系起來。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蘊含著一個社會的規范與價值，生活世界規范結構的正常運行，服務于社會整合，又依賴于社會認同;而系統僅僅關注于社會系統自身的控制機制與原則。因此，“危機分析要求一個能夠把握住規范結構與控制問題之間關系的分析層面。”

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危機就是控制機制對社會規范結構的破壞，就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讓我們結合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看看系統控制危機如何轉換成社會規范危機，也就是哈貝馬斯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具體內容。哈貝馬斯認為，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不是政治性的階級統治，而是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經濟系統同時承擔著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雙重功能，由此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屬于純粹意義上的系統危機。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系統依然有其自身的組織原則，政治系統為避免經濟系統的功能失調，用整體計劃調節經濟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場機制。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被轉化成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不同組織原則、不同控制手段之間的矛盾。遺憾的是，行政行為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反而會使政治系統自身陷入危機，經濟危機轉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機。哈貝馬斯借用經濟學的“投入”與“產出”模式來分析政治系統危機傾向:“政治系統需要盡可能投入各種不同的大眾忠誠，所產出的則是由權力機構貫徹的行政決定。產出危機表現為合理性危機，即行政系統不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機則表現為合法性危機，即合法性系統無法在貫徹來自經濟系統的控制命令時把大眾忠誠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機是一種轉嫁的危機，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哈貝馬斯闡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機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計劃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其根源還是在于經濟系統自身的“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結構性矛盾，簡單的說，就是國家行政手段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彌補自我封閉的經濟系統的弱點，承擔起協助市場的任務，因此，國家控制手段的邏輯就迫使國家不得不允許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進入系統。”

行政行為一旦介入經濟危機，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經濟系統的訴求馬上轉移到政治系統上。哈貝馬斯還進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機會通過國家機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喪失，意味著國家行政行為無法維系原有的合法性規范。如果說行政合理性危機指的是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缺乏理性，行政行為無法滿足經濟系統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機則是指，行政行為在干預經濟危機時所作的各種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壞了原有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生所謂的“動機危機”，無法再提供滿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識形態和規范價值體系，社會主流價值與制度受到質疑，大眾忠誠喪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系統控制到社會規范這一危機的轉換過程。哈貝馬斯從經濟系統的控制原則入手，但其理論落腳點卻是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也就是說，哈貝馬斯危機理論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機，而合法化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重點不在于經濟危機，他更無意于探討經濟危機背后的社會結構性矛盾。他認為經濟危機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合法性危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危機形式，而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在哈貝馬斯這里。社會危機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由經濟基礎轉移到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危機意味著，行政行為在應對經濟危機時，無法確立或維持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無法從社會文化系統汲取行政行為正當性的資源，無法對行政合理性進行論證。如果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做出論證，則必然會陷入合法化機之中。合理性危機并不必然導致合法性危機，而合法性危機卻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機，是合理性危機通過社會文化系統的轉換，是系統整合危機向社會整合危機的轉換。“各種危機傾向只有通過社會文化系統才能爆發出來，原因在于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于這一系統的產出:直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以合法化形式給政治系統提供動機，間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向教育和就業系統輸送勞動動機。”

社會文化系統自身的危機表現為動機危機，哈貝馬斯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與家庭職業私人性原則是最重要的動機模式，對政治系統與經濟起著重要的維護作用。正是這兩個模式遭到系統的破壞，形成動機危機，進而影響社會系統整合。也就是說，社會文化系統與社會整合密切相關，對社會整合起著決定性作用。從系統與生活世界的之間關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即受到金錢和權力這兩種手段的控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各種社會系統以不同的機制和原則破壞了生活世界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出失調，規范結構無法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據，造成合法性危機以及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貝馬斯同時指出，合法性危機必須追溯到對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為政治系統意義儲備變得越來越貧乏。因此，哈貝馬斯認為，“不能隨時用來滿足行政系統需求的僵化的社會文化系統是加劇合法化困境并導致合法化危機的唯一原因……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和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因此，“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

在哈貝馬斯合法性理論的范疇中，“認同”或者說“承認”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危機”是哈貝馬斯政治合法性理論的邏輯起點，“認同”則是其理論的落腳點。現代政治合法性論證的第一要義就是民眾的認同原則，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過民眾對政權的認同和擁護程度表現出來。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同時，他對于合法化危機實質的剖析，也為危機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過交往理性的重構，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規范價值體系，從而消除合法化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文化建設的重要啟示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斷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并且試圖在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領域探求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實質與解決途徑，實質上是否定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因此也注定了這一理論的烏托邦命運。然而，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以社會系統角度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同時也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特別是哈貝馬斯對于社會危機的根源，合法性危機的實質，以及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文化系統的干預等方面的剖析與闡釋，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與加強文化建設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啟示意義。

