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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模型
(一)假設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兩區域、兩部門、兩種生產要素。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兩國的消費者偏好、生產技術和市場開放度是對稱的,但是要素稟賦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情況,而相對應地為對稱FC模型和非對稱FC模型。相關變量上標“*”代表B國的變量,用上標“w”表示世界水平的變量。(2)兩種生產要素是資本K和勞動L,并且假定資本是可以跨區域流動的,而勞動力是不可流動的。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設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國和B國的勞動力稟賦占世界總勞動力稟賦的比例,sK和s*K表示兩國資本稟賦占比。另外,由于資本的可流動性,用sN和s*N代表兩國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資本份額。(3)兩個部門為工業部門M和農業部門A。其中,假定農業部門是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每生產一單位農業產品只投入aA單位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是壟斷競爭市場、規模報酬遞增,使用兩種生產要素K和L。企業成本函數寫為c=π+aMwx,其中x為產出。另外,假設兩個地區的企業個數分別為n和n*,則nW=n+n*。在D-S框架下,每個企業只生產一種產品,每個企業生產一種產品只使用一單位資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設工業部門國內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國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運輸成本”的形式。即如果從A國運輸τ(τ³1)單位工業產品到B國,到達B國并進行銷售的產品為1單位,τ-1單位的產品在運輸過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運輸成本。
(二)消費者行為以A國為例,國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三)生產者行為由前面的假設條件,農業部門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兩國農產品的價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兩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等的。兩國的勞動力不能流動,那么兩國都會生產農產品,即農業產品的生產是非專業化分工形式。
(四)長期均衡根據假設條件,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那么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因此,將資本流動方程表示為DsN=(π-π*)sN(1-sN)。當π=π*時,兩國資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另外,當sN=0或sN=1時,資本都集聚在一個國家,也不存在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導可知,當滿足(14)式或者(20)式時,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沒有資本流動。這兩個式子說明企業(資本)的空間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間分布決定的,也是由國家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稟賦決定的。另外,如果兩國的要素稟賦是對稱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時企業的空間分布已經形成,并且不會發生變動,沒有資本流動,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使受到外來的沖擊,受到要素稟賦的影響也會恢復到這種均衡狀態。
(五)資本流動和參數變動基于本文討論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問題,筆者將重點討論非均衡模型,即兩國的市場規模、要素稟賦不對稱情形。首先,筆者將考察資本流動和企業空間分布、支出分布之間的關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設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間的關系。從(22)式可以看出,其偏導數符號的正負取決于sE的大小,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增加,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減少。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如果本國市場規模不是很大,企業在本國的集聚可以實現外部規模經濟、減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業投資收益增加,進而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場效應的體現;相反,如果市場規模很大,太多的企業集中在本國市場,競爭的加劇、資源的爭奪會使得企業的投資收益下降,進而使企業向國外轉移,即出現市場擁擠效應。同時,式(23)說明,在企業(資本)分布給定的情形下,本國的市場規模越大,企業在兩國的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就越大。
(六)結論(1)上述理論模型中,當東道國市場規模沒有非常大時,前期分布于該國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多,企業的資本收益就越大,進而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實際上,每個國家的市場規模都是相對有限的,我國在某東道國的先期投資會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流入。(2)當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當前已經發生資本的集聚,即本國使用的資本比例超過1/2,此時本地勞動力要素稟賦越豐裕、資本要素越豐裕、市場規模越大、貿易自由度越大,則分布于本國的企業(資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業(或資本)集聚于本國市場。
二、實證模型
(一)假說的提出將上面的A國看作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B國看作是我國,通過以上理論模型的結論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假說。假說1: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假說2: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勞動力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3: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資本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4: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分布在雙邊貿易自由度較大的國家。假說5:對于需求結構差異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資本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而在需求結構類似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勞動力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
(二)基準模型的設定眾所周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框架,各個理論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作出解釋。因此,本文在討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時,將新經濟地理因素作為核心變量,并且納入一些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直接投資區位的雙邊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建立的計量經濟模型如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關假說,新經濟地理因素包括市場規模、資本豐裕度、勞動豐裕度、貿易自由度、技術水平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因素包括自然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穩定性、商業環境、政治風險;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包括雙邊匯率、雙邊投資協定、雙邊貿易、雙邊地理距離和雙邊文化距離。計量經濟模型的形式設定為:
(三)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計量軟件stata作為分析工具,應用靜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首先,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適用于隨機效應模型;其次,通過對各個解釋變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脹因子的檢驗,發現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最后,經查驗該模型解釋變量間存在序列自相關。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2表示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3給出的是糾偏后得到的估計結果。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設定是比較好的,筆者選定的解釋變量能夠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近80%的區位分布變化。在新經濟地理因素中,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和技術水平可以用來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其中,市場規模的系數為0.00256,說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每擴大一個百分點會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256個百分點;類似地,東道國的技術水平每擴大一個百分點就可以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447個百分點。