(1)深化經濟改革，避免產生危機的結構性矛盾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價值規律在市場資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礎性作用。但近些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遠遠落后于經濟的發展，經濟領域矛盾不斷積累。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改革滯后的主要表現是，政府支配的資源過多，過分主導資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問題未解決，抑制了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一句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哈貝馬斯在批判晚期資本主義的時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還繼續存在著經濟危機傾向，這就表明，國家干預資本運作過程的行為和交換過程一樣，也服從于自發的經濟規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機，簡單地說，就是政府行為未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我國目前體制改革的關鍵就在于使政府能夠更好地、更理性地為經濟和市場服務，這也是轉型期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任務。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系統的危機具有自發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周期性規律。而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危機的干預，使危機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同樣的風險與挑戰，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發展與保持穩定，但不能以發展與穩定為托詞而拒絕深化改革，這樣只會削弱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穩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轉變與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不斷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有效防止政府行為對經濟的過當干預。否則，政府的干預行為不僅不能解決經濟系統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且使經濟的問題誘發政治的問題，造成社會民眾對國家政策、政府行為甚至于體制制度的強烈不滿，并進而引發哈貝馬斯所謂的“行政合理性危機”與“政治合法性危機”。

另一方面，經濟系統危機根源于其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結構性矛盾，而當前我國經濟領域的生產要素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明顯，例如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與失業問題，市場投資過熱與購買力低下問題等同時存在。生產要素結構性的矛盾不僅會導致生產的不平衡性與經濟滯脹，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過大。經濟領域結構性矛盾越積累越嚴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發展才能解決。只有理順各種所有制形式之間以及社會各系統之間關系，不斷調整與完善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既得利益的阻撓與反對，使深層次改革舉步維艱，各種危機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危機意識，解放思想，事實求是，既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積極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為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物質保障;同時又要鼓勵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不斷探索勞動與資本有效的結合方式。一句話，只有在不斷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各種結構性矛盾以及所引發的一系列危機才能得到緩解與避免。

(2)加強文化建設，增強核心價值體系的凝聚力

哈貝馬斯為我們揭示了社會各系統之間的危機轉換過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雖然與行政合理性危機同屬于政治危機傾向，但合法性危機并不是系統整合的危機，而是社會整合的危機。社會文化系統遭到破壞，社會規范價值體系遭到質疑，嚴重威脅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哈貝馬斯批評了晚期資本主義國家行政行為對公共輿論的操縱，“政治系統承擔起規劃意識形態的任務……文化系統特別能抵制行政控制:意義從來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創造出來的。對符號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劃，會消耗掉虛擬的有效性規范力量。獲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對合法化的追求就會不戰自敗。”

認同是意義的來源，但現代文化產業與意識形態不但不能滿足意義生產的需要，而且還會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義資源和價值資源。行政行為對社會文化系統意義生產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滲透著一種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導向取代了共同價值取向，傳統的意義資源和價值認同就會喪失。哈貝馬斯上述之見解固然有失偏頗，也誠然為我國文化建設提供了借鑒。直到近些年來，我們才意識到文化建設所面臨問題的嚴重性———目前整個文化確實導致了認同出現了危機。我國現在面臨著一種“文化失衡”現象:傳統的價值觀念與社會規范，在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的沖擊下，已經無法為社會發展提供必要道德規范與價值支撐，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焦慮心理直接影響社會價值的認同與政治合法性的認同。這既是多年來只重經濟發展造成的必然結果，同時也與我們過去文化建設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密切相關。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文化強國，實現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同時強調，要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構建有利于文化繁榮發展的體制機制。一方面，我們必須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規范，以此來應對認同危機與合法化危機可能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必須規范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發揮，在文化建設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與人民群眾現實訴求與精神需要結合起來，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說教，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并形成共識。“作為‘統一指導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在充分的民主協商、公共討論之后形成，必須是社會各階層在這種討論和協商之后形成的共識，而不是自上而下強加的圣旨。”

文化的發展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是解決認同危機與信仰缺失的根本途徑，同時也是意義的源泉與價值規范的基礎。文化認同又與政治認同密切相關，二者通過意識形態相互作用。哈貝馬斯在晚期著作中闡釋了“政治文化”這一概念。他指出，政治文化既是“政治的”，所以它是多元文化的現代社會政治認同的基礎;它同時又是一種“文化”，所以它又連接著公民的動機和態度。因此，我們可以說，政治合法化的危機實質是認同危機，認同危機意味著意義的喪失，既包括文化認同的危機也包括政治認同危機。只有發展文化事業，才能更好地解決認同危機;只有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才能更好地應對合法化危機。

作者：張奪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