而勞動力要素稟賦、資本要素稟賦和貿易自由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從整體上體現出了市場尋求和技術尋求的特征。市場尋求型ODI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一些國家或地區增加了貿易壁壘作為進口替代的一部分,為了繞過這些貿易壁壘,其他國家或地區便通過對其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這些市場,進而市場尋求型ODI也就發展起來了。我國作為制造大國,相當一部分產品在國內市場已經接近飽和,很多企業轉向國外市場。然而在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出口商品遭遇的技術貿易壁壘、反傾銷訴訟等貿易壁壘的情況越來越多,僅靠出口帶動增長的空間又很有限。較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較大的市場需求,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我國企業會傾向于進入市場規模大的目標市場進行直接投資,規避東道國或地區貿易壁壘的同時,拓展和占領更大規模的海外銷售市場。另外,我國的技術水平、技術轉化和研發創新等方面的能力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事實上,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并且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不多,這也是我國高新技術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更多地是尋求技術而不是輸出技術。同時,很多發達國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實力和管理經驗,但是一些國家對先進技術保護嚴格,限制高新技術的出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的形式可以繞過這些壁壘而擁有先進技術。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貿促會《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數據顯示,高達81.7%的企業認為東道國比國內市場規模大。同時,參與調查的企業中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均認同“在東道國獲取創新所需要的技術比國內難度低”的觀點。這也從微觀角度佐證了估計結果。此外,東道國的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豐裕度以及貿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決定因素。以東道國工資水平(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倒數衡量的勞動力要素豐裕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即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尋求特征不明顯,這似乎和一般的理論預期不符。同時,一些研究和調查也表明東道國獲取資金比國內難度低,貿易開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來投資,但是估計結果也沒有支持這些結論。筆者認為,這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密切相關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多元化,包括目標的多元化和區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以垂直型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將產業鏈下端或者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和環節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國外。因此,他們會較多地將具有廉價的原材料和生產要素的國家作為投資對象,具體到我國,會投資于蒙古、贊比亞、尼日利亞等國家,但畢竟我國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應地效率尋求特征表現得就不明顯。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首先,本文的理論基礎起源于新經濟地理學。新經濟地理理論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礎的新貿易理論強調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新經濟地理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彌補和豐富了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通過對新經濟地理理論的歸納總結和梳理,發現自由資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問題。因此,筆者對FC模型進行推導,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對模型參數的進一步分析,得出了有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五個假說。在理論模型和相關假說的基礎上,筆者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通過靜態面板模型的估計,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受到新經濟地理因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的共同影響。具體而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技術水平、自然資源稟賦、良好的商業環境、對東道國的出口、較近的地理距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表明,總體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明顯的市場尋求、技術尋求、資源尋求和出口拉動的特征。
(二)政策建議1.保持和加強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我國資源總量比較豐富,但是很多資源的人均擁有量是很低的。同時,我國出口導向型戰略和粗放型增長模式給我國的資源和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加快并逐漸成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的同時,我國能源進口量大大增加,2010年,中國占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7%左右,僅次于美國,并且比例在逐年上升。①我國資源消費急劇增加,資源依存度也在不斷擴大,而國際市場上主要資源,特別是能源的價格又不斷攀升,并會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因此我國必須尋求一個渠道解決這種困境,對外直接投資恰好是重要的途徑之一。這些資源尋求型的企業通過輸出資本、在境外合作開發資源、建立生產基地供應等方式滿足國內對資源的需求。因此,我國要繼續擴大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在區位選擇上,仍然選擇那些資源豐富的地區,保持在原有東道國投資的同時,通過資源外交等方式擴大境外的資源投資地并增加進口,以避免在資源問題上受制于少數國家。目前,我國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在進行,而且主體多是大型國有企業,我國應該引導和支持中小非國有企業開展資源尋求型直接投資,擴大投資主體。2.加快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重要階段,先進技術的作用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獲得先進技術的重要捷徑。我國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獲取了一些經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代表早期成功案例的中國首鋼,它收購美國麥斯塔工程設計公司70%的股份,②不僅擴展了業務,還學會了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經驗。在此之后,還有康佳通過在美國硅谷建立的研發中心掌握數字電視機的核心技術,華為在硅谷等地建立科研所提高自身的研發能力,上海復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日本等地建立合資企業將先進技術轉移至國內,等等。因此,在以后的對外投資活動中,技術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重中之重。本文的研究證實,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中,發達國家對技術尋求型企業的吸引力非常大。因此,我國要擴大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可以通過并購發達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在其境內建立研發所、與當地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合資、雇用當地的高技術人才等方式學習和引進這些發達國家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很多技術尋求型企業雖然實現了獲得先進技術的目標,但是在收益方面可能存在損失,因此,政府要為這類企業提供資金等方面的支持,確保其有良好的發展空間。3.積極推動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世界制造業大國,我國的某些行業,特別是制造業陸續出現了產能過剩、生產成本上升等問題,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推動了我國制造業的海外轉移行為,即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但是我們的研究發現,我國效率型對外直接投資特征不顯著,這說明這種類型的投資份額較少。我國向海外轉移的重點行業,一部分是產能過剩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例如紡織、電器等;另外一部分是具有核心競爭力、實現標準化生產的行業。開展這些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既可以實現落后產能的轉移,又可以化解產能過剩和成本上升的壓力,還能夠通過利用地區要素價格差異實現全球一體化布局。因此,我國應該加強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加大對亞、非、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地區的投資。這樣,一方面可將過剩的產能轉移出去;另一方面,還可以轉移一部分貿易順差。
作者:張慧黃建忠單位:上海海關學院海關管理系廈門大學經濟學院